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8日，下午四时，皇姑区机床厂宿舍区
刘永昌家的油灯点亮得比平时早。窗户用厚厚的棉被遮住了，从外面看，只透出微弱的光。
炕桌上摊开着一张手绘的厂区平面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符号。林锋、刘永昌，还有另外三个老工人围坐在一起，气氛凝重。
“这是警卫排的宿舍。”刘永昌用粗糙的手指点了点图上西侧的一栋二层小楼，“一楼住兵，二楼住军官。李振邦住最东头那间，有个单独的卫兵在门口站岗。”
“武器装备呢？”林锋问。
“都在一楼库房。”说话的是个满脸麻子的中年汉子，姓陈，是厂里的钳工组长，“我徒弟在警卫排当伙夫，他说库房里有三十支美式冲锋枪，四挺轻机枪，还有两箱手榴弹。子弹不算多，大概每人能分到三个弹匣。”
“炸药呢？”
“这才是关键。”刘永昌压低声音，“李振邦没把炸药放在警卫排那边，而是分成了三份。一份藏在总装车间的废料堆里，一份放在办公楼的地下室，还有一份——最要命的一份——就在主车间那台德国进口的龙门铣床旁边。”
林锋的眉头皱紧了。把炸药放在最重要的机器旁边，这是铁了心要破坏。
“他怎么敢这么干？工人们不反对？”
“怎么不反对？”陈师傅苦笑，“昨天老王——就是看主车间的那个老保管——跟李振邦吵起来了，说那台龙门铣是厂里的命根子，动不得。你猜怎么着？李振邦直接掏枪顶着他脑门，说要是不听话，现在就毙了他。”
屋子里一阵沉默。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
“工人兄弟们的情绪怎么样？”林锋换了个角度问。
“憋屈。”刘永昌说，“但更多的是害怕。大家都有老有小，谁也不敢拿命去拼。不过……”
他顿了顿，看向另外两个工人：“不过要是有人带头，敢拼的人还是有的。我们几个老家伙私底下算过，真正能豁出去的，厂里至少有二十多人。都是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师傅，把厂子当自己家看的。”
林锋在心里快速计算。二十多个工人，加上自己这边的三个人，对抗三十多个武装警卫，胜算依然不大。但如果是智取，不是强攻……
“李振邦这个人，有什么弱点？”他问。
几个人对视一眼。
“贪。”陈师傅先开口，“这家伙来厂里不到半年，光从采购款里就捞了不少。我听说他在沈阳城里养了个小老婆，就住在中街那边。”
“怕死。”另一个姓赵的老工人补充，“每次去城里开会，都要带四个卫兵。在厂里走路，从来不走直道，都是绕来绕去，怕有人打黑枪。”
“好面子。”刘永昌说，“最恨别人不给他面子。上个月总工程师老吴在会议上顶了他几句，他记恨到现在，天天给老吴穿小鞋。”
林锋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贪、怕死、好面子——这是很多国民党军官的通病，也是可以突破的心理防线。
“如果……”他缓缓开口，“如果让工人们知道，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沈阳守不住了。如果让他们知道，破坏工厂是死罪，保护工厂是立功。如果让他们知道，李振邦自己早就准备好了退路，随时可能扔下他们跑路——你们说，工人们会怎么想？警卫排那些当兵的会怎么想？”
几个人眼睛亮了。
“攻心为上！”刘永昌一拍大腿，“林同志，你是这个意思？”
“对。”林锋点头，“我们人少，硬拼不明智。但我们可以制造舆论，瓦解对方的意志。李振邦的警卫排里，难道都是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那些当兵的也是人，也有家人，也不想死。”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其中一页：“这是我拟的几条宣传口号，你们记一下。”
油灯下，林锋的声音低沉而清晰：
“第一句：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第二句：保护工厂有功，破坏工厂有罪。”
“第三句：沈阳守不住了，卫立煌都准备跑了，你们还卖什么命？”
“第四句：李振邦在城里买了房子，随时准备扔下你们跑路。”
“就这四句，简单好记。”林锋说，“你们想办法，让这些话在厂里传开。食堂打饭的时候，厕所墙上，更衣室的柜子——哪里人多就在哪里传。不要署名，不要留痕迹，就让它像风一样刮遍全厂。”
陈师傅有些担心：“万一被李振邦查出来……”
“所以要巧妙。”林锋说，“可以装作无意中说漏嘴，可以写在小纸条上塞进别人的工具柜，可以在墙上用粉笔写然后马上擦掉。总之，既要让人听到看到，又不能留下把柄。”
他顿了顿，看向刘永昌：“刘师傅，您是老工人，德高望重。您能不能想办法，私下接触几个警卫排的班长？不要直接策反，就是聊聊天，问问他们老家在哪，家里有什么人，想不想回家。”
“这个我能办到。”刘永昌点头，“警卫排里有个副班长姓张，是河北人，跟我还算能说上话。他老母亲去年死了，都没能回去奔丧，心里一直有怨气。”
“就从这个人入手。”林锋说，“不急着让他倒戈，就是让他心里有想法。一旦人心浮动，李振邦的命令就不好使了。”
计划确定下来。几个老工人分头去准备，林锋留在刘家，继续完善细节。
窗外天色完全黑了。远处传来零星的狗吠声，还有隐约的汽车引擎声——大概是国民党军的巡逻车。
同一时间，铁西区发电厂医务室
沈寒梅终于见到了总工程师陈树人。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头发花白，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睛很亮。他坐在医务室的椅子上，张大夫正在给他量血压。
“陈工，您这血压又高了。”张大夫叹气，“不能再熬夜了。”
“厂里这个情况，我能睡得着吗？”陈树人苦笑，“孙处长今天又来找我，逼我签字同意停机检修——什么停机检修，分明是要找借口破坏机组。”
张大夫左右看看，压低声音：“陈工，这位是沈大夫，从外面来的。她有话跟您说。”
陈树人警惕地看向沈寒梅。
沈寒梅从药箱里拿出一个药瓶，放在桌上：“陈工，这是给您带的胃药。另外，还有人托我给您带句话。”
“谁？”
“城外的人。”沈寒梅直视着他的眼睛，“他们说，知道您想保住电厂，知道您是个有骨气的技术专家。他们还说，新中国需要您这样的专家，需要这座电厂。”
陈树人的手指微微颤抖。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你是……共产党？”
“我是医生。”沈寒梅没有正面回答，“但我确实是从城外来的。陈工，时间不多了。孙处长已经在主控室堆放炸药，一旦命令下来，整个电厂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废墟。”
“我知道。”陈树人的声音沙哑，“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一个搞技术的，手无寸铁，警卫处三十多条枪指着……”
“您有工人。”沈寒梅说，“厂里三百多个工人，大部分都听您的。还有张大夫这样的中层干部，还有锅炉房的老王、配电室的小李……他们都想保住电厂，只是缺一个带头人。”
陈树人沉默了许久。医务室里的挂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
“你需要我做什么？”他终于开口。
“第一，摸清炸药的具体位置和引爆方式。”沈寒梅说，“第二，组织可靠的工人，成立护厂队，随时准备控制关键岗位。第三，在必要的时候，配合城外的行动。”
“必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当您听到炮声的时候。”沈寒梅说，“那将是总攻开始的信号。到那时，您要做的就是在第一时控制主控室，切断炸药的引爆线路。”
陈树人站起身，在狭小的医务室里踱步。走了几个来回后，他停在窗前，望着外面漆黑的厂区。
“我干了一辈子电力。”他喃喃道，“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在这里。日本人时期忍辱偷生，国民党来了继续干……我就想啊，总有一天，这些机器能真正为咱中国人发电。”
他转过身，眼睛里闪着光：“沈大夫，你回去告诉城外的人。我陈树人，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住电厂。但要我做什么，得有计划，不能蛮干。”
“我们有计划。”沈寒梅从药箱夹层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条，“这是联络方式。每天晚上八点，厂区后门的垃圾堆旁边，会有人跟您联系。他会告诉您具体的行动步骤。”
陈树人接过纸条，看了一遍，然后划燃火柴，把纸条烧成灰烬。
“我记住了。”
晚上七点，大东区老刘茶馆后院
李文斌见到了兵工厂工会主席老周。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身材敦实，手上满是老茧。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
“李同志，情况不妙。”老周开门见山，“厂里库存的成品武器，已经被运走一大半了。都是半夜偷偷运的，连长步枪带子弹，装了十几卡车。”
“运到哪里去了？”
“不清楚。”老周摇头，“但肯定不是往城防工事运——要是补充前线，应该大张旗鼓才对。这么偷偷摸摸的，八成是当官的想私吞。”
李文斌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些卡车：“今天上午还有车出去。”
“对，那是最后一批了。”老周说，“现在厂里剩下的，主要是一些重型设备和半成品。但处长王麻子——就是管生产的那个——已经下令，让工人把关键机床拆解装箱，说是要‘转移’。”
“工人们听他的？”
“不听能咋办？”老周苦笑，“警卫连的枪顶着呢。不过我们也有对策——拆是拆了，但关键零件‘不小心’弄丢几个，螺丝‘刚好’滑丝了，线路‘莫名其妙’断了……反正就是拖，拖一天是一天。”
李文斌点点头。这是工人们常用的斗争方式，看似顺从，实则抵制。
“我们需要更主动的行动。”他说，“老周同志，您能不能组织一些可靠的工人，成立一个护厂小组？不公开活动，就暗中监视那些可能被破坏的目标。”
“这个能办到。”老周说，“厂里有七八个党员，还有二十多个积极分子，都是信得过的。”
“另外，警卫连那边，有没有可能争取一些人？”
老周想了想：“警卫连长是王麻子的亲信，不好办。但下面有几个班长和士兵是本地人，家里都在沈阳。他们应该不想看到厂子被毁——厂子没了，他们家人的生计也成问题。”
“就从这些人入手。”李文斌说，“不一定要他们反水，只要他们在关键时候犹豫、拖延，就足够了。”
两人又详细商议了具体的联络方式和行动步骤。茶馆外面传来打更的梆子声——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我该走了。”老周站起身，“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儿等您。到时候应该会有更多消息。”
“注意安全。”
“您也是。”
李文斌目送老周离开后院，消失在夜色中。他抬头看了看天空，乌云遮住了月亮，只有几颗星星隐约可见。
沈阳城的夜晚，表面平静，底下却是暗流汹涌。
三个关键目标，三组人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攻心。
瓦解敌人的意志，争取中间的力量，发动群众的力量。
这不是枪炮的战争，而是人心的战争。
而在这场战争中，林锋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用最特别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总攻铺平道路。
夜还很长。
但黎明，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