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2日，晨七时，新民县临时驻地
林锋是被笔尖划破纸张的声音吵醒的。
他睁开眼。窗外的天刚蒙蒙亮，屋里还烧着昨晚的炉子，炭火将熄未熄，透出最后一点暗红的光。
周大海坐在靠窗的条桌前，背对着他，右手里攥着一支铅笔，正对着一张摊开的地图写写画画。他写得很慢，每写几个字就要停下来，把铅笔换到左手，又觉得不对，再换回右手。空荡荡的左袖管垂在椅侧，随着他身体的轻微晃动轻轻摇摆。
“写什么？”林锋坐起身。
周大海回头，愣了一下。
“吵着您了？”
林锋没答，披上大衣走过去。
桌上摊开的是黑山阻击战的地形图，上面压着十几页草稿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些是战况记录，有些是火力配置，有些是人员伤亡统计。纸张边缘画着箭头、圆圈和问号，还有大片大片的涂改痕迹。
周大海用右手食指指着其中一段，念出声来：
“十月二十三日，拂晓。敌新六军一六九师以两个营兵力，在十二辆坦克掩护下，向我101高地发起第三次冲锋。我守备部队为一个加强连，兵力一百三十七人，坚守阵地六小时，击退敌军四次进攻，毙伤敌约二百人，自身阵亡二十九人、重伤三十一人……”
他停了一下，铅笔尖在“三十一人”下面重重划了一道。
“这个数字不对。”他说。
林锋看着他。
周大海把那张纸推到一边，翻开另一页。
“卫生队的战地记录上写的是三十三人。有两个重伤员是在撤下阵地三小时后牺牲的，应该算阵亡。”他的声音有些哑，“我记错了。”
林锋没有说话。他拉过一把椅子，在周大海对面坐下。
周大海没有抬头。他继续写着，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敌军第四次进攻被击退后，我连弹药消耗百分之七十三。其中步枪弹消耗最剧，达百分之八十一。迫击炮弹尚有库存，但因炮管过热，连续射击精度下降明显……”
“你在写战斗总结？”林锋问。
“不是总结。”周大海说，“是检讨。”
他把铅笔放下，终于抬起头。
“旅长——司令员，我这几天一直在想，黑山那一仗，我们犯了多少错。”
他指着地图上101高地周边的几处标注。
“第一，兵力配置。我们把主要火力集中在正面，侧翼只有两个班。敌军第三次进攻就是从这里迂回的，差一点就切断了我们和主阵地的联系。”
他的手指移到另一处。
“第二，弹药管理。战斗打到第三天，步枪弹就快见底了，但每个战士的携行具里还装着两枚没用上的反坦克手雷。那些手雷是打坦克用的，敌军坦克在第一天就被我们敲掉了七辆，后面三天再没敢靠近五百米以内。为什么不提前把手雷集中起来、换成步枪弹配发各阵地？”
他停顿了一下。
“第三，预备队投入时机。十月二十四日拂晓，敌军发动总攻前，我担心前沿撑不住，提前把作为预备队的两个班拉上了主阵地。结果敌军真正的突破方向是左翼，等我想调兵过去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机动兵力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那一仗，左翼守备连伤亡四十三个人。其中有一多半，是在我军援兵到达前二十分钟牺牲的。”
林锋没有说话。
周大海把铅笔放在桌上，两只手——右手的五指，左手齐腕断掉的残肢——都压在桌沿上。
“司令员，”他说，“这三年我打了多少仗，我自己都数不清。可我从没像这几天这样，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全是那些牺牲的弟兄的脸。”
他低着头，看不见表情。
“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白死的。我想知道我的那些错，有没有让本来能活下来的人没能活下来。”
炉子里的炭火发出一声轻微的爆裂。
林锋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新民县普通的农家院落，几间土坯房围成的小院，墙根堆着金黄的苞谷，一只黑狗卧在柴垛边打盹。远处隐约传来出操的口令声，是特种纵队直属侦察营在晨练。
“周大海，”林锋没有回头，“你打了三年仗，立过两次特等功、四次一等功，失去一条胳膊，带出来的兵能从连扩编到旅。你觉得你那些牺牲的战友，需要你替他们检讨吗？”
周大海没有说话。
林锋转过身。
“他们不需要你检讨。他们需要你把仗打赢。”
周大海抬起头。
林锋走回桌边，拿起那叠写满字的草稿纸，一页一页翻过去。
“但你刚才写的这些，每一条都对。”他说，“兵力配置、弹药管理、预备队投入时机，这些都是经验。是用命换来的经验。”
他把草稿纸放回桌上。
“你是特种作战纵队的副司令员。你的责任不是替死人后悔，是让活人不用再犯同样的错误。”
周大海沉默了很久。
他伸手把那叠草稿纸拢在一起，理齐，用右手按着边角，左手残肢压住纸面。
“司令员，”他说，“我想把这些整理出来，编成教材。”
“好。”
“不光黑山这一仗。从1946年四平开始，我们打过的每一仗，胜仗败仗、经验教训，我都想写下来。”
“好。”
“以后纵队新兵入伍，第一件事不是练射击，是先读这个。”
林锋看着他。
“你自己写。”
周大海点点头。
他把那叠草稿纸收进抽屉，站起身，把军装扣子一颗一颗系好。空荡荡的左袖管被他别进腰带里，露出的一截在晨光里白得刺眼。
“司令员，”他说，“我去出操了。”
“去吧。”
周大海推门出去。院子里传来他和战士打招呼的声音，黑狗被脚步声惊醒，摇了摇尾巴，又趴回去继续打盹。
林锋站在窗前，看着周大海走进晨雾里，独臂挥动指挥旗的身影渐渐模糊。
他转身，拿起桌上那叠周大海写的检讨，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上午九时，特种作战纵队临时指挥部
陈启明已经把沙盘架好了。
这是一间腾空的正房，原本是房东儿子的婚房，炕上的新被褥刚卷走，炕桌还没来得及撤，就直接当了参谋作业台。沙盘是连夜赶制的，新民县城及周边地形一目了然，连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都捏了模型插在相应位置。
林锋进门时，陈启明正趴在一张摊开的作战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注着什么。
“司令员。”陈启明抬起头，把铅笔夹进地图折页里，“总部刚送来一批新资料。”
他指着炕桌边一摞半尺高的文件袋。
“平津地区敌情汇总。傅作义部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后勤补给线路，还有一些北平地下党送来的情报。总参谋长亲笔批示，要求咱们纵队在一周内拿出战役侦察方案。”
林锋走过去，拆开最上面的文件袋。
第一页是北平城防示意图。城墙厚度、城门位置、护城河宽度、外围碉堡群分布，都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注得清清楚楚。图的右下角盖着一枚圆形印章，印文是“绝密·平津前线指挥部”。
林锋看了片刻，把图纸放在沙盘边。
“你怎么看？”
陈启明没有立刻回答。他把那摞文件袋挪到一边，手指在沙盘边缘轻轻敲了两下。
“司令员，”他说，“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
“想什么？”
陈启明沉默了一会儿。
“想我们这三年打的仗。”
他指着沙盘上代表新民县城的模型。
“1946年四平，我们是连级规模，任务是在防线侧翼打游击。1947年一下江南，我们是营级规模，任务是在主力正面进攻前先拔钉子。1948年辽沈战役，我们是旅级规模，任务已经变成独立遂行战役级侦察破袭，甚至直接参与攻坚。”
他的手指从新民县城慢慢划向南方。
“现在是纵队规模，四千人。任务是什么？总部没说，但我不傻。”
他抬起头，看着林锋。
“平津是华北最大的城市群，北平是千年古都，天津是华北工业中心。总部把侦察方案交给我们做，不是让我们去炸城墙、掏指挥所的。”
他停顿了一下。
“是让我们研究——如何在不毁掉这座城的前提下，打赢这场仗。”
屋里安静了。
林锋没有说话。他拿起那北平城防示意图，又看了一遍。
“你在弗吉尼亚军校学过城市攻防。”他说。
“学过。”陈启明点头，“但那是在课堂上。教员教的是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攻占最具防御价值的城市核心区。案例有华沙、有布达佩斯、有柏林。没有一个案例是——如何保护一座千年古都的城墙不被炮火损坏，同时还要歼灭城内二十万守军。”
他把地图放下。
“没学过。”他说，“没人教过。”
林锋看着他。
“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陈启明走到沙盘边，把代表北平城区的模型框扶正。
“两条思路。”他说，“第一，围而不打，断其补给，迫其投降。北平城内物资储备有限，城防司令部估算最多支撑三个月。如果城外能完成严密包围、切断所有水陆通道，守军迟早会崩溃。”
“第二呢？”
“第二，”陈启明说，“如果必须在春节前解决战斗，那就只能打——但打法得改。”
他指着沙盘上北平城外的几个要点。
“丰台、通县、南苑、石景山。这些外围据点必须逐个拔除，但打法不是攻坚，是分割包围、局部优势、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把守军从坚固设防的城市核心区引诱到外围野战阵地，在运动战中歼灭其有生力量。”
他顿了顿。
“这个打法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需要时间。”陈启明说，“最短也要四十五天。如果傅作义死守不出，我们可能要在城外冻一个冬天。”
林锋没有立刻表态。
他把北平城防示意图折好，放回文件袋。
“陈启明，”他说，“你在美军顾问团待过，你觉得美国人在北平问题上会有什么反应？”
陈启明愣了一下。
“反应……”
“1948年11月，美国大选刚结束。杜鲁门连任，马歇尔卸任国务卿。国民政府乞求的美援，国会下个财年能不能批下来还是未知数。”林锋看着他，“你觉得华盛顿会为了傅作义的二十万人，赌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吗？”
陈启明沉默。
“不会。”他说。
“所以北平问题的关键不在美国，也不在傅作义有多少兵、北平城墙有多厚。”林锋说，“在傅作义自己。”
他站起身。
“围城是必要的，但围城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傅作义相信——除了和平交出北平，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启明没有说话。
他望着沙盘上那座精致的北平城模型，望着那些他亲手捏制的城墙、城门、护城河。
“司令员，”他低声说，“我有时候在想，我当年在美国学的那一套，到底有没有用。”
林锋看着他。
“火力优势、制空权、机械化推进、空地协同。”陈启明说，“我在莱文沃思堡学了两年，学的是怎么在绝对的装备优势下打赢战争。可是我们有什么装备优势？”
他苦笑了一下。
“我们没有制空权。我们没有坦克集群。我们的炮火在国民党美械师面前只是勉强够用。我们的士兵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行军，脚趾冻掉了，爬起来继续走。”
他顿了顿。
“但我们打赢了。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东北全境解放。”
他抬起头。
“司令员，我投诚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带着先进战术来帮助解放军的。这两年我慢慢明白了，不是我在帮你们——是你们在教我。”
林锋没有说话。
陈启明把那摞文件袋整理好，放进公文包。
“司令员，”他说，“平津战役的侦察方案，我来起草。一周之内交第一稿。”
“好。”
陈启明拎着公文包走到门口，又停住。
“还有一件事。”他回过头，“昨天总部转发了一份电报，是华东野战军发来的，询问特种作战训练经验。粟裕司令员亲自签发的。”
林锋看着他。
“你怎么回？”
“我建议派一个教导组过去。”陈启明说，“人选已经拟好了，周大海带队，带五个有实战经验的营连级干部。时间暂定两周，主要讲授侦察破袭、城市巷战和狙击战术。”
林锋点点头。
“可以。”
陈启明拉开门，迈出一步，又停住。
“司令员，”他背对着林锋，声音有些低，“谢谢。”
林锋没有问谢什么。
陈启明大步走了。
上午十一时，临时驻地卫生队
沈寒梅在换药。
伤员太多，三间平房改的卫生队塞得满满当当，连走廊都支起了行军床。她蹲在一个年轻战士床前，一层层揭开被血浸透又干涸的纱布。
战士很年轻，看面相不过十八九岁，嘴唇干裂起皮，眼神有些涣散。他的右腿自膝盖以下被截去了，断肢处裹着厚厚的绷带，边缘渗出淡黄色的组织液。
“疼吗？”沈寒梅问。
战士摇摇头，又点点头。
沈寒梅没有多问。她用镊子夹起酒精棉球，动作极轻地擦拭伤口边缘。战士咬着下唇，额头的青筋暴起，但硬是没出声。
“你叫什么名字？”沈寒梅一边处理伤口一边问。
“马……马连生。”战士的声音沙哑。
“哪里人？”
“吉林扶余。”
“打哪一仗负的伤？”
“黑山。”战士说，“十月二十四号。101高地。”
沈寒梅的手顿了一下。
“我是周营长那个连的。”战士继续说，“那天晚上敌军摸上来，连长让我去传令，半路上炮弹落下来……我就记不得后面的事了。”
他把脸偏向墙里。
“医生，我的腿还能长出来吗？”
沈寒梅没有立刻回答。
她把最后一层纱布缠好，剪断，压紧。
“马连生，”她说，“你今年多大？”
“十九。”
“十九岁，少一条腿，不是你的错。”沈寒梅站起身，“但往后怎么活，是你的选择。”
战士没有回头。
沈寒梅端起换药盘，走向下一张病床。
身后，传来极轻的、压抑的抽泣声。
她没有停步。
中午十二时，纵队部食堂
林锋端着搪瓷碗在灶台边等打饭时，李文斌从外面挤进来。
“司令员，”李文斌压低声音，“兵工厂的人来了。”
林锋回头。食堂门口站着两个穿便装的中年人，手里拎着公文包，正被哨兵拦下盘问证件。
“让他们进来。”
李文斌小跑过去，和哨兵说了几句，把两人领到角落的空桌边。
林锋端着碗走过去。
“林司令员。”为首的中年人站起身，伸出手，“东北军工部沈阳办事处，姓常，常文山。”
林锋和他握了手。
常文山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上有洗不掉的机油印迹。他旁边那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姓韩，是他的助手。
“司令员，我们来是想汇报一下沈阳各兵工厂接收后的恢复情况。”常文山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表格，“时间紧，只能简单说几点。”
他把第一张表格推过来。
“沈阳兵工厂、文官屯火药厂、辽阳炸药厂，三处主要军工企业已全部由军管会接收。目前恢复生产的困难有三：一是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原厂工程师、技工约有三成去了关内，两成去向不明；二是设备损毁，沈阳兵工厂的关键机床被拆走五十七台，至今下落不明；三是原材料储备不足，火药厂库存的硝酸、硫磺只够半个月用量。”
他顿了顿。
“但也有好消息。沈阳兵工厂留下的技术人员中，有十七位是民国二十年前后入厂的老技师，平均工龄二十五年。他们这两天主动找军管会报名，要求复工。这是名单。”
林锋接过名单。
第一个名字是“王德厚”。备注栏写着：民国十七年入厂，专精炮管膛线加工，原沈阳兵工厂技师总长。
“这个王德厚，”林锋问，“现在在哪儿？”
“就在厂里。”常文山说，“前天还亲自动手，带着几个徒弟把那台德制龙门铣重新调试好了。”
林锋把名单放下。
“常主任，你们有什么需要纵队协助的？”
常文山和助手交换了一个眼神。
“司令员，我们想请特种纵队派几个人，去厂里给保卫科讲讲反特防谍。”他说得很直白，“沈阳虽然解放了，但潜伏的特务还不少。兵工厂是重点目标，我们担心出事。”
林锋点头。
“可以。下午我让保卫科的人去找你。”
常文山连连道谢，收拾文件准备告辞。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
“司令员，”他说，“王德厚师傅托我给您带句话。”
林锋看着他。
“他说，那台龙门铣，他保管了二十一年。日本人来的时候他藏在地沟里，国民党来的时候他拆散藏在煤堆里。现在交到解放军手里，他放心了。”
林锋没有说话。
常文山带着助手走了。
下午二时，特种作战纵队临时会议室
周大海主持的第一场战术复盘会，来了四十七个人。
大部分是纵队营以上干部，也有几个从各连抽调的资深班长。屋子不大，炕上地下坐得满满当当，后进来的只能站着。
周大海站在那张黑山阻击战地形图前。
“今天不讲胜仗。”他说，“讲败仗。”
他把铅笔点在101高地侧翼。
“十月二十四日拂晓。敌军从这条路线迂回，差点切断我们和主阵地的联系。当时我在主阵地，手里还有一个排的预备队。敌军突破侧翼十五分钟后，我才收到左翼守备连的求援信号。”
他把铅笔放下。
“为什么十五分钟？”
他自问自答。
“第一，通讯器材故障。战前检查时，左翼那部电台就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没当回事，只是让通讯兵换了备用电池。战斗打响后，电台彻底失灵，传令兵在炮火下跑了二十分钟才把消息送到。”
他顿了顿。
“第二，警戒疏忽。我判断敌军的主攻方向是正面，把侦察兵都派去了前出阵地，侧翼只留了两个观察哨。敌军迂回部队选择的地形正好是观察哨的死角，直到摸到阵地前沿三十米才被发现。”
他抬起头。
“这两个错误，都是指挥员的错。不是战士的错。”
会议室里很安静。
周大海继续说。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敌军总攻开始。我军弹药告急，我下令各阵地压缩火力，非精确瞄准不得开火。这个命令本身没错，错在执行时我没有强调清楚——‘压缩火力’不等于‘放弃火力’。”
他指着地图上几个阵地编号。
“三号、五号、七号阵地执行命令过于机械，在敌军试探性进攻时全程静默。敌军指挥官据此判断这几个阵地已丧失战斗力，随后集中兵力猛攻，差一点就撕开了防线。”
他停顿了很久。
“战后总结，这三个阵地弹药消耗量仅为平均值的百分之六十。他们的弹药箱里还躺着两千多发子弹，打完了吗？没有。但敌人已经冲上来了。”
他把铅笔放下。
“我没有在战前把‘何时必须开火’这个尺度讲清楚。这是我第三个错误。”
会议室里只有呼吸声。
一个连长举起手。
“周副司令员，您说这些，是……”
周大海看着他。
“是想让你们明白，”他说，“仗没打好，首先是指挥员的责任。不是什么‘敌军火力太猛’、‘我军装备太差’、‘地形不利’。首先是我周大海的问题，是我在判断、部署、执行上犯的错。”
他把那叠手写的检讨材料推到桌边。
“这是我这几天写的。不全面，肯定还有漏掉的。你们回去都想想，自己带的连队、营，哪一仗打得不好，哪一道命令下错了，哪一次侦察没到位，写出来，交上来。”
他顿了顿。
“不是为了追责。是为了以后再打仗的时候，少死几个弟兄。”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有人开始低头在本子上写字。
下午四时三十分，纵队部
林锋在整理文件。
阵亡名录摊开在桌上，他正把黑山阻击战最后一批核实的牺牲者信息填入空白栏。字迹很慢，每一笔都很用力。
“顾小莺。二十一岁。上海人。侦察营营长。1948年10月25日牺牲于黑山101高地。追记特等功，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葬于黑山烈士陵园第六区十七排三号。”
他写完，停了一下。
窗外传来收操的口令声。夕阳把院子里的积雪照成金红色，战士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整齐地从窗前掠过。
有人敲门。
“进来。”
门推开，是沈寒梅。
她手里拎着一包东西，放在桌边。
“你的换药。”她说。
林锋放下笔，解开军装领口。沈寒梅站在他身后，一层层拆开左肩的绷带。
纱布揭开时，她停了一下。
伤口在愈合。黑山留下的弹片划伤已经结痂，边缘的新肉是淡粉色的，不像两周前那样红肿发烫。但肩胛骨的位置还有一个凹陷——那是1945年湘西会战留下的旧伤，四年前烙铁烫过的痕迹早已淡成一道白印，可皮下组织终究是缺损了。
“还疼吗？”沈寒梅问。
“不疼。”
沈寒梅没有戳穿他。她把新纱布叠好，敷上药膏，一圈一圈缠紧。
“周大海下午开会的事，”她说，“卫生队都听说了。”
林锋没有说话。
“战士们私下在议论。”沈寒梅继续缠纱布，“有人说，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回见长官当着全纵队的面检讨自己。”
林锋还是没说话。
沈寒梅把最后一圈纱布压进领口，剪断。
“好了。”
林锋扣上军装。
沈寒梅收拾药箱，没有立刻走。
“林锋，”她说——她很少直呼他的名字，“你带兵四年，周大海跟你四年。他是跟你学的。”
林锋抬起头。
“他今天能在全纵队面前认错，不是因为他自己觉悟高。”沈寒梅说，“是因为四年来，你一直是这么做的。”
她拎起药箱，转身要走。
“沈寒梅。”林锋叫住她。
她停步。
林锋站起身，走到她面前。
“1945年湘西，”他说，“你问我那些战场急救知识是跟谁学的。”
沈寒梅看着他。
“我没说实话。”林锋说，“不是家传，不是自学的。”
沈寒梅没有说话。
林锋沉默了很久。
“以后我告诉你。”他说。
沈寒梅点点头。
她没有追问。
她推门出去。
林锋站在窗前，望着夕阳下出操归来的队伍。周大海走在最前面，独臂挥动，步伐稳健。李文斌跟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一本刚发的训练教材。陈启明夹着公文包从指挥部方向走来，边走边和参谋讨论着什么。
远处，沈阳城的方向，发电厂的烟囱还在冒烟，机床厂的吊车还在运转。
他回到桌边，拿起笔。
阵亡名录翻到新的一页。
“马德胜。四十二岁。黑龙江呼兰人。爆破营一连三班班长。1948年10月25日牺牲于黑山101高地。追记一等功。葬于黑山烈士陵园第六区十八排一号。”
他写完，把名录合上。
窗外，收操号响了。
1948年11月22日，傍晚六时。
东北野战军特种作战纵队的四十七名营以上干部，刚刚结束了一场三个小时的战术复盘会。他们走出会议室时，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叠空白稿纸。
周大海站在门口，目送他们走远。
炊事班的饭菜香味飘过来。院子里，黑狗终于睡醒了，摇着尾巴凑到灶台边，被炊事员用笤帚轻轻赶开。
林锋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周大海身边。
“司令员。”周大海说。
“嗯。”
“您说，平津那边，会比东北更难打吗？”
林锋没有立刻回答。
他望着南方渐暗的天际线，望着那些正在暮色里归巢的乌鸦，望着远处公路上偶尔驶过的军车，车灯在薄雾里划开两道淡黄的光。
“难不难，”他说，“不是城墙说了算，不是坦克飞机说了算。”
他顿了顿。
“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周大海没有说话。
他低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左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那只残肢别回腰带里，转身走向食堂。
“司令员，”他头也不回地说，“明天继续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