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报卖报！1044军大破日军第十一军，活捉敌酋！”
“卖报卖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我军乘胜追击中！”
“卖报卖报！顾将军扬言：这不是第一个被俘的日军司令官，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这一天，一封封油墨未干的号外，正沿着长江水道、铁路线和电报线路，飞速传向每一个尚未沦陷的中国城市。
最先接到消息的，是长沙。
长沙离武汉不过三百多里。汽笛声、江轮声、电报声，都比别处先到。
清晨七点，当第一批号外从印刷机上取下、装上运往火车站的卡车时，武昌城里的硝烟才刚刚散去。上午八点，长沙街头的报童已经扯开了嗓子叫卖了。
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红墙绿瓦，古木参天，爱晚亭的枫叶刚开始泛红。学生们在岳麓书院的廊檐下读书，在山间的石板路上散步，偶尔抬头，能看到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横卧江心。
这座城是完整的。它的城墙、街道、学堂、商铺，都和战前相差无几。
唯一不同的是，街上多了不少从北方和东部撤下来的难民，以及第九战区来来往往的军用卡车。
但长沙人并不慌张，一来是习惯了，二来是武昌离得实在太近了，近到让人觉得：既然武汉都打回来了，日本人还能翻过幕阜山不成？
消息传到湖南大学时，正是上午第一堂课。
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夹着讲义，沿着走廊朝教室走去。他远远就听见教室里传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比他平时踏进教室时的动静要大得多。他以为是学生们在课前闲聊，故而也没在意，推门走了进去。
然而他愣住了。
教室里没有一个人坐在座位上。
学生们有的趴在窗台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朝校门口的方向张望；有的三五成群聚在墙角，压低声音激烈地争论着什么；还有几个围着一张报纸，脑袋挤在一起，连教授进来了都没发现。
整个教室里弥漫着的，是一种压抑不住的躁动。
教授把讲义放在讲台上，抬手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嗓子：“发生什么事了？”
靠窗的一个男生猛地转过身来。教授认得这个学生，平时上课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从不迟到，也从不喧哗。
可此刻，这个学生的脸上带着一种教授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那是震惊、狂喜和难以置信混合在一起的神情，像是一个人突然被告知了一个天大好消息，却又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教授，武昌收复了！冈村那老鬼子被活捉了！”
教授的手停在半空中，保持着放讲义的姿势。他盯着那个学生看了好几秒，像是在消化这句话的含义。然后他慢慢把手放了下来，环顾了一圈教室里那些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他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开口：“今天不上课了。”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欢呼声轰然炸开。
教授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等欢呼声稍稍平息，他接着说：“你们去街上走一走，看一看，记住今天。每个人写一篇文章交给我，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这就是今天的作业。”
学生们像潮水一样涌出了教室。脚步声、笑声、喊声在走廊里回荡着，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在校园的各个方向。
教授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听着那些远去的声音，弯腰捡起一本被挤落在地上的笔记本，轻轻拍了拍封面上的灰尘，放在讲台上。
他看了一眼窗外，长沙的天空湛蓝如洗，阳光正好。
消息继续往南走。
越过南岭，穿过贵州的群山，抵达昆明时，已是下午。
昆明和武汉之间，隔了整整一个大后方。
西南联大是从前线被赶出来的。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北大、清华、南开先撤到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南京已失、武汉告急，三校再迁云南，4月抵昆明，定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没有大楼，土坯墙、铁皮顶、茅草宿舍，日机常来“跑警报”；教授越教越瘦，学生去茶馆里借一盏油灯念书。
可就是这么一所大学，把平津的骨血、中原的忧愤、江南的才气，全带到了滇池边上。
所以武昌大捷传到联大时，反应和长沙不同：长沙是“隔壁打了胜仗”，昆明是“我们这代人终于看见胜仗”。
消息传进校园时，正是下午第二节课。起初只是一张号外被人贴在食堂门口的黑板上，很快就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有人踮着脚尖往里挤，有人扒着前面人的肩膀往前凑，有人在外围急得直跺脚：“念一下！念一下！到底写了什么？”
有人高声念了出来，念到“活捉敌酋司令官”时，声音拔高了整整一个调，周围爆发出一阵叫好声。
但联大从来不只有一种声音。
食堂的另一角，几个学生围着一张长桌坐着，面前的号外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一个身材瘦小的男生站在课桌边上，手里挥舞着那份号外，脸上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嘿，这次1044军打得可是真痛快！击溃了日军整整一个军，连司令官都给活捉了！照我看，小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他的侧面坐着一个微胖的男生，手里端着一杯水，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摇了摇头：“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次他们能赢，说白了是占了便宜。你看看报道上写的，1044军这次集结了多少兵力？飞机大炮也没少用吧？以多打少、以强打弱，打赢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等着看吧，等日本人全国动员起来，兵力至少是我们的好几倍，飞机军舰更不用说。到时候他们没了人数和装备的优势，拿什么跟日本人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