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近侍局\/行枢密院
金朝的特务机构主要包括近侍局与行枢密院
?近侍局?：负责皇帝近侍事务，承担信息传递、情报收集及决策参与职能，在金朝后期逐渐演变为权力核心机构。 ?
?行枢密院?：行枢密院是枢密院的派出机构，始于金宣宗完颜珣时期，主要应对蒙古、西夏、宋朝战争及红袄军起义，具备军事指挥、地方节制与签军等职能。金国先后在抚州、会宁府、大同府等地设立行院，史载名目18处，实际存续16处，机构职官包括行枢密院事、都事等临时任命职位。作为枢密院的派出机构，负责军事指挥、地方节制及征兵事务，以应对不同战事。
?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完颜亮将都城由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迁往燕京（今北京），金国对北部边陲的统治变得薄弱，为了防御北部民族的反金运动与侵扰，金国在北边开筑界壕以作防御。完颜璟时期，北方部族起兵反金，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以后，金国为巩固西北边陲 ，始置行枢密院于抚州（今内蒙古兴和城），其后又置行枢密院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完颜永济时，为防御蒙古的入侵，又建行枢密院于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完颜珣时期，外有蒙古、西夏、宋的战事，内有红袄军起义不断，完颜珣于是在各地广设行枢密院。行枢密院是应战事的需要而设，见诸史籍的金国行枢密院的名字多达18个，分别为：抚州行枢密院、上京行枢密院、西京行枢密院、徐州行枢密院、归德行枢密院、陕西行枢密院、河南行枢密院、许州行枢密院、河北行枢密院、东平行枢密院、中京行枢密院、宿州行枢密院、邓州行枢密院、寿州行枢密院、镇宁行枢密院、陕州行枢密院、济州行枢密院、邳州行枢密院。这些行枢密院亦有前后相继、置所相同、名字不同的，如抚州行院与镇宁行院，河南府行院与中京行院等，去掉重复的部分，《金史》所载的行枢密院为16处。 除了军事职能外，行枢密院还有节制地方机构和签军、治理地方等职能。
对外情报活动
?间谍活动?：金国曾派遣间谍潜入南宋城市散播谣言，煽动百姓不满情绪，试图瓦解南宋统治。例如通过张贴贬低南宋统治、宣扬金国治理的文章激化民间矛盾。
元朝—枢密院
忽必烈建立蒙元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摄地方镇戍军队指挥权，在中央设立了枢密院，作为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管理机构，同时在边疆地区和中原腹地、各行省设行枢密院，监督、控制地方镇戍机构的运行，形成一套完整的军事管理体系。《元史·百官二》中载：「国初有征伐之事，则置行枢密院。大征伐，则止曰行院。为一方一事而设，则称某处行枢密院。」由此可见，自蒙元建立开始，因为作战，调动军队等军事行动，会在战区设置行枢密院，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为的是掌控军政之事，监督地方，及时向中央枢密院汇报，起到节制作用。
直到蒙元末期，蒙元在全国共设立了30余处行院。这种行院设置，最初往往都是与在各地之用兵作战有关，如忽必烈发动对中国南宋的侵略战争前后，就在长江沿岸军事要地，设置了四川、荆湖、东川、淮西、江淮等行院。行院大多并不持久，通常「事己则废」，有的直接废黜，有的则并入行省，也有部分行院未被撤销，而是与当地行政机构并立，分掌军务。行院在蒙元时期是临时性的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与废除没有常规，往往是因事而设，事毕则罢，某地方存在军事隐患即可设置，主要要随时控制地方的反元起义，维护统治的稳定。
枢密院亦有分支机构，据《元史·百官志八》载：「至正兵兴，四郊多垒，中书、枢密，俱有分省、分院：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枢密分院」条下列举的枢密分院有卫辉、彰德、直沽、沂州四处，均是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以后所置，这几处枢密分院应该是指中央枢密院的分院，主要集中在腹里地区。行枢密院的分院则有漷州枢密分院，龙凤四年（公元1358年），蒙元「以参知政事崔敬为山东等处行枢密院副使，分院于部州，兼领屯田事」。腹里地区的这几处枢密分院的设置主要是为应对与韩宋的战事。天佑元年（公元1354年），蒙元百万大军溃败于高邮张士诚，至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韩宋开始主动出击，大有直趋腹里之势，蒙元中央情急之前在卫辉、彰德、直沽等地置枢密分院，重重设防。第二年四月，又「以知枢密院事实理门分院济宁」，十一月，「河南陷，…又于沂州设分枢密院，以兵马指挥使司隶之」。枢密分院与行枢密院都是枢密院的分支机构，但也有不同之处，行枢密院的设置是为主动出击的「征伐之事」，而枢密分院更像是临时军事指挥中心，是为被动的防御而置。
明朝—锦衣卫
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四月十六日，前身是仪鸾司。
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锦衣卫各司房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中后期的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讨论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锦衣卫官职还兼有寄禄官的性质，大批带俸军官被安置进了锦衣卫及其他亲军卫所，世袭军职开始向世爵转化，而大量画师、工匠、翻译等特殊人才受到皇帝的赏识，却因为原有的官僚体系中没有对应的位置，于是这些人大多被安置进了接近皇帝的锦衣卫，文官群体也被纳入恩荫世袭锦衣卫的行列。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十六日，明太祖改仪鸾司为锦衣卫，其属有御椅司、扇手司、擎盖司、旛幢司、斧钺司、銮舆司、驯马司等七司，秩皆正六品。御椅、扇手等七司执行的无疑是仪仗职能。这些司的成员依旧是校尉，校尉主要任务是「专职擎执卤簿、仪仗及驾前宣召官员、差遣干办」。按照明代的制度设计，卫之下都设有镇抚司，主管本卫司法工作，设从五品卫镇抚二员；千户所下设所镇抚二人，从六品。镇抚司之下设司狱司，主持本卫监狱的管理工作。锦衣卫作为亲军卫，虽然地位特殊，但同样设有镇抚司。锦衣卫出现在一个特殊时刻。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胡惟庸案爆发，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先后卷入案中伏诛，御史台随即被撤销，作为御史台继承者的都察院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十月才成立。锦衣卫成立的时候，中央司法机构只有刑部和五军断事司以及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十一月才设置的大理寺和审刑司。
刑部等四机构可以审理的案件范围广泛，但唯独不包括官员谋反一类的大案。此时有权管官的机构只有察院，但察院所属监察御史只是负责监察的七品官，虽有揭发举报的职责，但没有审判权。此时追查胡惟庸余党的行动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中央机构中又没有专职的、可信赖的部门能独立处理此案，作为嫡系亲军卫，同时下属拥有完整司法部门的锦衣卫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可以说，锦衣卫介入卫外司法事务，是因其先天优势而在一个特殊时刻承担的额外工作，谈不上侵夺法司职权。镇抚司后来在职能上有所分化，直到成化十四年后，北镇抚司专理刑事，而南镇抚司职掌军匠诸事，形成了两个职事各异的平行机构。明廷为保证其审狱的独立性和保密性，北镇抚司治狱所得的供状，可以越过锦衣卫堂上官直接上达皇帝，这意味着北镇抚司在编制上虽隶属锦衣卫，实际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挂靠机构。以秘密侦缉为主要手段的锦衣卫监察职能从其诞生伊始就存在，但执行者仅限于行事校尉，且有相应的制度约束。锦衣监察与科道监察具有大体一致的功能，且互相制约，共同组成明朝的监察网络，明代的监察体系因此呈现出二元化倾向。由于独立于文官体系之外，士大夫群体始终对其怀有敌意。明中叶，锦衣卫的缉查重点逐渐转移到打击妖书妖言和「捕盗」方面，对文武官员的监察功能让渡给走到前台的东厂。
锦衣卫与明朝其他卫一样，设有千户所。明朝一般的卫都只统领五个千户所，即前、后、中、左、右千户所。由于锦衣卫的特殊地位，除了这五所之外，还设有其他千户所。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是入选力士大量到京，增置锦衣卫中左、中右、中前、中后、中中、后后六千户所分领。这六个千户所的设置，是锦衣卫第一次大规模扩编，共计11个千户所。专职养象的驯象千户所成立较晚。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三月，「置锦衣卫所属驯象、屯田、马军左右千户所」。当年六月，又增设「锦衣卫马军前、后二千户所」。明初定都南京，地处水乡，因而在京各卫大都设有水军千户所，锦衣卫也不例外。至于屯田千户所，在现存《(南京)锦衣卫选簿》中保留了大量屯田所官员的袭替资料，可以证明其在明代始终存在。在洪武年间，锦衣卫下辖千户所有左右中前后五所，马军前后左右四所，中左、中前等六所亲军所、水军所、屯田所、驯象所，共十九个千户所。洪武年间的锦衣卫下辖千户所有19个之多，不仅侍卫皇室，发生大的战事时，锦衣卫也承担出京作战的职责。明平云南之战后，由于云南的局势一直没有稳定，明廷再次调遣大军前往镇压并大量增设卫所，以巩固战果，锦衣卫官兵也大量进入云南。永乐年间，锦衣卫官兵也参加了明征安南战争、在郑和下西洋期间的战事。直到明孝宗弘治年间，锦衣卫官兵不再参加团营选拔（团营是土木之变后明廷选汰京军的产物，是京军承担出京作战的主体），虽然给事中蔚春及兵部先后提出反对意见，但都没有能让皇帝收回成命，等于在事实上免除了出京作战的职责。
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锦衣卫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按洪武官制，锦衣卫与其他卫所并无二致：堂上官设指挥使1员，正三品，指挥同知2员，从三品，指挥佥事4员，正四品；卫设镇抚司，卫镇抚2员，从五品。明代实行武官世袭制度，卫所武官以功劳升迁，子孙又以「恩荫」世袭，每代都有人立功与世袭，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官的人数就会膨胀，出现「冗官」的现象，官员人数与官缺定额不符、官员权责与所任官职不符。嘉靖时霍韬说：「锦衣卫官，洪武初年，旧官二百一十一员，永乐初年，新官二百五十四员，自永乐以后迄嘉靖六年，新增一千二百六十三员。」造成锦衣卫「冗官」的，除了世袭的武官，还有受到皇帝的赏识的画师、工匠、翻译等特殊人才，被授予锦衣卫官衔，以及皇亲国戚、勋臣子孙、宦官弟侄、文官等也被安排到锦衣卫「带俸」。卫所的官职与权责不符渐成普遍现象，指挥使与同知、佥事等官可能不仅不是该卫长贰甚至根本就没有职务。于是，明廷任用锦衣卫官员也就不再拘泥于官职。如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因功升为都指挥佥事，本应调都指挥使司任职，然而明成祖还离不开这个「爪牙」，遂命纪纲「仍掌锦衣卫事」。之后，又有都指挥佥事刘忠「掌锦衣卫事」。这意味着洪武官制表明武官职权、上下级关系等的作用开始丧失，更多用于代表官员的待遇级别而已，变成了散官（或者说寄禄官），而「掌锦衣卫事」之类的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明廷为解决卫所冗员众多、管理混乱等问题，开始实行军政考选制度，考选武官担任掌印、佥书，分理卫所军政。掌印、佥书等差遣性官职，本身没有品级；官员的官阶及相关待遇的高低由「指挥使」等有品级的职衔体现，以功劳叙迁。他们的官阶往往升转极快，升至都督以后，要改注「于五府带俸」。如崇祯时的掌卫官刘侨列衔为「锦衣卫掌卫事左军都督府右都督」。刘侨铨注于左军都督府，却在锦衣卫掌事，职务与官阶的分离一目了然。同时，普遍存在铨注于锦衣卫，却在其他衙门任职或无职的情况。此后，掌印、佥书才是卫所实际上的堂官。锦衣卫堂官为掌印提督东司房、提督西司房、提督街道房各1员，佥书若干员。各房负责缉捕管城。锦衣卫长官「进公署，则曰下司房」。东西司房应是办公场所，后演化为官职机构名。犹如「省」本是禁省，是宫中禁地、禁中的场所之意，之后演变为中央官署名（中书省、尚书省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