卢润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普洱的醇厚在舌尖化开，他把茶杯放在桌上，杯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然后他靠在椅背上，目光从三位特使脸上一一扫过。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子一样钉在对方的耳膜上：
你们三位，代表各自的政府来跟我谈合作。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
他顿了一下，目光落在英国特使领口那枚勋章上，然后移开。
是凭你们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凭你们在马来半岛被山下奉文打得全军覆没的十万英军？凭你们在东印度群岛被鬼子海军陆战队连根拔起的油田？还是凭你们在本土已经沦陷的流亡政府？
荷兰特使的脸色变了。他刚要开口反驳，卢润东抬手制止了他。
你们以为现在还是庚子年？你们觉得你们还能用炮舰政策来跟中国人说话？这里是仰光，这座城市是中国人打下来的，曼德勒是中国人打下来的，内比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整个缅甸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打赢了。你们站在这里，是因为你们打输了。输的人没有资格跟赢的人谈条件。
他站起来，走到行军桌前，低头看着坐在对面的三位特使：你们想让我出兵帮你们守殖民地，可以。但你们拿什么来换？贸易权？港口使用权？军费？这些东西我不需要。我要的东西，你们给不起——或者说，你们不敢给。
英国特使的手指停止了敲击桌面。他抬起头看着卢润东，沉默了一会儿，语气里的傲慢收敛了几分，但依然带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强势——他是在为自己身后那个正在崩塌的帝国，争取最后一点体面：将军到底想要什么？
卢润东没有回答他。他只是挥了一下手，对张熊大说了一句话：送客。让他们回去问问各自的总督——他们的殖民地，值多少钱？
张熊大上前一步，做了个请的手势。三位特使面面相觑，英国特使张嘴想说什么，被荷兰特使用眼神制止了。三人起身告辞，脚步声在仓库的水泥地上渐渐远去。
走出仓库时阳光刺眼，码头上工兵们还在清理废墟，推土机的轰鸣声淹没了他们的脚步声。
当天晚上，三位总督分别收到了各自特使的报告。
英国总督看完报告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给伦敦发了一封加急电报，用词是他在任二十年来最直接的一次。
法国总督把报告放在桌上，对参谋长说了一句话：他不是在谈判，他是在开价。
荷兰总督看完报告之后一拳砸在桌上，把咖啡杯震得叮当响。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订船票，去仰光。
副官问：特使刚被赶出来，总督亲自去会不会也被拒之门外？
荷兰总督睁开眼睛，看着副官：那也得去。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副官没有回答。窗外夜幕笼罩下的新加坡、河内、巴达维亚，三座殖民城市沉浸在热带潮湿的夜色中。
而仰光港口的仓库里，灯火依旧通明。
卢润东正站在地图前，用红笔在马六甲海峡的位置上缓缓画下一个圈。笔尖在纸面上留下一条完整的弧线，首尾相接。
三位特使回到各自的驻地之后，发给各自总督的报告措辞不同，但核心意思惊人地一致：卢润东拒绝了所有合作提议，态度强硬，没有留任何谈判余地。
英国特使在报告里加了一段个人判断——他认为卢润东是在虚张声势，目的是抬高价码。
他在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加了一行手写注：此人有恃无恐，不可等闲视之。但我仍认为他的底线比他所表现的更低——我们可以再压一压。
法国特使的报告则更加悲观。
他在报告中写道：此人不是军阀，不是政客，是一个知道自己手里有什么牌、也知道对手手里没有牌的人。跟这种人谈判，任何虚张声势都会被当场剥光。
荷兰特使的报告最简单，只有一行字，像一把刀直接插在桌面上：他要的不是钱，是殖民地本身。
三位总督各自做出了判断。
英国总督史密斯在仰光沦陷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军队的动向。他的情报官员每天送来的简报里，卢润东的部队正在仰光休整、整编、补充物资。
工兵正在抢修从曼德勒到仰光的铁路支线，重型装备的运输车源源不断地从北方驶来，在仰光港的码头上卸货。如果卢润东真的打算继续南下，仰光只是他的前进基地，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新加坡。
史密斯判断——与其等着被卢润东的部队绕过，不如趁他还在仰光休整的时候亲自登门，争取在谈判桌上划定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界线。
法国和荷兰的总督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与其被动等待、被一步步挤压出局，不如主动登门。毕竟上一次特使被赶出去，是因为级别不够；这一次总督本人到场，卢润东至少得给个面子。
两天后，三位总督联袂抵达仰光港。
这一次他们没有派特使，没有提前发外交照会，只是各自带了一名副官和一名翻译，乘坐一艘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从新加坡出发，沿马六甲海峡北上，在仰光港靠岸。
驱逐舰靠码头时，旁边的运输船正在卸货，吊臂把一箱箱军火从船舱里吊出来，落在码头上发出沉闷的轰响。
水兵们在甲板上列队，但没有军乐队，没有升旗仪式。
码头上还在清理废墟，推土机的轰鸣声和铁锤敲击钢梁的叮当声混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柴油燃烧的焦味和被炸毁仓库里橡胶焚烧的刺鼻气味。
三位总督穿过硝烟未散的街道，在港口区那栋英式仓库门口被张熊大拦了下来。张熊大站在门口，两手垂在身侧，目光从三人脸上依次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