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8日，凌晨四点，沈阳皇姑区某条小巷
林锋背靠着一堵斑驳的砖墙，阴影完全覆盖了他的身形。他已经在原地停留了五分钟，眼睛适应了黑暗，耳朵捕捉着这座沉睡城市的声音。
风声，远处偶尔的狗吠，更远处隐约的火车汽笛——那是从奉天站开出的列车，大概又是国民党军运物资或撤退人员的专列。
但最重要的是近处的声音：左侧三十米外那户人家传来老人咳嗽的声音；右侧巷口有轻微的脚步声，大概是更夫或巡警；头顶的屋檐上，野猫踩碎了一片瓦。
这就是城市的脉络——不是地图上那些僵直的线条，而是由无数声响、光线、气味和人的生活痕迹织成的网络。一个优秀的侦察兵必须能读懂这个网络，找到安全的缝隙。
“队长。”身旁的战士李二牛压低声音，“前面路口有灯。”
林锋微微探出头。巷子尽头连接着一条稍宽的街道，街角挂着一盏昏暗的路灯，灯下立着一个木制的哨棚，但里面空无一人。电线杆上贴着泛黄的布告，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岗哨撤了。”林锋判断道，“或者哨兵擅离职守。”
这是好迹象。国民党军的纪律正在崩坏，尤其是在沈阳这样被围困的城市里。
“按计划走。”林锋打了个手势，三个人——他、李二牛，还有另一个叫王栓柱的战士——贴着墙根快速穿过巷口，钻进对面的胡同。
他们的目标是皇姑区北市场附近的一座小院，那里是地下党提供的第一个安全屋。从城墙豁口到这里大约三公里，但他们绕了路，避开主要街道和可能的检查站。
胡同很深，两侧是高矮不一的民房。有些院子里传来鼾声，有些窗缝里透出微弱的光——大概是熬夜做活的匠人或小贩。空气里弥漫着煤烟、泔水和冻土混合的气味，这是北方冬天城市特有的味道。
林锋的脚步突然停住了。
他抬起手，身后两人立刻蹲下。前方二十米处的岔路口，有两个晃动的光点——手电筒的光。
“巡逻队。”林锋用唇语说。
三人迅速退进一个门洞。门洞很浅，勉强能藏身。林锋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有李二牛压抑的呼吸。
脚步声越来越近，还夹杂着说话声。
“……这他妈鬼天气，冻死个人。”一个沙哑的男声。
“少抱怨两句吧，还有两个钟头就换岗了。”另一个年轻些的声音，“听说城外的共军已经到浑河了，最多三五天就能打进来。”
“打进来才好呢！老子早就不想干了！当官的都他妈坐飞机跑了，留咱们在这儿等死……”
“闭嘴！这话能乱说吗？让人听见……”
“听见咋的？这大半夜的谁听？再说了，我说的不是实话？你看看卫司令长官，口口声声说要与沈阳共存亡，他老婆孩子上星期不也坐飞机去北平了？”
两个国民党兵骂骂咧咧地从胡同口走过。手电光扫过门洞时，林锋能看清他们身上的棉军衣已经破旧不堪，其中一个的帽子上还缺了帽徽。
他们走远了。
林锋等脚步声完全消失，又等了三十秒，才从门洞里出来。
“军心涣散。”王栓柱低声说，“这是好事。”
“也是坏事。”林锋继续往前走，“军心涣散的部队最容易出现两种极端：要么一触即溃，要么狗急跳墙。我们要防备第二种情况——尤其是他们要撤离或投降前，很可能会破坏工厂。”
穿过三条胡同后，他们来到了北市场边缘。
这里原本是沈阳有名的夜市，聚集着各种小摊贩、茶馆、戏园子。但战争让这里萧条了，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只有几处卖早点的小摊支起了油灯，准备天一亮就开张。
林锋对照着记忆中的地图——出发前，他花了整整两天背熟了皇姑区的主要街巷。地下党同志提供的地图很详细，连一些不显眼的小胡同都标注了。
“从那个煎饼摊后面穿过去，第三条胡同右转。”他低声说。
三人借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快速移动。路过煎饼摊时，摊主——一个裹着破棉袄的老汉——抬头看了他们一眼，眼神浑浊，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和面，仿佛什么都没看见。
在这种年月，少看、少听、少问，是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
第三条胡同很窄，两侧的院墙很高。走到中段时，林锋看到了那个特殊的标记——左侧墙根处，三块叠放的青砖，最上面那块缺了一个角。
到了。
他上前，按照约定的节奏轻轻敲了敲院门：三长两短，停顿，再两短一长。
门内传来细微的响动。片刻后，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从门缝里向外看。
“谁？”是个苍老的女声。
“从辽阳来的，找老陈头打家具。”林锋说出暗号。
门又开大了些，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但眼睛很亮。
“进来吧。”她让开身。
三人迅速闪进门内。老太太立刻关上门，插上门栓。
院子不大，三间正房，两间厢房。院子里堆着些柴火和杂物，角落里有口井。正房的门帘掀开了，走出一个五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男人。
“林同志？”男人试探地问。
“是我。”林锋点头，“您就是刘师傅？”
“对对，我是刘永昌。”男人上前握住林锋的手，声音有些激动，“可把你们等来了！快进屋，屋里说话。”
正房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炕上铺着草席，墙上贴着几张年画，已经褪色了。一张八仙桌上摆着茶壶和几个粗瓷碗。
“这是我老伴。”刘永昌介绍老太太，“她姓赵。我们两口子都是机床厂的老工人，三十多年了。”
老太太给三人倒了热水，又拿出几个玉米面饼子：“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
林锋没有立刻吃东西，而是先问道：“刘师傅，厂里情况怎么样？”
刘永昌的脸色凝重起来。他在炕沿上坐下，摘下眼镜擦了擦。
“不太好。”他说，“厂里现在分三拨人。一拨是以厂长王德禄为首的，想保住机器，等解放军来接收。一拨是以工务处长李振邦为首的，是死硬的国民党，扬言说要是守不住就炸厂。还有一拨是中间派，大部分是普通工人和技术员，想保住饭碗，但不敢表态。”
“李振邦有多大权力？”林锋问。
“他是卫立煌的老部下，带来一个警卫排，三十多人，都配着美式冲锋枪。”刘永昌说，“厂里的护厂队有五十多人，但都是本地工人，没打过仗，而且武器只有十几条老枪。真要动起手来，不是李振邦的对手。”
林锋从怀里掏出小本子和铅笔，开始记录。
“机器设备现在什么状况？”
“大部分都还在。”刘永昌说，“日本投降那会儿，国民党接收时破坏了一部分，但核心的机床、锻压机、热处理炉都保存下来了。上个月李振邦说要转移，但这么多重型设备，没火车根本运不走。他倒是想把图纸和技术资料装箱带走，被我们几个老工人偷偷藏起来一部分。”
“藏在哪里？”
“厂里有个废弃的地下防空洞，日本人修的，知道的人不多。”刘永昌压低声音，“我们把最重要的二十多箱图纸和三十多本技术手册都藏在那儿了。李振邦派人找过，没找到。”
林锋点点头：“厂区现在的守卫情况？”
“正门有一个班的岗哨，后门两个岗。李振邦的警卫排住在厂区西侧的宿舍楼，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另外，厂区围墙上拉了铁丝网，四个角有了望塔，但晚上塔上不一定有人——天太冷，哨兵经常溜下来烤火。”
“工人呢？有多少人愿意配合我们？”
刘永昌想了想：“可靠的，能豁出去的，大概有十几个。都是跟了我十几二十年的徒弟，知根知底。另外还有三四十个可以争取的，他们也想保住厂子，但胆子小，得有人带头。”
林锋快速计算着。己方只有三个人，加上十几个工人，要对抗三十多个武装警卫，力量悬殊。但优势在于：第一，己方在暗处；第二，工人熟悉厂区环境；第三，对方军心涣散。
“总攻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刘永昌问。
“具体时间不能透露。”林锋说，“但快了。你们要做好准备，一旦城外炮响，就是信号。到时候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厂区大门，阻止任何人进出，尤其是李振邦和他的人。”
“我们没枪啊。”刘永昌发愁。
“枪会有办法的。”林锋说，“这几天，你们先悄悄把可靠的工人组织起来，分成小组，摸清厂里每一台重要设备的位置，制定保护方案。另外，想办法弄清楚警卫排的换岗时间、武器存放地点、李振邦的日常行动规律。”
“这个我能办到。”刘永昌说，“我有个徒弟在警卫排当伙夫，能套出话来。”
正说着，外面传来鸡鸣。
天快亮了。
“我们得走了。”林锋收起本子，“晚上七点，我们会再来。到时候需要一份详细的厂区平面图，标出所有重要设备和警卫位置。”
“没问题。”刘永昌站起来，“林同志，你们住在哪儿？安全吗？”
“我们有落脚点。”林锋没有细说，“刘师傅，您和老伴也要注意安全。这段时间尽量减少外出，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说我们是您辽阳来的远房亲戚。”
“我懂。”
老太太把剩下的玉米饼子塞进林锋手里：“带着路上吃。这年月，粮食金贵着呢。”
三人告别刘家，重新回到胡同里。
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街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挑着担子的小贩、赶着去上工的工人、挎着篮子买菜的妇女。城市从沉睡中苏醒，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紧张和不安。
林锋带着两人绕了几个圈，确认没人跟踪，才来到第二个安全屋——一家倒闭的裁缝铺的后院。这里是地下党预留的备用据点，平时没人住。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院子里堆满了破布和废弃的缝纫机零件。正房的锁已经锈死了，他们从后窗翻进去。
屋里积了厚厚的灰，但好歹能遮风挡雨。
“二牛，你负责警戒，两小时换一次班。”林锋说，“栓柱，把干粮和水整理一下，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几天。”
“是，队长。”
林锋在墙角坐下，掏出本子，开始整理刚才获得的情报。
机床厂的情况比他预想的复杂，但也不是没有机会。关键是时间——他们必须在总攻开始前，做好一切准备。
窗外，沈阳城彻底醒来了。汽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小贩的叫卖声、工厂的汽笛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白天的脉络。
而林锋要做的，是在这复杂的脉络中，找到那个能改变结局的关键节点。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机床厂的平面图——那是出发前反复研究过的。每一栋厂房，每一条通道，每一个可能的出入口……
突然，他睁开了眼睛。
“二牛，今晚我们去厂区外围侦察。”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是！”
天色大亮。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城市的另外两个角落，李文斌和沈寒梅也各自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三把尖刀，已经悄无声息地刺入了沈阳的心脏。
而这场无声的战斗，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