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9日，上午九时四十分，沈阳皇姑区机床厂办公楼
李振邦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林锋没有催促，只是收回桌上的《入城布告》，安静地等着。窗外传来零星的喧哗——厂区停电后，工人们自发聚集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警卫排的士兵握着枪，双方对峙着。没有枪声，但空气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
“李处长。”林锋把布告揣回怀里，“你刚才说，厂里三百多号工人，还有警卫排三十三个弟兄。这话说了一半，另一半你没说。”
李振邦抬起头，眼神里还残留着惊惶。
“你没说的是，”林锋看着他的眼睛，“这三百多号人里，有多少是从‘九一八’就在厂里的老人，有多少是当年被日本人从关内骗来的劳工，有多少是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拉去当兵、女儿被弄进纱厂就再没回来的。他们凭什么替你们这些当官的陪葬？”
这话像锥子，刺破了李振邦最后那层薄薄的自我保护。他嘴唇翕动，半晌才挤出一句：“我……我对不住他们。”
“这话你留着，等会儿亲自对他们说。”林锋侧身，让出窗前的空位，“现在，该你出去了。”
李振邦艰难地站起来，双腿像灌了铅。走到门口，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那张坐了五年的椅子，桌上那盏黄铜台灯，窗台上那盆早就枯死的文竹。然后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林锋跟在后面。王栓柱从走廊拐角闪出来，低声道：“队长，张排长带着几个人堵在楼梯口。”
“让他过来。”
楼梯口的脚步声杂沓而迟疑。张排长走到李振邦面前，手里的冲锋枪枪口垂向地面。他身后跟着四个士兵，都绷着脸。
“处长……”张排长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
李振邦没说话，只是伸手。张排长愣了一瞬，把腰间的枪套解下来，连同里面那支李振邦惯用的勃朗宁一起递过去。
李振邦接过枪套，又把它塞回张排长手里。
“从现在起，这支枪归你管。”他说，嗓音干涩但稳住了，“老张，你跟了我五年，我没亏待过你。今天这事，我不逼你。你愿意跟着走，咱们就一起把厂子保下来；你不愿意，现在就把我铐了，送去城防司令部，还能领赏钱。”
张排长没动。他身后那个年轻士兵——就是早上哭着说老娘病了的那个——突然闷声开口：“处长，我不去。我娘还在城里，我不想让她当寡妇。”
张排长回头瞪他，年轻士兵梗着脖子不躲。过了几秒，张排长肩膀塌下来，长叹一声。
“处长，你这话就伤人心了。”他把枪套别回腰间，转身对那四个士兵挥挥手，“下去告诉弟兄们，枪口朝下，别对着工人。谁要是这时候犯浑，别怪我姓张的不讲情面。”
士兵们小跑着下楼。张排长又转向林锋，上下打量了一番。
“长官，我有个事儿想问明白。”他直愣愣地说，“我们这些当兵的，就算今天不炸厂，以前跟着国民党干的那些事，解放了，算不算账？”
林锋看着他。这是个三十出头的壮年汉子，脸上有道旧疤，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擦枪油的黑印。
“你是哪年当的兵？”
“三十二年。”张排长答，“伪满时候给日本人当过两年铁路巡警，光复后跟着李处长干警卫。”
“杀过人没有？”
张排长沉默片刻：“杀过。去年城防司令部押来三个学生，说是在街上发传单的，李处长让我去当行刑队，我……我开了枪。”
王栓柱的手按上枪柄，林锋用眼神止住他。
“那时候你是兵，你得听命令。”林锋说，“现在是1948年，沈阳快解放了。你面前有两条路——继续听旧命令，还是听你自己心里那道命令。”
张排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许久，他把冲锋枪的保险关上，枪口彻底指向地面。
“处长，咱们去厂门口吧。”他说，“工人那边还闹着，得有人说话。”
上午十时十五分，机床厂厂门口
广场上聚集的人比林锋预想的更多。除了本厂的工人，附近两座小厂的人也闻讯赶来，黑压压站了一片。有人举着临时写的标语，有人推着独轮车、板车——不是要抢东西，是把自家的破车推来，准备随时往外运机器。
刘永昌站在人群最前面，身后是陈师傅、老王头等十几个老工人。看见林锋和李振邦走出来，刘永昌抬手示意，喧嚣声逐渐平息。
“李处长。”刘永昌开口，声音不大，但广场每个角落都听得清楚，“我在这厂里干了三十二年，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在，日本人走的时候我还在。光复那年，工友们都说，可算熬出头了。结果呢？”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举过头顶——是一张揉皱的、盖着红印的文件。
“这是昨天下午，警卫排的人在厂门口贴的。”刘永昌的声音开始发抖，“拆运重要机件，紧急疏散在厂人员。拆运？拆运就是拆机器、运废铁！紧急疏散？疏散完了厂子呢？炸了！三十多年，我从二十岁熬到五十二岁，就换来一张炸厂的告示！”
广场上爆发出怒吼。有人往前涌，警卫排的士兵下意识举起枪，但枪口都朝天。
“别动！”张排长厉声喝止。
李振邦往前走了一步。人群的声浪稍微平息，无数双眼睛盯着他。
“刘师傅说得对。”李振邦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是个混蛋。”
广场上安静了。这突如其来的自白让所有人愣住。
“我是混蛋。去年行刑那三个学生，是我签的字。这五年克扣工人工饷贴补处长办公费，是我干的。上个月往北平转移家产，也是我干的。”李振邦顿了顿，“今天早上，城防司令部送来手令，要我下午四点前炸掉全厂。炸药都装好了，就等着引爆。”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攥紧了拳头。
“可我还不想死。”李振邦继续说，“更不想带着三百多号人一起死。刘师傅，你们想活，我想活，老张和他手下那三十多个弟兄也想活。既然都想活，为什么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他从张排长腰间拔出那支勃朗宁，枪口朝下，双手托着，走到刘永昌面前。
“这支枪，今天早上老张从我这儿借走，防着我一时想不开。现在，我把枪交给工人。厂子保不保得住，我这条命保不保得住，你们说了算。”
刘永昌没接枪。他看着李振邦，目光复杂。
“处长，你在厂里五年，不是一点好事没干过。”他缓缓说，“四五年光复那阵，日本人要炸厂，是你偷偷把炸药库的钥匙扔进锅炉，跟日本人说是丢了。四七年厂里发不出饷，你从处长办公费里挤出钱，给每个工人发了两斗包谷。这些事，工人们心里有数。”
他把枪推回去。
“枪你收着。厂子保不保得住，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是咱们所有人一起说了算。”刘永昌转向广场，提高声音，“工友们！李处长愿意护厂，警卫排的弟兄们愿意配合，咱们自己更应该出力气！各车间派人回去，把重要图纸收好；年轻力壮的，跟我去仓库搬炸药；女工们回宿舍，把能打包的工具都打包！城外的解放军已经在路上了，咱们不能让解放军进城的时候，看见一座空壳子厂！”
人群轰然响应。陈师傅带着一队人往仓库跑，老王头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那是厂里所有机床总电闸的备用钥匙，他藏了三年。
王栓柱凑近林锋，压低声音：“队长，这就……成了？”
“成了一半。”林锋望着忙碌的人群，“还有另一半在外面。”
他看向东北方向。那里，沈阳城防司令部的大楼上，青天白日旗还在飘。
下午一时二十分，铁西区发电厂后门
沈寒梅在巷口等了二十分钟。
厂区围墙是三年前加固的，加了半人高的铁丝网，但后门是垃圾清运通道，铁栅栏锈蚀严重，底下几根已经断裂，勉强用铅丝捆着。小赵用钳子剪断铅丝，拉开一道只容侧身挤过的缝隙。
沈寒梅侧着身子钻进去，小赵跟在后面。
厂区里出奇安静。应该轰鸣的发电机组停了，应该冒烟的烟囱不冒烟了，连往日穿梭不停的运煤车都不见踪影。只有主控室楼顶那根天线还在转动，像一只孤独的眼睛。
“沈医生。”小赵指着主控室侧门，“陈工说在那儿碰头。”
他们贴着墙根走。路过锅炉房时，沈寒梅闻到一股焦糊味，从门缝往里看——炉膛是冷的，地上散落着没烧尽的煤渣，还有几截烟头。刚才有人在这里长时间守候。
主控室侧门虚掩。沈寒梅轻轻推开，里面光线昏暗。
“沈医生。”陈树人从仪表台后面站起来。他换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灰色工装，穿一件半旧的藏青色中山装，胸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
“陈工。”沈寒梅走过去，“孙处长去城防司令部了？”
“十一点半走的。”陈树人指向墙上的钟，“他走之前又检查了一遍引爆装置，说四点之前必须起爆。他……他已经疯了。”
“炸药在哪里？”
“主控台下面。”陈树人蹲下，掀开一块地板，露出一个铁皮箱，“引爆线路从这儿接出去，连到孙处长办公室保险柜里的引爆器。保险柜密码我不知道，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锉刀：“但保险柜背面的钢板只有三毫米，用锉刀开个孔，从里面切断线路，理论上可行。”
沈寒梅接过锉刀，掂了掂。三毫米，二十分钟，够用。
“张大夫呢？”
“在后院小仓库，给咱们准备撤退通道。”陈树人顿了顿，“沈医生，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说。”
“我是民国二十六年从德国回来的。”陈树人望着仪表台上那排刻度盘，声音平静，“回来那年，我二十九岁，一心想用学到的技术给国家建电厂。十二年过去了，我建了三座电厂，炸掉两座——一座是民国二十七年为了不让日本人用，我亲手点的炸药；另一座，就是这座。”
他的手指轻轻抚过仪表盘，像抚摸一个孩子的额头。
“这是第三座。我不想再炸了。”
沈寒梅没有说话。她把锉刀攥紧，点点头。
下午一时五十分，大东区兵工厂仓库
李文斌已经拆完了第三十七管炸药。
老周带着工人们把拆下来的雷管集中放在一个空油桶里，用沙子掩埋。仓库里弥漫着硝铵特有的刺鼻味，每个人都灰头土脸，但动作越来越熟练。
“李同志，仓库这边差不多了。”老周走过来，抹了把脸上的汗，“厂门口的工人代表说，王麻子还在办公楼里，带着两个亲信锁着门，不知道在干什么。”
李文斌放下钳子：“多久了？”
“从停电那会儿就缩进去了，快四个钟头了。”
“他跑不了。”李文斌站起身，腿蹲麻了，踉跄了一下，“厂门关着，围墙有人守着，他那个身板翻不出去。老周，你带人去办公楼，在楼道里喊话，让他知道外面都是咱们的人，别让他狗急跳墙烧文件。”
“你呢？”
李文斌看向仓库深处那台被帆布盖着的庞然大物。那是日本人在伪满时期从德国进口的大型龙门铣床，机身足有三米高，床身十二米长，全东北只有三台。
“我得给它找个安全的地方。”李文斌说，“这么大个家伙，拆是拆不走的，炸又不能炸。得有人守着它，直到解放军进城。”
老周沉默片刻：“你守着它，王麻子那边……”
“王麻子手里没枪，他那两个亲信也早就不想打了。”李文斌语气笃定，“刚才拆炸药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戴眼镜的会计躲在仓库门口往里瞅了好几回。他是在给自己找后路。”
老周点点头，转身带人往办公楼去了。
李文斌走到龙门铣床前，掀起帆布的一角。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那些精密的刻度盘、光滑的工作台上。机器是冷的，铁的气味却像活物。
他伸手，在冰凉的床身上轻轻拍了两下。
“等着。”他说，“马上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下午三时整，铁西区发电厂
保险柜背板被锉开了一个鸡蛋大的洞。
沈寒梅的手指已经磨破了皮，血混着铁锈糊在锉刀柄上。她把左手伸进洞里摸索，触到两根并排的导线——红的和黑的。
“是这两根吗？”
陈树人凑近看了看：“对，主线。剪断就失效了。”
沈寒梅掏出随身携带的医用剪刀。这是她在野战医院用了三年的老伙计，剪过纱布、剪过绷带、剪过坏死组织的缝合线，今天是第一次剪电线。
咔哒。
两声极轻微的金属断裂声。
陈树人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靠在仪表台上。他闭着眼睛，胸口剧烈起伏，像刚经历一场生死搏杀。
“陈工。”沈寒梅收起剪刀，“还没完。孙处长回来发现引爆器失灵，肯定会派人来查。你的人能控制主控室多久？”
陈树人睁开眼，目光清明。
“二十分钟。”他说，“我组织了十八个人，都是最可靠的。孙处长从城防司令部回来，至少需要三十分钟车程，加上他路上还要去其他地方，我们最多有四十分钟窗口。”
“够用了。”沈寒梅站起身，“小赵，你去后门接应，陈工和我留在这里。等孙处长回来，我和他谈。”
“沈医生……”小赵犹豫。
“他手里没炸药了。”沈寒梅的语气平静而坚定，“一个手里没有筹码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谈判。他会来的。”
下午三时四十分，机床厂办公楼
林锋站在李振邦办公室窗前，望着厂区。
工人们已经把三十七箱炸药全部搬出仓库，整整齐齐码在广场西侧的空地上。刘永昌带着几个老技工在逐一清点，陈师傅负责登记入库。远处，张排长带着警卫排的士兵在帮助搬运重件——枪都背在背上，保险关着。
王栓柱推门进来。
“队长，城外来消息了。”
林锋转身。王栓柱递过一张折叠的小纸条，是地下交通员刚送来的。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是陈启明的笔迹：
“总部令：各部已到位，今夜或明晨。”
林锋将纸条凑近煤油灯的火苗，看着它卷曲、焦黑、化成灰烬。
“栓柱，你跑一趟兵工厂，告诉李文斌：天黑之前，他那边必须完全控制。然后去发电厂找沈寒梅，告诉她——”他顿了顿，“告诉她，我这边很好，让她注意安全。”
“明白。”王栓柱转身要走。
“等等。”林锋叫住他，“把她那边的情况带回来。”
王栓柱点头，快步出门。
林锋重新望向窗外。太阳开始西斜，厂房屋顶的玻璃反射出橙红色的光。远处，沈阳城防司令部大楼的轮廓逐渐模糊在暮色里。
他想起1945年4月，雪峰山那条泥泞的战壕。那时候他叫林二狗，手里拿的是别人用过的中正式，身边是王大锤、李石头和赵小栓。那三个人，一个都没能走到今天。
他又想起1947年冬天，黑山阻击战最后一个夜晚。“夜莺”顾小莺在弹坑里写完最后一封家信，把笔塞进他手里，说：“林队长，你要替我们活着看见那一天。”
那一天，已经很近了。
门外传来脚步声。刘永昌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本陈旧的账册。
“林同志，这是厂里从民国二十六年至今的全部设备档案。”他把账册放在桌上，“哪台机器什么时候进的厂，哪个工程师经手的，哪年大修过，都记在上面。工人们说，这些东西不能落到乱兵手里。”
林锋接过账册，翻开扉页。第一行写着：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购入德制龙门铣床一台，编号0031，价金拾贰万圆。经手人：刘永昌。”
“刘师傅。”林锋抬起头，“这台铣床现在还在厂里吗？”
“在。”刘永昌眼眶有些发红，“就在三号车间。日本人要搬，我们把它拆散藏在地沟里。光复后国民党要卖，我们把关键零件藏进锅炉房煤堆。现在，可算能见天了。”
林锋合上账册。
“它很快就会重新开工的。”
下午五时整，发电厂
孙处长的吉普车停在厂门口时，天已经黑透了。
他下了车，夹着公文包，脚步有些踉跄。去城防司令部的这趟差事显然不顺利——军装领口敞着，风纪扣不知丢在哪里。
厂区安静得不正常。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四处张望。
“警卫排！警卫排的人呢？”
没人应答。锅炉房的阴影里，走出十八个人。
陈树人站在最前面。
“孙处长，你回来了。”
孙处长后退一步，手摸向腰间枪套——空的。他早上出门时把枪忘在办公室了。
“陈树人！你……你想造反？！”
“不是造反。”陈树人的声音很平静，“是护厂。孙处长，炸药的引爆线路已经切断了。你办公室保险柜里的引爆器，现在只是一堆废铁。”
孙处长的脸在路灯下扭曲成青白色。他猛地转向厂门口——那里，沈寒梅正从暗处走出来。
“你是……你是那个女医生！”孙处长认出了她，“共军的奸细！”
“我是东北野战军特种作战旅卫生队长沈寒梅。”她的声音不轻不重，刚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楚，“孙处长，你手下的警卫排已经放下武器，炸药被拆除，工厂安全了。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抵抗，或者配合。”
孙处长嘴唇颤抖着，手在腰间徒劳地摸索。
“你……你们……”
“卫立煌今天下午已经下令，城防部队向城外收缩。解放军前锋离沈阳不到三十里。”沈寒梅继续说，“孙处长，你是个懂电的人。发电厂对沈阳有多重要，你比谁都清楚。如果你愿意保护这座电厂，你仍然是总工程师，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功臣。如果你坚持执行那道炸厂的命令……”
她没有说完。孙处长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厂区回荡，像夜枭的啼鸣。
“功臣？我给你们当功臣，国民党那边能饶了我？我一家老小还在南京！”
“你妻子和儿子去年就被你送去了香港。”陈树人说，“这事你亲口跟我讲过，说你老母亲在南京，但妻儿已经安全了。”
孙处长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瞪大眼睛看着陈树人，像不认识这个人。
“你……你怎么知道……”
“你喝醉酒的时候说的。”陈树人叹了口气，“孙处长，你我共事八年，你是个有技术的人，不是天生的恶人。这八年，你给日本人干过活，给国民党干过活，现在，你能不能给自己、给这座工厂干一次活？”
沉默。
厂区里只有风吹过变压器群的呜呜声。
许久，孙处长缓缓蹲下身，双手抱住头。
“我……我不知道……”他的声音低得像呜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沈寒梅走上前，在他面前蹲下。
“孙处长，你不是一个人。”她说，“陈工，还有厂里这十八个愿意站出来的工人，还有门外那些还在观望的警卫排士兵，他们都在看着你。你带的路，他们跟着走。”
孙处长抬起头，眼神涣散又聚焦，像刚从一场长梦中醒来。
“……四点已经过了。”他喃喃说，“城防司令部的人没来检查。”
“他们不会来了。”沈寒梅说。
孙处长缓缓站起来。他走到陈树人面前，伸出手。
“图纸呢？主控室的配电图纸。”
陈树人从怀里掏出一卷泛黄的蓝图。
孙处长接过来，展开，对着路灯的光看了很久。
“这条线路……”他指着其中一段，“三年前改造的时候就设计有问题，负荷一高就发热。我……我一直想改，没机会。”
他的手指沿着线路图缓缓移动，声音渐渐稳定。
“现在改，还来得及。”
夜幕完全降临时，发电厂主控室的灯重新亮了起来。
那不是爆炸的火光，是仪表盘上指示灯的微光。陈树人和孙处长并肩站在操作台前，一道道合上开关。
厂区里，工人们屏住呼吸。
“并网成功。”孙处长说，声音很轻。
远处，铁西区的街灯亮了一盏、两盏、一片。黑暗的城市里，渐渐升起光的涟漪。
沈寒梅站在厂门口，望着那片渐次亮起的灯火。
小赵从巷子里钻出来，跑到她身边。
“沈医生，王栓柱来了，说林队长那边一切顺利。”他喘着粗气，“还说，总部命令到了。”
“什么时候？”
“今夜或者明晨。”小赵的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咱们快回家了。”
沈寒梅没有回答。她望着那片越来越亮的灯火，忽然想起1945年湘西那个夜晚，林锋第一次教她用电台发报。那时她按下的第一个信号，是三个字母——
h o m E。
家。
1948年11月19日，下午五时三十分至晚间七时，沈阳
暮色四合时，三座工厂的灯火渐次亮起。
机床厂的广场上，三十七箱炸药完成了清点入库。刘永昌把那本账册锁进厂部保险柜，钥匙系在腰间。李振邦在办公室写下辞职报告，措辞改了又改，最后只留一句话：“本人自愿离职，听候处置。”张排长把警卫排的士兵集合在食堂，开了一锅热面汤，没人说话，呼噜呼噜地喝。
兵工厂的仓库里，李文斌仍在龙门铣床边守着。老周从办公楼带回消息：王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抽了半包烟，写了三页自白书，落款时手抖得厉害。两个亲信趁他写字的工夫悄悄溜了。
发电厂的主控室灯火通明。陈树人和孙处长对着配电图，用红蓝铅笔标注需要改造的节点，争执了两次，达成共识三次。张大夫从后门抱来一搪瓷缸热水，两人谁也没顾上喝。
城外，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进入最后准备阵地。炮手们校准诸元，步兵检查弹药，工兵们把炸药包绑成便于携带的束。各级指挥员最后一次核对手表——那是攻城的唯一信号。
城内，林锋站在机床厂办公楼顶。从这里望去，可以看见铁西方向渐次亮起的街灯，可以听见兵工厂方向隐约传来的喧哗——工人护厂队在清理杂物，给进城的部队腾路。
夜风从东北方向吹来，带着郊外旷野的寒意，也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
王栓柱爬上楼顶，把一件缴获的军大衣披在林锋肩上。
“队长，沈医生说，发电厂保住了。孙处长签了保护书。”
“嗯。”
“李文斌那边也说，兵工厂的炸药全拆完了，龙门铣床底下铺了三层稻草，就等解放军进城验收。”
“嗯。”
王栓柱沉默了半晌，又开口：“队长，你说……明天早上，咱们会在哪儿？”
林锋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沈阳城的万家灯火，望着那些或明或暗的窗户，望着街道上稀稀落落的行人和偶尔驶过的军车。
“在城里。”他说，“在每一条需要清的街道，每一座需要守的工厂，每一个需要抓的特务窝点。”
他顿了顿。
“在胜利的地方。”
远处，城防司令部大楼的楼顶，最后一盏探照灯熄灭了。
整座城市沉入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而黑暗中，有无数双眼睛，正等待着同一道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