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运，我好不容易抢到一张回家的票。上车的时候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迷迷糊糊找到铺位，倒头就睡。
半夜，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
两个老太太站在我床边，用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在说话。声音很轻，像风穿过干枯的芦苇，断断续续的。我想睁眼看，眼皮却沉得像灌了铅。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们大概是隔壁硬卧的乘客，过来坐一会儿。硬卧车厢过道边有翻板小凳子，常有睡不着的人坐在那儿。
我懒得起来，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
她们说了很久。声音不急不慢，偶尔停顿，像是在辨认我的脸。其中一个还伸手掖了掖我肩头的被角，动作很轻，手指冰凉，隔着被子我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
后来声音渐渐远了，门轻轻响了一下，车厢彻底安静下来。
早上被列车员的拍门声叫醒：“先生，快到站了，收拾一下。”
我愣愣地看着那扇门。
软卧。
我买的是软卧。
有门的那种。关上门，这个隔间就是封闭的。外面的人进不来，过道里也没有凳子。
那两个老太太，是怎么站在我床边的？
她们又是怎么出去的？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一股寒意突然从骨头缝里往外冒。不是害怕，是冷。真正的那种冷。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滚烫。
列车员帮我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四。
之后的十几个小时，我裹着两床被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烧得昏昏沉沉。意识模糊的时候，耳边又隐约响起那种方言，轻柔的，像在哄一个孩子入睡。到家时是中午十二点多，我妈开门看见我烧得嘴唇起皮，急得直掉眼泪。
说来奇怪。
就在迈进家门的那一瞬间，烧突然退了。
像有人把火掐灭了似的，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留。
我妈摸了摸我的额头，满脸困惑。我站在玄关，忽然很想问她一件事——我们家，有没有两个远房亲戚，会说一种谁都听不懂的方言？
但我没问。
因为我知道答案。
每年过年回家，我都要路过那片老坟地。小时候我妈指着那些长满荒草的坟包跟我说，这里面埋的都是咱们家早些年的人，你要是路过，心里喊一声就行，他们会照看你的。
我一直以为她在说迷信。
直到那个春运的夜晚，两个老太太替我掖好被角，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一个本不该有人能进来的隔间。
第二年腊月，我妈在电话里说：“今年票不好买，你要不别回了。”
我说：“回，怎么不回，票我已经抢到了。”
挂了电话我才反应过来——我根本没抢票。
我打开购票软件，订单页面赫然躺着一张回家的软卧，同一个车次，同一个铺位，甚至连日期都是腊月二十七，和去年一模一样。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试图说服自己是梦游买的，或者去年买票时勾选了自动续费。可软件上的下单时间清清楚楚：凌晨三点十七分。那个时间我在睡觉。
我给客服打电话，客服说订单是通过我的账号、在我的常用设备上操作的，支付方式也是我绑定的银行卡。“先生，确实是您自己买的，”客服的语气温和而笃定，“可能您半夜醒了顺手买的，忘了。”
我没忘。
我清楚地记得，去年那个夜晚之后，我特意把购票软件的免密支付关了。
退票。我按下了退票按钮。页面弹出一行红色小字：“退票失败，当前订单状态异常，请稍后重试。”
我又试了三次。每次都是同样的提示。
改签？不行。换成硬卧？不行。换成高铁？连高铁票都买不了，系统永远在转圈，转到最后显示“网络异常”。
我瘫在椅子上，心里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它们不让我换。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跟自己说，行，我认了，我就坐这趟车回去。我倒要看看，今年又是什么幺蛾子。
上车那天，我特意没有直接睡觉。铺位上坐着，灯开着，手机攥在手里，随时准备录像。我倒要看看那两个老太太今年还来不来。
车开了。十点熄灯。隔壁隔间的人拉上了门，呼噜声隐约传来。我靠着枕头强撑到凌晨一点，眼皮开始打架。我掐自己大腿，掐了三下，没撑住，意识像被人从头顶拔走一样，瞬间就断了。
那种感觉不对。我不是“睡着”的，我是被某种力量直接从清醒拽进了昏沉，连过渡都没有。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这次不是方言。是两个声音在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话，一字一顿，像刚学会说话的孩子，又像很久没有开口的老人。
“瘦了。”
“瘦了。在外面不好好吃饭。”
“脸色也不好。”
“觉也睡不够。”
“不行。这样不行。”
两只冰凉的手同时落在我的额头上，一左一右。我被冻得想缩，身体却动不了。那两只手就那样贴着，像在摸一个发烧的孩子。过了好一会儿，左边的声音说：“不烫。还没烧。”
“那就好。”
“再睡一会儿吧。”
“再睡一会儿。”
然后是沉默。长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们走了，意识开始往更深处滑去。可就在坠入彻底无知觉的前一秒，我听见右边的声音忽然叹了口气，用一种非常非常轻的、几乎像呼吸一样的方言说了一句什么。
我听不懂。
但那个语调，那个节奏，那种说完了之后沉默很久的余韵——那是一个告别。
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被子盖得严严实实，四个角都被掖进了褥子底下，像小时候我妈怕我踢被子做的那样。我坐起来，发现枕头边放着一样东西。
三颗糖。
大白兔奶糖，旧版包装，市面上早就买不到的那种。糖纸被捂得微微发软，像是从某个贴身的口袋里取出来的。
隔壁隔间的乘客已经下车了。我问列车员，昨晚有没有人进过我的隔间。列车员说没有，门一直是关着的。
我低头看着那三颗糖。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我跟着外婆在老家的村子里住过一阵。外婆有个老姐妹，我叫她二奶奶，脸上全是皱纹，手也是凉的，每次见了我都要从兜里摸出几颗大白兔奶糖塞给我。她说话带着一种谁也听不懂的方言，外婆说那是她老家的土话，整个村子就她一个人说那种话，因为她的老家已经不在了——修水库，淹了。
二奶奶什么时候走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外婆后来提过一次，说二奶奶走之前念叨了我，说我太小了，不知道以后还记不记得她。
我把糖纸剥开，把糖放进嘴里。
甜。
我又剥开第二颗。
还是甜。
第三颗我没舍得吃。我把糖纸重新包好，放进了钱包里。
那年回家，我跟我妈说：“我好像知道那两个老太太是谁了。”
我妈正在择菜，头都没抬：“你知道什么了？”
“你以前说，路过老坟地心里喊一声，她们会照看我的。”
我妈的手顿了一下。
“我每年都喊，”她低着头，声音很轻，“每年都喊。喊她们路上照看你，平平安安的。”
菜刀搁在砧板上，没再拿起来。
厨房里安静了很久。窗外有人在放鞭炮，远远的，一声接一声，像是在喊什么人回家。
后来我查了一下那趟车的运行路线。它经过老家那片老坟地的时间，大概是凌晨两点半到三点之间。
而我每年被那两个老太太“叫醒”的时间，正好是凌晨两点四十五。
不多不少，年年如此。
我没再退过票。
每年腊月二十七，我的购票软件里会自动躺好一张回家的软卧。我照常上车，照常睡觉，照常在凌晨被那两双冰凉的手摸一摸额头，听她们用听不懂的方言说几句话。
有时候是“穿厚点”，有时候是“少抽烟”，有时候只是一声长长的、满足的叹息。
我从不睁眼。
但我每次都会在心里说一句——
我挺好的。明年还回来看你们。
糖我一直留着。
就放在枕头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