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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21日,上午八时,沈阳城防司令部旧址

林锋推开会议室的门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长桌两侧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的指挥员,有些他认识——三纵的赵德柱,四纵的李振国,七纵的王永胜——有些只在作战会议上打过照面。正对门的位置空着,墙上的巨幅东北全图还保持着三天前的态势标注,蓝色箭头从锦州、黑山、辽西一路指向沈阳,现在整张图已经没有敌我界线了。

司令员还没到。

林锋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周大海跟在他身后,独臂搬椅子的动作有些笨拙,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上校起身帮了一把。周大海点头道谢,那人回礼时多看了他空荡荡的左袖一眼,什么都没问。

八点十五分,会议室的门再次推开。

所有人起立。

司令员走到正位,没有立刻坐下。他环视一圈,目光从每张脸上掠过,最后落在那幅东北全图上。

“坐。”

椅子挪动的声音参差错落。有人掏出笔记本,有人拧开钢笔帽,有人把茶杯盖轻轻掀开又盖上。

司令员没有坐。他背对众人,依然望着那幅地图。

“四十七天前,”他说,“九月十二日,北宁线打响。那个时候我们在座这些人,包括我自己,没有谁敢打包票说,四十七天后我们能坐在这里开会。”

会议室里很安静。窗外隐约传来军管会卡车的喇叭声,有人在指挥交通。

“锦州打了三十一个小时,伤亡两万四千人。”司令员继续说,“黑山打了五天,伤亡一万八千人。辽西围歼打了三天两夜,歼敌十二万,我们自己也搭进去七千多条命。”

他转过身。

“沈阳是最后一块骨头。啃下来之前,很多人都说至少要打十天半个月。”

他的目光扫过林锋。

“昨天凌晨五点十五分,攻城部队从四个方向突入市区。下午三点,城防司令部投降。晚上七点,市区所有抵抗据点全部肃清。”

他停顿了一下。

“三十八个小时。”

会议室里依然安静。有人轻轻吐出一口气。

司令员在椅子上坐下,把一份薄薄的文件夹推到桌中央。

“这是今天早上总部发来的战果统计。”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辽沈战役,从九月十二日到今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共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

他翻开第一页。

“俘虏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以下将官一百八十六名。缴获各种火炮七千余门,坦克、装甲车三百余辆,飞机十六架,各种枪械二十余万支,电台九百余部,弹药、被服、粮秣不计其数。”

他一页一页地翻。

“收复城市十四座。包括锦州、长春、沈阳。”

他合上文件夹。

“东北全境,解放了。”

没有人鼓掌。没有人欢呼。会议室里依然是安静的,安静得像松花江结冰前的最后一段流水。

七纵司令员王永胜摘下眼镜,用袖子慢慢擦拭。四纵参谋长李振国低着头,钢笔在笔记本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墨痕,又划了一道。三纵的赵德柱没动,眼睛望着窗外,望着沈阳城里那些正在冒烟的烟囱。

林锋没有说话。

他想起四年前湘西那个四月,他第一次用缴获的97式狙击步枪瞄准镜观察日军阵地。镜片里全是泥泞、硝烟和横七竖八的尸体。那时候他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他又想起黑山阻击战最后一个夜晚,“夜莺”顾小莺趴在他旁边的弹坑里写信。她问他:“林队长,等胜利了,你第一件事想干什么?”

他说:“睡觉。”

顾小莺笑起来,血从嘴角渗出来,她都没察觉。

“我想回家。”她说,“我娘还在上海,八年没见了。等沈阳解放了,我就请假回上海,给她买一双新棉鞋。”

她没等到沈阳解放。

林锋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司令员合上文件夹,没有再说战果的事。

“下面说下一阶段的任务。”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总部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二月底前完成休整补充,一月上旬开拔入关。”

他拿起指示棒,点在长城线上。

“目标:平津。”

会议室里响起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

司令员继续说:“总部已经批准了特种作战旅扩编方案。林锋。”

林锋站起身。

“你那个旅,从即日起正式扩编为东北野战军直属特种作战纵队,你任司令员,陈启明任参谋长。”司令员看着他,“兵力补充至四千人,装备优先配给。明年入关作战,你们纵队负责全军先遣侦察和重大目标破袭任务。”

林锋立正。

“是。”

司令员点点头,示意他坐下。

“各纵队任务分配下午由参谋长具体传达。”他说,“现在,谁还有问题?”

没有人举手。

“散会。”

指挥员们陆续起身。椅子挪动声、脚步声、压低的交谈声渐渐充满了会议室。有人走到地图前仔细看那些已经作废的敌我态势标注,有人聚在一起低声讨论补充兵员的事,有人掏出烟盒互相递了一圈。

林锋没有动。

周大海站在他身后,也没有动。

司令员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路过林锋身边时停了一下。

“阵亡名录,”他说,“总部政治部看过了。写得很好。”

林锋抬头。

“他们问,能不能把‘夜莺’顾小莺那封没寄出去的信,节选一部分登在《东北前线》报上。”

林锋沉默了几秒。

“可以。”他说。

司令员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走出会议室,走廊里传来和参谋长低声交谈的声音,越来越远。

林锋站起身。

周大海跟在身后,走了几步,忽然开口。

“旅长——不,司令员。”

林锋没回头。

周大海顿了顿。

“晚上我们去看看老胡他们吧。”

林锋停住脚步。

“好。”他说。

上午十时,沈阳站货场

李文斌站在站台上,看着工兵连的人把最后一箱设备吊进货厢。

这是从兵工厂拆运的第三批高精度机床。昨天凌晨到今天上午,军工部的人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能搬动的、有价值的所有设备都清点、编号、装箱、起运。目的地是哈尔滨,那里有东北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老周站在旁边,手里攥着那叠发货运单,有些舍不得。

“李同志,那台龙门铣非得现在运走吗?咱们厂里刚把它装好……”

李文斌看了他一眼。

“老周,那台铣床加工炮管膛线的精度,整个东北找不出第二台。哈尔滨那边的炮弹厂,现在一个月产能三千发,有了这台铣床,下个月就能翻一番。”

老周不说话了。

李文斌把目光转回车厢。工兵们正在用木方固定设备箱,钢丝绳勒进手掌,没人喊疼。

“老周,”他说,“机器是你的命,这话我信。但命不在一台机器上,命在咱们能造多少炮弹、打多少胜仗上。等平津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你要多少台龙门铣,国家给你造多少台。”

老周沉默了很久。

“李同志,”他低声说,“您说,全国解放还得多久?”

李文斌没回答。

他望着那列装满设备、即将驶向北方的列车,望着站台上往来穿梭的军人和工人,望着远处沈阳城渐渐升起的炊烟。

“快了吧。”他说。

上午十一时,铁西发电厂

孙德胜最后一次检查完主控室的全部仪表,把值班日志翻到新的一页。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天气晴,室外温度零下三摄氏度。一号机组运行正常,二号机组运行正常。今日发电量预计可达昨日百分之一百一十。”

他写完,把钢笔插回胸袋,合上日志。

陈树人站在操作台另一侧,没有说话。

“陈工。”孙德胜说,“交接手续在军管会,下午两点。”

“我知道。”

“以后这厂子就归你管了。”

陈树人看着他。

“你呢?”

孙德胜没有回答。他把值班日志放进柜子,锁好,钥匙放在柜顶最显眼的位置。

“我犯过罪。”他说,“民国二十九年,日本人要扩建电厂,我签了字。民国三十五年,国民党要我给城防司令部供电网图,我交了。前天我还差点亲手炸了这座厂。”

他顿了顿。

“两条人命,一笔糊涂账,够毙我三回的。”

陈树人没有说话。

孙德胜把工作服的扣子一颗一颗解开,脱下,叠好,放在椅子上。

“但昨天我想通了。”他说,“毙了我,电厂不会多发一度电。留着我这双手,至少还能修三年锅炉。”

他转身,看着陈树人。

“三年后,该还的债我还清了,是杀是剐,我听政府发落。”

陈树人伸出手。

“三年太长。”他说,“你先把锅炉房的汽轮机修好。那台机器哼哼了两个月,我听着难受。”

孙德胜愣了一下。

然后他握住那只手。

两只手都布满老茧,都是三十二年前第一次摸到扳手时留下的印记,都曾经在这座电厂无数个夜晚并肩作战。

“下午两点。”孙德胜说。

“下午两点。”陈树人说。

下午一时,机床厂食堂

刘永昌没有去打饭。

他坐在三号车间门口的台阶上,膝盖上摊着那本翻烂了的设备账册。阳光很好,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账册发黄的纸页上。

老王头端着一碗饭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刘师傅,您还没吃。”

刘永昌没抬头。

“不饿。”

老王头把饭碗放在他膝盖边,没有催促。

“陈师傅说,下午军工部的人来,要把零零三二的保养记录带走。”

“让他们带。”刘永昌说,“原件带走,复印件我留了一份。”

老王头点点头。

“刘师傅,”他过了一会儿说,“您说,这账册还记不记了?”

刘永昌翻页的手停了一下。

从民国二十六年到现在,这本账册记了十二年。每一台设备进厂、维修、保养、大修,每一笔零件出入库,每一个技工经手的活儿,他都记在上面。日本人来的时候他记,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也记,有时候用钢笔,有时候用铅笔,有时候偷偷撕下一页塞进墙缝里。

他没想过不记。

“记。”刘永昌说,“以后接着记。”

他把账册合上,终于端起那碗凉透的饭。

“老王头,”他扒了一口饭,“你说,等全国解放了,咱们厂还造机床不?”

“造吧。”老王头说,“不造机床,坦克炮管哪儿来?炮弹壳哪儿来?”

刘永昌点点头。

他咽下那口饭,又咽下一口。

“那就好。”他说。

下午四时,沈阳城东,临时烈士陵园

林锋站在第二百六十七座新坟前。

说是坟,其实只是一排排整齐的土堆,每个土堆前立着一块临时赶制的木牌。木牌上用毛笔写着姓名、籍贯、牺牲时间、生前职务。字迹工整,是政治部的文书熬了三个通宵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周大海跪在顾小莺的坟前,用仅有的一只手给坟头添土。

他的动作很慢,土从指缝漏下,落在木牌底座边,落在他膝盖下的枯草上。

“夜莺,”他说,“沈阳解放了。”

风很大,把他的话吹散了一半。

“你娘那边,政治部已经联系上了。上海还没解放,但地下党的同志给她捎了信,说你在部队立了功,说你是英雄。”

他把最后一捧土拍实在坟头。

“信里没写你已经不在了。我们不敢写。”

他站起身,退后两步,站进队列里。

林锋站在最前面。

他手里没有花。烈士陵园刚建,还没来得及种花。他只有一张纸,是从顾小莺遗物里找到的那封没写完的家信。

他展开信纸。

“娘:

见字如面。

部队又要打仗了,这是到东北后第三次大仗。连长说这回是要打大仗,打完沈阳,东北就全解放了。连长说等解放了,就给我批假,让我回上海看您。

娘,您腿还疼吗?上次托老乡捎回去的虎骨膏您收到了没有?那是我用三个月的津贴托人从哈尔滨买的,连长说那是真虎骨,不是假的。您一定要记得贴,阴天下雨前贴,贴两天停一天,别舍不得。

娘,我在部队很好,吃得饱穿得暖,连长和战友都待我像亲妹妹。我们连长是个怪人,本事大得很,但从来不吹嘘。有时候他一个人坐着,眼睛看着远处,一看就是小半个钟头。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不敢问。

娘,我攒了三十七块钱,都在这封信里了。您拿去买双新棉鞋。东北的冬天真冷啊,我想上海了,想弄堂口那家生煎包,想黄浦江边的风,想您给我做的那件蓝布棉袄。那件棉袄我还在穿,补了两回,还能再穿两年。

娘,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看您。

您等着我。

女儿 小莺”

林锋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

周大海在身后哑声问:“司令员,这信……寄吗?”

林锋望着那块木牌。

“寄。”他说,“上海解放那天寄。”

他把信封揣进怀里,转身。

夕阳正在西沉,把陵园里两百六十七块木牌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铺在冻硬的土地上,像一条条指向南方的路。

林锋走出陵园。

身后,周大海带着剩下的战士,向那些沉默的木牌敬礼。

风停了。

傍晚六时,沈阳站

最后一列军用专列正在上客。

车厢是闷罐车,铁皮门敞着,战士们挤坐在行李卷上,步枪靠在两腿之间。有人借着昏暗的光线写家信,有人靠着车厢板打盹,有人凑在一起小声聊天。

“听说平津那边比东北还冷。”

“冷怕啥,咱从松花江打到辽河,还怕冷?”

“北平是文化古都,可不能像打沈阳这么打。”

“那当然,旅——司令员说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站台上,林锋站在车门边。

周大海已经上了车,独臂扒着门框,回头看他。

“司令员,还不走?”

林锋没动。

他在等人。

站台另一端,沈寒梅提着药箱快步走来。

她穿着军装,外面套一件半旧的棉大衣,帽檐下露出几缕被风吹乱的碎发。走到近前,她没有说话,只是站进他身边的位置。

“药品装车了?”林锋问。

“装了。四十三箱盘尼西林,二十套手术器械,够用两个月。”

林锋点点头。

沈寒梅抬眼看他。

“你肩膀的伤,到北平之前必须换药。”

“知道。”

“不许自己拆纱布。”

“知道。”

她没再说什么。两人一起上了车。

铁皮门在身后隆隆合上,只留一道半尺宽的缝隙,透进站台上最后一缕暮色。

汽笛长鸣。

列车缓缓启动。

林锋坐在靠门的位置,从那道缝隙里望着沈阳城渐远的轮廓。

发电厂的烟囱还在冒烟。机床厂的吊车还在运转。兵工厂的仓库门前,红旗在晚风里猎猎作响。

四十七天。

四十七万二千敌军。

两千七百四十三名战友,再也没能登上这列南下的火车。

列车越开越快,沈阳城的灯火渐渐模糊成一片温暖的光晕,最终消失在冬夜深处。

沈寒梅没有问他在想什么。

她只是把军大衣脱下来,轻轻披在他肩上。

夜里十时,列车驶过辽河大桥

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均匀而沉重。

车厢里大部分人已经睡了。周大海靠着行李卷发出轻微的鼾声,李文斌抱着枪坐在角落里闭目养神,小赵蜷成一团睡得毫无防备,脚丫子伸出毯子外面。

林锋没有睡。

他从怀里摸出那本已经卷边的阵亡名录,借着车厢通风口漏进来的月光,翻开第一页。

王大锤。湘西雪峰山,1945年4月。

李石头。湘西龙潭镇,1945年5月。

孙富贵。四平,1946年4月。

赵小栓。四平,1946年4月。

王猛。四平外围破袭战,1947年2月。

李根壮。一下江南战役,1947年3月。

陈三水。黑山阻击战,1948年10月。

顾小莺。黑山阻击战,1948年10月。

胡老疙瘩。阜新城攻坚战,1948年10月。

吴国栋。黑山阻击战,1948年10月。

孙德胜。黑山阻击战,1948年10月。

两百六十七个名字,两百六十七条命。

他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还是空白的。

林锋把名录合上,抬头望着那道半尺宽的门缝。

月光从缝隙漏进来,冷而白。

他想起1945年4月,雪峰山那条泥泞的战壕。王大锤班长最后一次踹他屁股,说“林二狗,装什么怂包”。李石头默默塞给他半块烤红薯,自己咽着口水说“不饿”。赵小栓蹲在角落里抖得像筛糠,还硬撑着说“班长我不怕”。

那三个人,一个都没能活过1946年。

他想起1947年冬天,一下江南战役前夜。周大海还没有失去左臂,还在跟胡老疙瘩争谁带的爆破组冲锋更快。顾小莺蹲在雪地里写信,边写边笑,钢笔冻住了就在嘴里哈热气。

那些人,也有一大半没能活过1948年。

车厢晃动了一下。

林锋靠在车厢板上,闭上眼睛。

耳边是车轮有节奏的轰响,是战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是风从门缝挤进来时尖锐的哨音。

他忽然想起司令员上午在会议上说的那句话。

“东北全境,解放了。”

解放了。

这四个字,二百六十七个人没能亲耳听到。

但林锋知道,他们会听到的。

在他们牺牲的每一道战壕、每一处高地、每一条炸断的铁轨旁,那些来不及写进战报的名字,都在今夜这列南下的火车上。

车轮碾过铁轨。

向北是故土,向南是战场。

1948年11月21日,夜十一时。

东北野战军特种作战纵队司令员林锋,率领他的部队,越过辽河,越过长城,越过那个用二百六十七条命换来的、完整的冬天。

他们的前方,是平津。

他们的前方,是淮海。

他们的前方,是长江。

他们的前方,是一个崭新的、正在晨光里徐徐展开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