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框眼镜男生冷笑了一声，不慌不忙地反问：“好，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问你，一个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点你承不承认？像他这样自成体系、游离于中央之外的地方势力，中央要怎么指挥他？怎么保证政令畅通？万一哪天中央的命令出了重庆，到不了武汉，那还算什么国家？”
蓝布衫女生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你别跟我偷换概念！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什么中央集权，是怎么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这个前提不解决，你谈什么中央集权都是空谈！古人说书生误国，我看就是说你这种人，大敌当前，不想着怎么一致对外，先琢磨着怎么分权制衡，这不是空谈是什么？”
“说得好！”旁边一个一直没插上嘴的男生拍了一下大腿，站了起来，“咱们国家就是因为像顾将军这样的人太少了，才会被一个小日本欺负成这样！要是多几个这样的将军，何愁倭寇不灭，何愁国土不复！”
食堂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被这边的争论吸引过来。有人点头称是，有人摇头不语，有人端着饭碗站在外围侧耳倾听，也有人忍不住插上两句自己的看法。
夕阳的光线渐渐暗了下去，但食堂里的议论声却越来越热闹，像一锅煮沸了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
武昌城内，靠近汉阳门的一条僻静巷子里，有一栋灰白色的二层教会小洋楼。
这栋楼原本属于一位意大利神父，日军占领武昌后被征用为通讯班的驻地，墙上至今还残留着日文标语被石灰水涂盖过的痕迹。
楼不小，上下加起来有十七八个房间，而且位置好，二楼朝东的窗户正对着长江，天气晴朗时能看见对岸汉口的江汉关钟楼。
楼前的院子里有一棵半枯的梧桐树，树下堆着几只空汽油桶，墙角还扔着几双没来得及收拾破破烂烂的日军胶鞋。
整栋楼被一分为二。
东侧的一半由1044军政工处接管，门口摆了一张条桌，两名挎着步枪的年轻士兵轮流值守，负责登记进出的记者身份、查验军委会核发的通行证，以及统一收发各家的电报稿。
武昌的电报局还没恢复运营，记者们往各自报社发稿，都得通过军方的电台代发，每篇稿子都要经过1044军的审查才能发出。
西侧的一半则腾出来给获准进城的外国记者们落脚。楼上楼下共八间卧室，两人一间或三人一间，条件谈不上舒适，但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攻城战的武昌城里，能有片遮风挡雨的屋顶已经算得上奢侈。
水电时断时续，自来水龙头拧开到最大，流出来的水也是浑黄色的，得用明矾沉淀半天才能用。
电灯更是靠不住，天一黑整栋楼就陷入昏暗，每人床头发一根蜡烛、一盏煤油灯，写稿子得凑到灯跟前才能看清字。
厨房里只有一口铁锅和一个煤炉，炉子上永远烧着一壶水，旁边堆着几罐打开的午餐肉、一听炼乳和几袋硬得像石头的压缩饼干。
记者们大多靠这些东西对付一日三餐，早上用开水冲一杯速溶咖啡，就着饼干啃两口；中午把罐头肉倒进锅里热一热，夹在面包片里算一顿午饭；晚上如果运气好，能从巷口的老乡那里买到几个鸡蛋，那就是难得的加餐了。
此刻是上午九点多钟，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一楼客厅，在地板上投下一块块明亮的光斑。
客厅里的陈设很简单：几张老旧的皮沙发，弹簧已经塌了，坐上去会陷进去半个身子；一张橡木茶几，桌面上散落着几只搪瓷杯、半瓶威士忌和一摞翻得卷了边的旧杂志；墙角立着一个书架，上面没有书，倒是放着几顶钢盔和一卷地图。
靠窗的沙发上，两个人正面对面的坐着。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约瑟夫·布朗，正盘腿坐在那张塌了弹簧的旧皮沙发上，手里捧着个搪瓷缸。
他品尝了一口刚冲的速溶咖啡，立刻皱起整张脸：“上帝啊，这玩意儿要是摆在我芝加哥编辑部，送报的男孩都会投诉。没有手磨，没有滤纸，连奶泡都没有。这叫咖啡？这叫燃料。”
坐在他对面的是伦敦《泰晤士报》的资深记者哈灵顿·亚瑟，正在慢条斯理地搅着一杯红茶。
听到布朗的抱怨他，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嘴角挂着英国人那种“我早就知道你们不懂”的笑：“布朗，你们美国人把沸水倒进粉末里就叫咖啡，本来就是一种对文明的冒犯。我们大英帝国至少在殖民地学会了用茶叶。”
布朗翻了个白眼：“得了吧，你们英国人喝茶的方式也没高级到哪儿去。把热水倒进杯子里，泡一个茶包，再加牛奶和糖，这也叫喝茶？我在伦敦待过两个月，你们那儿管这种东西叫‘下午茶’，我管它叫‘热牛奶泡树叶’。”
哈灵顿耸了耸肩，没有接话。他和布朗认识好几年了，早已习惯了这种互相挖苦的相处方式。两个交战国里的“盎格鲁-撒克逊亲戚”，在武昌的洋楼里照常互相调侃着。
美利坚和大英帝国之间那点历史上的旧账，在远东这片土地上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尤其是在武昌这样的地方，能遇到一个说英语的同行，已经算是一种难得的安慰。
坐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的德国记者汉斯·穆勒一直没有参与他们的对话。他面前摆着一台便携式打字机，正在低头整理昨天的采访笔记，偶尔端起手边的杯子喝一口清水。
布朗和哈灵顿聊他们的，穆勒写他的，三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却像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这倒不是因为穆勒天生孤僻。事实上，在昨天傍晚刚搬进这栋楼的时候，布朗曾热情地招呼穆勒一起喝一杯，穆勒只是礼貌地摇了摇头，说了声“谢谢，不必了”，然后就端着打字机坐到了角落里。
布朗当时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过来，1939年9月的欧洲，已经不是半年前那个欧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