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绍诚离开许天办公室，当天下午便赶到省政府，随身带着谈话摘要和城市发展基金续约清单。
程文涛正在审阅澜江重点项目续建表，见他进来，只让秘书和记录人员留下。
“许天拒政策决策和执行偏差作责任切割，他准备照这个办法推进，城市基金过去经手的担保，回购和项目周转都会被重新核查，省级债务稳定也会受到影响。”
韩绍诚把谈话摘要放到程文涛面前，又将涉及市政府协调的几处内容圈了出来。
程文涛抽出重点项目续建表，问道：“哪个项目已经停了，缺口是多少，哪家银行发了抽贷通知？”
“项目眼下还能维持，银行还未正式抽贷，可四月底以前有七笔授信需要续签，澜海银行也进入改制尽调，核验继续推进，金融机构会重新判断风险。”
韩绍诚把续约清单推过去，七笔授信只列了项目名称和到期金额，还款来源、担保责任和实际用途都没写全。
程文涛拿起笔，在空缺处逐项作了标记。
“项目连续性要守住，工资、安全支出和有效合同不能停，谁借风险核查卡住正常融资，省政府会处理。”
他说完，把韩绍诚的个人说明从谈话摘要中抽出，单独放到另一边。
“违法阻挠审计也要查，你不能拿省级稳定替个人换免责意见，省政府也不会替澜江市出统一结论。”
韩绍诚还想争取政策评价，程文涛已经把续约清单推回他手边。
“把七笔授信逐项列清，真项目需要多少，借新还旧占了多少，哪些资金还款来源不明，全部写进表里，至于谁该承担责任，让签字、凭证和资金结果说话。”
韩绍诚收起材料，走出省政府时，随行人员递来了城市发展基金董事会的通讯表决结果。
贺明被调往基金设在港岛的托管公司，任期三年，当周赴任，任职文件、出境手续和机票均已办妥，港岛托管公司还发来催办函，要求他尽快报到，主持新一轮境外资产托管续约。
这项表决通过以前，市审计局的事实核验通知已经送达贺明原单位，通知要求他说明最早一版资金归集规则、十二笔保证金对应的付款流程，并接受离任审计。
许天收到情况报告，只批示市审计局依据现有权限完成核验，市府办负责转送文件和登记材料，任何人不得借工作交接扩大调取范围。
同一时间，
孙国良以市政府党组成员身份参加风险会商，要求市府办把通知送达、董事会表决和购票记录整理一份完整的时间。
市审计局据此向基金董事会发出正式工作函，要求贺明完成材料移交和事实说明，本人坚持出境的，审计部门将拒绝配合情况写入离任审计报告，基金董事会也要书面说明在核验期间调任关键人员的依据。
基金公司律师带着跨境托管合同和催办函赶到市审计局，审计局负责人、孙国良和市府办记录人员都在场。
“贺明赴港承担跨境托管业务，合同已经生效，延误报到会影响基金续约，也会产生违约责任。”
孙国良把审计通知、调任决议和购票记录按照形成顺序排开，又将材料推给审计局负责人。
“审计通知在前，调任表决和购票在后，这条时间线请写进核验记录，至于调任是否合理，由基金董事会提交文件说明。”
律师按住跨境托管合同，提出正常人事安排不能因审计长期搁置，基金也承担不起续约失败的后果。
审计局负责人翻开核验目录，明确此次核验只涉及归集规则、相关付款和离任移交，不调取其他项目账户，也不影响托管公司开展日常业务。
“贺明愿意提交书面说明，但他没有义务接受缺少边界的口头询问。”
律师改变了表达，又要求今后的问题全部通过书面形式送达。
孙国良将核验目录转到律师面前。
“边界已经写清，谁认为哪项要求超出审计权限，就把具体条目和法律依据写进异议，不能只写一句影响业务。”
韩绍诚也打来电话，他率先开口。
“贺明这次调任，是基金董事会的正常安排，跨境托管业务正处于续约期，市里也应当考虑合同责任。”
孙国良看了一眼记录人员，说道：“合同责任可以另行说明，我现在不讨论贺明能否出境，只要求基金董事会提交调任提案，表决记录，参会人员名单和赴港任务说明。”
“你是在怀疑董事会帮助贺明规避审计？”
我只登记文件形成的顺序。谁要解释调任动机，谁就把解释写进说明，再签上自己的名字。”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好。”
“我会让基金董事会按照审计要求报送材料。”
......
基金董事会处理贺明调任问题期间，澜海银行也启动了蒋岑旧案复核。
顾宁陪着蒋岑进入复核会议室，蒋岑先核对参会人员和记录方式，又把复核提纲从第一页翻到末页，银行合规人员翻出她当年的审计意见时，她把双手压在膝上，腰背也坐直了。
“蒋岑同志，你当年提出城市基金归集会造成保证金来源失真，请说明当时掌握了哪些直接证据。”
蒋岑看着自己的旧签名，逐项回答：“付款申请，企业账户摘要，基金内部调拨单，还有银行授信条件对照表。”
合规人员从卷宗中抽出附件目录，指出现有材料里缺少调拨单原件，要求她说明原件最后交给了谁。
三年前的复核也从这个问题开始，银行拿着缺页卷宗，让提交材料的人证明缺失文件曾经存在。
顾宁从联合组封存材料中取出收文台账复印件，放在会议桌上。
“三次收文都有记录，第一次送审计部，第二次送风险委员会，第三次送董事长办公室，前两次登记的附件数量相同，最后一次少了一页。”
“少的那一页是什么？”
“城市基金内部调拨单。”
对方转向蒋岑，准备追问三次提交的材料能否确认一致，顾宁已经按住复核提纲，将问题拦在了记录人员面前。
“她提交了三次，银行也签收了三次，如今少了一页，你们却要求提交人证明银行没有抽走材料，这是什么复核程序？”
记录人员停下书写，复核负责人也合上了原先准备的问题清单。
顾宁把收文台账推到会议桌中央。
“三年前，银行认定蒋老师判断失误，三年后，原始磁带证明她的判断成立，她被清退，底稿被收走，今天还要替银行的缺页承担证明责任？”
蒋岑伸手合上顾宁面前的材料，低声说道：“先按程序复核，把收文编号和附件数量登记完整。”
顾宁随后要求银行将三次收文的经办部门、附件数量和内部流转记录全部纳入复核范围。
报告送到许天手里后，他删掉了让顾宁承担事实证明责任的安排。
“顾宁只解释旧系统字段，不负责证明谁抽走了底稿，也不负责评价蒋岑当年的审计结论。”
市审计局负责人提出，顾宁熟悉旧系统，减少询问会影响复核效率。
许天将磁带记录、收文台账、付款凭证和审批文件分成四组，分别交给技术、审计、财政和银行稽查人员核对。
“字段由她解释，结论由证据共同支撑，不能再让她们两个人站在最前面，所有事实都压在个人说明上，银行只要围绕动机争论，旧案还会变成人员纠纷。”
当天傍晚，基金董事会通知港岛托管公司，将贺明的报到日期顺延。
贺明让律师送来一份经过法律审查的书面材料，时间、地点和责任边界写得严密，涉及资金用途的内容却只剩下几句概括。
贺明承认参与制定资金归集规则，声称该规则用于基金内部头寸调度，承认审核过托管费用，声称服务商由采购部门选择，至于城市基金进入十二家企业账户的安排，他只写了一句话。
“本人未参与具体支付方案设计。”
许天读完这份说明，随即翻开他任职期间的财务审批目录，顺手拿起听筒，拨打出去。
“麻烦查下贺明的财产申报、基金收益分配和关联托管费用，他不愿解释钱怎么走，就让支付记录作证。”
一会，一位审计人员拿着境外托管服务合同和关联关系核验表走进许天办公室。
“境外托管的服务商查到了，叫南港融信托管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是谁？”
“周启林，贺明的妻弟。”
“贺明任职期间，这家公司从基金拿了多少费用？”
“先后承接数据整理、估值复核和跨境资料递送，累计两千三百六十万元。”
“其中有一笔三百八十万元的托管费，经境内代理行汇往港岛。合同约定的服务商是南港融信，实际收款方却是另一家公司。”
“合同主体和收款主体不一致，有没有变更协议或者委托收款文件？”
“目前都没发现，我们调取了两家公司的结算材料，名称虽然不同，但银行附言末尾登记的证券客户号是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