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校事
在孙吴政权孙权同曹操一样也设立校事官，校事机构设于朝中及军中，目标主要是监察官员与将领。孙权作为校事制度的忠实拥护者通过校事监视朝中官员，防止朝廷内部分裂。校事虽受宠信，并拥有诸多特权，但亦因此导致权力滥用、危害无辜，动摇朝政与体制稳定。曹操设立校事主要有控制军队、反腐及防止叛乱的目的，而孙权则更多的是为了掌控朝中官员和东吴世家大族的一举一动。其中吕壹则被视为东吴着名的校事。吕壹以苛刻执法与残酷手段着称，曾诬陷多位高官，包括宰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吕壹因涉及孙权的女婿事件，最终被孙权逮捕并处决，显示出权力与责任的界限。
校事制度的存在，对权力机构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制衡地头蛇江东大族方面。孙权通过模仿曹操的校事制度，用以加强控制与监视。然而，这也引发了陆逊、步骘、吕据、顾雍等江东大族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顾雍，一位资深而有德望的大臣。
权力的腐蚀与缺乏监督是校事制度的根本缺陷，导致了诸如滥用权力、陷害无辜等问题。孙权虽然利用校事稳固统治，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但权力与腐败、公正与私欲之间的界限模糊，长期下来反而助长了后续王朝门阀骄奢、专横跋扈的风气，对当时整个东吴的社会风气产生了极为负面影响。
唐朝—察事
唐朝的“察事”是唐肃宗时期由宦官李辅国设立的特务机构，名义上直属皇帝，实际由李辅国掌控，主要负责政治侦察、监视朝廷官员及贵族的言行，是唐朝中后期宦官特务政治的开端。“察事”以政治侦察为核心职能，通过秘密手段监控官员和贵族的动态，收集情报以巩固权势。其运作方式包括对官员进行日常监视、刺探朝廷内部信息，甚至参与政治斗争。
宋朝—皇城司（武德司）
皇城司是宋代禁军官司名，负责保卫皇城与伺察探事的机构。旧名武德司，位于东京左承天门内。为宋代特务机构，性质类似明代锦衣卫。讨论执掌宫禁、周庐宿卫、刺探情报。
皇城司前身系武德司。武德司起于五代，其名称出现可上溯至五代后唐：“武德使史彦琼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之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以下，皆胁肩低首，曲事不暇…”；至后汉隐帝诛杀权臣，“乾佑末，隐帝用武德使李业等谋，诛大臣杨弅等…”武德使为皇帝爪牙，权柄甚重，牵制“宿卫诸将”和枢密院。宋承后周，太祖幕府旧僚王仁赡“授武德使”“上尝遣武德卒潜察远方事”。王仁瞻之后，武德使先后由刘知信和王继恩出任，皆“戚里致贵，尤被亲任，中外践历，最为旧故”。时人称“太祖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多赖武德司刺探之功。
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十一月十日，改武德司为皇城司。
南宋建炎初，为行宫禁卫所。绍兴元年（公元1131）二月三日，改称行在皇城司。
皇城司“依祖宗法，不隶台察”，又“旧制，三衙管军，未尝内宿”，“殿前一司虽统摄诸班禁卫，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关，亦汉南北军相统之意也”不受三衙辖制，乃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
皇城司所隶官司有：探事司、冰井务。
皇城司
官额：置勾当皇城司公事（南宋改干办皇城公事）三员，熙宁时增为七员，元丰六年定为十员。以武臣武功大夫（正七品）以上及内侍都知（正六品）、押班（正六品）充任。
南宋时设提举皇城司一员，品位皆在干办之上，许直达闻奏。又设提点皇城司二至六员，位在提举之下，干办之上。
吏额：北宋置勾押官、押司官各一人，前行四人、后行六人、勘契官二人。
南宋置点检文字使臣、法司使臣、主押官、押司官各二人，前行五人，后行、曹司各四人，表奏司、正名贴司、私名贴司、专知官、副知官各二人。
兵额：太祖朝，以空前力度，将大批精锐部队划归武德司（皇城司），建立起了独立于殿前司和侍卫两军之外的新军。
太祖曾言：“虽京师有警，皇城内已有精兵数万”可见太祖朝武德司规模甚巨。太宗朝“皇城司亲从官数千人，乃命武臣二员同两都知主之，而殿前复不预，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至政和五年，皇城司共辖亲从官五指挥（番号：上一指挥、上二指挥、上三指挥、上四指挥、上五指挥）约三千人；亲事官六指挥（番号：下一指挥、下二指挥、下三指挥、下四指挥、下五指挥，及外三指挥、黄院子、皂院子）约五千人；入内院子五百人（南宋减至一百人）；快行、长行各一百（南宋时置）；司圊三人；曹司三十人。
探事司
隶属皇城司，以亲事官轮差充任逻卒。真宗朝逻卒为四十人，至哲宗朝又扩编制，所隶员额不可考。
冰井务
隶属皇城司。在开封夷门内。建隆二年置，熙宁五年九月十二日罢，熙宁六年十二月复置。设监冰井务官一人，以内侍充任。
官员管理
选任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宋徽宗下诏增设皇城司亲从第五指挥，定员七百人（原有四指挥共2270人）。同时改革官职名称：身高五尺九寸一分六厘以上者任，副职称中郎将，下级官员为左、右郎将，总设十员（宗室不在此列）。规定除非调任军队要职或兼任阁门、皇城等职务，否则不得卸任；非军功者不得任命，即使是外戚子弟也不行。
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 又根据大臣的建议，规定专门选用那些曾担任过军队将领并有功绩的人，以及名将子孙中具备才干谋略的人来充任（皇城司官员）。
升迁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朝廷下诏规定，皇城司干当官除两省都知、押班外，其余按资历深浅裁减，最终保留十人。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十一月六日，下诏，在皇城司任职满三年且无过失的官员，可晋升一级官资。皇城使及遥郡刺史以上级别官员，若有子嗣且子嗣有官职，可让子嗣晋升一级官资；若无子嗣，允许将晋升资格回授给有丧服关系的亲属（即五服内亲属），同时本人可减少两年磨勘年限（磨勘为宋代考核官员的制度）。连任满一届（三年）者，可再减少两年磨勘年限；皇城使及遥郡刺史以上级别官员，允许将减少磨勘年限的资格回授给子嗣。若无子嗣，回授给有服亲，本人仍可减少一年磨勘年限。现任官和正在连任的官员，均按此规定执行。
考核
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正月，朝廷下诏，皇城司亲从官、亲事官中十将以下的低级武官，依旧以五人为一保，互相监督检举，不得饮酒、赌博。其指挥使、都头也须相互监督管束，一旦发现违规行为要立即上报。同时命令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设置登记簿，每月轮流掌管，将有无犯错之人的情况抄录在加盖官印的登记簿上，签字画押。如果出现饮酒至醉、赌博敛财、故意违反禁令等行为，责令由宦官（内职）负责监督察觉。若有官员不申报包庇，导致有人告发或调查得知，对连坐治罪的违制者，按等级晋升一级官资（作为奖励）。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十二月，朝廷下诏，皇城司亲从官、亲事官中，有饮酒赌博、逃亡或犯有其他过错、按规定应发配到六军及京畿县镇下等军种的人，从今往后都要斟酌情节轻重，发配到外州军的本城或边远牢城。并下令三司、开封府，凡是有亲从官、亲事官犯错，按惯例该发配的，都要先判决完毕再上奏裁定。甚至一度因为禁止饮酒赌博的纪律要求过于严格，出现了亲事官员额不足、无人应召的记录。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五月十七日，皇城司上奏称，亲事官目前缺额很多，很少有人报名应募，原因在于长久以来的惯例是，只要身上有酒气或喝酒未醉，就会发配到外州军本城。请求今后对这类犯罪行为，改为降职调派到其他指挥的亲从官、亲事官岗位，并且三年内不给予轻松优厚的差遣。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
权利职责
职责
宫禁宿卫
设干当官七人，由武功大夫以上级别的官员以及内侍都知、押班担任。其职责是掌管宫城出入的禁令，所有宫廷外围宿卫事务、宫门开闭的规程均由其统辖。每座宫门配备两枚铜符、一块铁牌：左符留在宫门处，右符用于领取钥匙；铁牌则由领取钥匙者随身携带，按时核验后开启或关闭宫门。皇城司负责管理亲从官、亲事官的名册，划分他们的宿卫区域，并安排轮班值勤。若发现人员身份造假或不符合规定，需查实上报。对于臣僚朝见时的上下马地点，自宰相、亲王以下所带随从的人数，均通过张贴告示明确规范，以禁止喧哗。
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进一步明确，凡出入宫城缴纳官物、呈报公事、传送文书，以及御厨、翰林院、仪鸾司临时派遣人员，可从便门出入；若未按规定门禁通行，按擅自闯入论处。临时派遣人员入宫或宫廷内部人员外出办事，需提前一日将人数及途经宫门报备皇城司。
刺探监察
皇城司的特务活动，其本职和最重要的，是对三衙官兵和三衙军政进行秘密监视，防止三衙军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政治异动。三衙所部将士的一举一动，皇城司都有权暗中派人进行监视，并及时地以“密奏”等形式，直接上报给皇帝。皇城司特务和监视活动的对象以三衙官兵为主，但并不仅限于三衙。京城广大的官民百姓，其实都在其监视的范围之内。
权利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五月十八日，诏开封府：今后，皇城司亲从官、亲事官及以下人员若确实犯罪，经审理查明情节属于杖刑及以下的轻罪，应当行文告知皇城司，由其自行决断处置。
官职服饰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今后皇城司官如服穿衣束带，并令着黑靴。
皇城司所辖环卫官，由皇亲国戚与高官子弟组成，他们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侍卫，人人皆有八九品的官阶。着装上与禁军有所区别。环卫官基本是幞头，长衫（分色明级别），仅加护腰，佩刀剑弓箭执挝。
风评与舆论
作为特务监察机构，皇城司本身就极受官僚集团忌惮。兼之多有亲从亲事狂行悖法、纪律废弛。故两宋之间，素遭诟病，时有臣僚上书弹劾。早在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曾上《论皇城司巡查亲事官札子》“臣等伏闻，皇城司亲事官奏报有百姓杀人，私用财物休和事，下开封府推鞠，皆无事实，欲勾元初巡登人，照勘其皇城司庇护不肯交付。臣等窃以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亲，诸司仓库，悉委此属。廉其遇失，广作威福，公禹货赂，所扫则虽有大心指而不问；所憎则举动语昌皆见持摭。……顾任此厮役小人以为耳目，岂足恃哉。今乃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系囹圄，横罹楚毒。……臣恐此属无复畏惮，愈加恣横，京师吏民知所措其手足，此岂合祖宗之意哉。……” 直指皇城司横行不法，恣意妄为。又熙宁七年，司马光于洛阳上书“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抨击皇城司构陷诽谤、因言罪事。元佑元年，御史中丞刘挚亦曾上《弹四凶疏》：“领皇城司石得一，夫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而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
“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顾以目者殆十年”
又据《宋史》载：营卒桑达等醉斗，指斥乘舆。皇城使捕送开封，弃达市。敞移府，问何以不经审讯。府报曰：近例，凡圣旨及中书、枢密所鞫狱，皆不虑问。敞奏请一准近格，枢密院不肯行，敞力争之，诏以其章下府，着为令。
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鞠治无状，有司须清辨，内侍主者不遣。尧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复闻外事矣。臣以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赏罚焉，则事之上闻者皆实，乃所以广视听也。纵而不问，则谗者肆行，民无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内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赵继宠越次管当天章阁，蔡世宁掌内藏，而以珠私示内人。尧俞以为嬖宠恩幸过失，当防之于渐，悉劾之。
至南宋，皇城司气焰日炙，多行不法。嘉定二年，有臣奏：皇城一司，总率亲从，严护周庐，参错禁旅，权亚殿岩。汉以儒生位执戟，唐以勋臣子弟备宿卫，可谓重矣。古制既难遽复，今隶籍于中者，类多市井乌合，训齐不素，全籍统摄得人，岂可轻授自今乞专以知合、御带兼领，不以畀资望轻浅者。傥更有躁进之徒侥逾干请，虽已颁成命，亦许辅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列，不容冒滥，务在必行。
绍兴末年，秘书郎王十朋当面直陈高宗“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高宗遂“戢逻卒，罢诸军承受”。承受者，走马承受也，与皇城司逻卒并为伺察事，都是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