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28日，首尔，江西区某工业园。
崔母金顺子站在工厂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工资条，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五十岁的她，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脸上是常年劳作留下的沟壑。但她的背挺得很直——因为她的小儿子，崔东明，是国家安全委员部的烈士。（请回顾第51章与52章）
“顺子啊，”旁边的朴大叔压低声音，“别硬撑了，咱们还是走吧……”
“不走。”金顺子咬牙，“东明他爸还在里面，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扔下。”
工厂大门紧闭，门卫室的玻璃上贴着告示：【讨薪者勿入，违者报警】。
半小时前，这里发生过一场冲突。
崔父崔永浩，五十五岁，在缝纫车间干了十五年。三个月没发工资，工人们忍无可忍，今天推举他当代表，去找老板金泰明讨说法。
“老板，”崔永浩当时站在办公室里，压着火气，“大家伙上有老下有小的，三个月不发工资，实在扛不住了。您行行好，先把上个月的结了行不？”
金泰明——四十三岁，西装革履，手上戴着大金戒指——坐在老板椅上，翘着二郎腿，正在剔牙。
听到崔永浩的话，他笑了。
“年头真是改了呀。”金泰明把牙签扔在桌上，“才几个月不发工资，这群泥腿子就敢上门讨薪了？”
他站起身，走到崔永浩面前，上下打量着他：“你是领头的？”
“我……我就是代表大家……”
“代表？”金泰明冷笑，“一个泥腿子的头，也敢跟我斗嘴皮子？”
他拍拍崔永浩的脸：“老家伙，你知不知道这个厂子是谁罩着的？”
崔永浩脸色涨红：“老板，我们只要工资，不闹事……”
“不闹事？”金泰明回到座位上，慢悠悠地说，“聚众闹事，这叫不闹事？”
他按下桌上的通话器：“安保，上来一下。”
几个穿保安制服的男人冲进来。
“把老家伙带下去，”金泰明挥挥手，“教教他怎么讨薪。”
崔永浩被拖出办公室。
走廊上，拳头和皮鞋落在他身上。
“妈的！老东西活腻了！”
“让你讨薪！”
“让你带头！”
崔永浩抱着头，蜷缩在地上，一声不吭。
消息传回车间，工人们炸了锅。金顺子冲在最前面，赶到办公楼时，正好看到丈夫被几个保安从楼梯上推下来。
“永浩！”
她扑过去，扶起丈夫。崔永浩嘴角流着血，眼眶淤青，但还清醒。
“我没事……”他艰难地说。
一个保安走过来，推了金顺子一把：“滚开！谁让你们进来的？”
金顺子被推倒在地。
“你们……你们怎么能打人？”她喊。
“打人？”保安冷笑，“老东西聚众闹事，打他是轻的！再不滚，把你们都抓起来！”
工人们被赶出工厂。
大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
下午两点，江西区警察署。
崔永浩和金顺子，还有几个工友，站在接警窗口前。
“警察先生，我们报工伤——被保安打了。”一个工友说。
窗口后面的年轻警察头都没抬：“有伤吗？”
“有！”几个人撩起衣服，露出青紫的伤痕。
警察瞥了一眼，面无表情：“验伤报告呢？”
“还……还没去医院……”
“去医院验完伤再来。”
“可是……”
“可是什么？”警察不耐烦了，“你们这是恶意讨薪，影响社会秩序，不抓你们已经算好了，还报案？”
金顺子急了：“同志，他们打人！还三个月不发工资！”
“不发工资去劳动局投诉，”警察摆摆手，“别在这儿妨碍公务。”
“劳动局说管不了……”
“那就去找法院。”
“法院说要排队，半年后……”
“半年后就半年后，”警察终于抬起头，看着他们，“你们的事我管不了。别在这儿闹了，再闹我真抓人了。”
金顺子还想说什么，崔永浩拉住她。
“走吧。”他声音沙哑，“没用的。”
下午四点，崔家。
崔永浩坐在破旧的沙发上，脸上贴着膏药，沉默不语。
金顺子在厨房做饭，锅铲和铁锅碰撞的声音很响——那是压抑的怒火。
门开了。
大儿子崔东宇——二十八岁，一家小公司的普通职员——走进来，看到父亲脸上的伤，愣住了。
“阿爸……您怎么了？”
崔永浩没说话。
金顺子从厨房出来，眼眶红红的，把今天的事说了一遍。
崔东宇越听脸色越难看。
“报警了吗？”
“报了。”金顺子苦笑，“警察说我们是恶意讨薪，不抓就算好的了。”
崔东宇握紧拳头。
他不是冲动的人。他有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份普通的工作，承受不起任何意外。
但看到父亲脸上的伤，看到母亲眼里的泪，他忍不住了。
“我去找劳动局。”
“没用。”崔永浩终于开口，“去过好多次了，每次都说在调查。”
“那……”
“东宇，”十六岁的妹妹崔素英从房间里出来，轻声说，“要不……我们去国家安全委员部？”
所有人看向她。
“上次东明哥的事，”素英小声说，“那个成部长亲自来祭拜的。还给咱们送了抚恤金。他们说，以后有事可以去找他们……”
崔东宇愣了一下。
东明——他的亲弟弟，国家安全委员部的调查员，去年被一个倭国醉鬼撞死。
那个倭国人，后来被枪毙了。
而成部长，确实亲自来过。
“可是……”崔东宇犹豫，“这事跟委员部有关系吗？”
“不知道。”素英摇头，“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崔东宇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站起身。
“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