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里那个年轻人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砸过来。
李建国把头抬起来了。
眼睛通红，鼻涕糊了一脸。
他盯着电视屏幕，嘴唇哆嗦了半天。
然后他喊了一声。
“爸！”
声音沙哑。
“爸！你听见了吗？”
“有人给你们唱了！”
“有人记得你们！”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在吼。
整个出租屋就他一个人。
没有人回答他。
但他喊完之后，趴在膝盖上哭了很久。
哭完了，擦了把脸。
从床底下摸出那个搪瓷缸子。
“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
他倒了半杯白酒进去。
“爸，过年了。敬你一杯。”
一口闷了。
辣得直咧嘴。
但心里那个堵了一整年的东西，好像松动了一点。
……
成都。
老茶馆开在巷子深处，门口挂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
大年初一早上八点，茶馆就坐满了人。
不是来喝茶的。
是来听重播的。
一台半旧的收音机摆在柜台上，音量拧到最大。
七八个穿中山装的老头围坐在方桌旁。
茶都凉了，没人动。
收音机里，陈维正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救国路坎坷不平，豺狼逼近……”
靠窗那个位置，坐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
背已经驼了，手上全是老年斑，但坐得笔直。
他是过了雪山草地的人。
当年出发的时候，他们连有三百多号人。
到了陕北，剩了不到四十个。
歌唱完了。
收音机里的主持人在说别的节目。
老头慢慢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
满头白发，稀稀拉拉的。
旁边的人看见他眼眶是红的，赶紧递手帕过去。
他摆了摆手。
“不用。”
“我没哭。”
他顿了一下。
“我就是高兴。”
旁边的老伙计凑过来：“老王，你高兴啥？”
老头把帽子攥在手里，盯着收音机。
“这个后生……把咱们当年在雪山草地上的事，都唱出来了啊。”
他的声音很轻，但桌上所有人都听见了。
“当年走那条路的人，死了多少？冻死的、饿死的、掉到山沟里的……”
“没人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
“但今天这个后生，替他们说了一句话。”
他把帽子重新戴上，端起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够了。值了。”
对面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用力点头，嘴唇绷得紧紧的，眼眶憋得通红。
但谁都没有哭。
他们这群人，早就把眼泪留在了几十年前的战场上。
今天不哭。
今天高兴。
……
紫禁城。
东城区一条老胡同里的四合院。
老太太起得早，天没亮就在厨房里忙活。
煮饺子、炸丸子、蒸年糕。
堂屋的桌上摆了一桌菜。
六副碗筷。
但家里只有五口人。
她孙女七岁，扎着两个小辫子，趴在桌边数碗筷。
“奶奶，多了一副。”
老太太没回答。
她从卧室的柜子里，拿出一张照片。
黑白的，边角卷了，中间有一道折痕。
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穿着军装，笑得露出一排白牙。
很英俊。
她把照片靠在那副空碗筷旁边的酱油瓶上，立住了。
然后从灶台上端了一碗饺子，放在照片前面。
筷子横搁在碗上。
“老头子。”
她站在桌前，盯着那张三十六年前的照片。
“过年了。”
“昨晚有个后生，在电视上唱了一首歌。”
“他说……有人还记得你们。”
她停了一下。
“我信。”
孙女仰着小脸，看看照片，又看看奶奶。
“奶奶，这副碗筷是给谁的呀？”
老太太把孙女抱起来，让她看那张照片。
“给那些回不来的人。”
孙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老太太没有再说话。
她把孙女放下，转身去厨房端最后一道菜。
路过堂屋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步。
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照片。
1948年。
淮海战役。
他走的那天，连封信都没来得及写。
“你放心。”她轻声说。
“家里都好。”
……
这一天。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无数个这样的画面，在这片土地上同时发生着。
没有人组织。
没有人号召。
只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个人站在舞台上唱了一首歌。
一首让他们想起了什么的歌。
……
大年初一上午十点。
全国各地的电报局，全部瘫痪了。
不是设备坏了。
是业务量爆了。
北京电报局的值班员从早上七点开始，就没停下来过。
一封接一封。
发往同一个方向的电报堆了三沓高。
收件人栏写的全是一样的内容：
“陈维正收。”
有的写“央视转陈维正”。
有的写“北京紫禁城饭店陈维正”。
还有的根本不知道往哪寄，收件地址只写了四个字：“春晚舞台。”
值班员翻了翻内容。
有人写的是：“谢谢你替我爸唱的。”
有人写的是：“我爷爷听完你的歌，笑着走了。”
有人写的是六个字：“好样的，后生。”
还有一封，只有一句话：
“我们没忘。”
邮局也炸了。
成筐成筐的信件从全国各地涌过来。
有些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有些干脆没贴邮票，邮递员看了看收件人的名字，自己掏钱给贴上了。
这不是追星。
这是几亿人找到了一个出口。
……
年轻人的反应更直接。
北京大学宿舍楼里，有人把歌词手抄在作业本上，贴在了走廊的公告栏旁边。
一个下午，那张纸被抄了四十多遍。
华工大的学生用口琴吹出了那段旋律。
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隔壁宿舍的人都会哼了。
樱花大学有个学吉他的男生，花了一整天把和弦扒了下来。
晚上在操场上弹，围了一圈人跟着唱。
唱到“润之何寂寥”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
有人蹲在地上，拿树枝在雪地上写那五个字。
写完了，看了一会儿。
然后站起来，把手插进棉袄口袋里，走了。
没有人去踩那几个字。
大年初一的晚上，北京街头的公共广播站播放了春晚录音。
路过的人停下脚步，站在喇叭底下听。
等那首歌播完了，才继续走。
走的时候，脚步都比来时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