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儒端着粗瓷粥碗，筷子在碗沿儿上搭着，思绪早飘到了院儿墙外头。
大儿子敬国四年前成的家，早搬去北新桥厂里分的宿舍过小日子，
平时也就礼拜天能拎着二锅头回来一趟；大闺女春燕三年前嫁去了海淀，
逢年过节才能回来一趟。
二儿子爱国四年前进了什刹海武术队，去年冬天天津那场武术交流赛，
凭着祖传的腿功拿了优秀表演奖，街坊四邻都夸这孩子有出息。
听说今年内蒙古要办全国武术比赛，队里原本让他备战，
结果公安系统先递了橄榄枝 —— 这年头武术尖子进公安，
那可是板上钉钉的体面铁饭碗，转正就能申请职工宿舍，往后怕是也得住出去。
十六岁的三儿子和十四岁的小闺女红燕都住校，俩孩子功课紧，没事根本不回，
也就月底能回来冒个头，蹭顿热乎饭就撒丫子跑了。
至于刚退休的陶小蝶，整天帮俩儿子带孙子孙女，乐不思蜀，回院儿的功夫都少，
有时候想找她逗闷子，就是见不着人影。
“嗯，路上慢点！别赶那辆挤得人喘不上气的公交，实在不行就坐三轮，贵点就贵点！”
刘清儒眼皮抬了抬，应着秦淮茹的话，心里却早打起了小算盘：
得先去厂里冒个头，在领导跟前露个脸，然后趁早溜号。
回来是去后院找娄晓娥唠唠，还是去香饵胡同寻袁咏梅？这得先琢磨明白！
其他几个倒也能找，可人家都忙着上班挣钱呢，哪有他这么清闲。
这么一想，刘清儒嘴角不自觉勾了勾，“咕咚” 喝了最后一口粥，手里的粥碗往桌上一蹾，
舌头舔了舔嘴唇，只等着快点应付完这顿饭，好去寻自己的乐子。
秦淮茹压根没察觉他的心思，还在一旁絮絮叨叨收拾给大孙子带的东西：
“我琢磨着再塞俩苹果，孩子就爱吃这口甜的。
对了，晓梅上次说想要块肥皂，厂里上月发的劳保皂还没动，得记得拿上……”
她转头瞪了刘清儒一眼，又叮嘱道，“下午要是出去瞎晃，记得把煤炉封好！
别回头灭了，晚上还得重新引，麻烦死个人！”
“得嘞您呐！知道了知道了！” 刘清儒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目光早飘到了屋外，
透过窗棂瞅着墙根下的自行车，心里盘算着等会儿出门走哪条路更顺当，别耽误了工夫。
等秦淮茹絮叨完，拎着布包出了门，嘴里还念叨着 “我先走了啊”，
刘清儒才慢悠悠地推出自行车，拍了拍车座上的灰，晃悠悠往轧钢厂去了。
这几年，咱轧钢厂的变化可真叫翻天覆地。
1973 年那会儿，厂里的设备老旧得掉渣，跑冒滴漏是家常便饭，三天两头就撂挑子。
生产效率低得邪乎，有时候设备一坏，得停工维修好几天。
工人们攥着扳手急得直跺脚，却也没辙 —— 总不能跟铁疙瘩较劲不是？
老陈蹲在炉边抽闷烟，瞅着漏得满地的机油叹气：
“这日子过得，咋就这么憋屈！”
1974 年开春，轧钢厂总算熬来了转机。
厂里来了几位戴眼镜的新技术员，背着帆布包一进厂门，
连口水都没喝就钻进车间，趴在老旧设备上琢磨得入了神。
没过俩月，两辆卡车拉着新炼钢设备轰隆隆开进厂区，
工人们全围了上来，伸着脖子看新鲜。
“嚯！这玩意儿真洋气！”
老周扒开人群，手在冰凉的机身上摸了又摸，满脸的稀罕劲儿。
新设备安装调试好那天，炼钢车间的变化立竿见影：
烟囱里的黑烟淡了大半，车间四角还装上了排气扇，呛人的烟尘比以前少了太多。
工人们下班脱下工作服，拍着上面的灰笑道：“瞧瞧，这下不用整天灰头土脸了！”
生产效率更是蹿了上去，以前攥着拳头干好几天的任务，现在俩整天就搞定。
大伙儿干活的劲头更足了，车间里的号子声都比往常响亮。
1975 年夏末，厂里要盖新职工筒子楼的消息一传开，整个厂区都炸开了锅。
工人们扎堆儿往车间办公室凑，纷纷打听申请条件。
按厂里的规矩，首先得是正式职工，临时工和合同工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
再者得在厂里干满 3 年，工作表现得说得过去，没犯过啥大错；
最关键的是家庭住房困难的优先，比如一家几口挤在小杂院，
或是家在外地、在京城没个固定住处的。
符合条件的得先往车间交申请，车间主任审完再报给行政科，
最后张榜公示三天，没异议才能拿到钥匙。
那阵子，车间办公室天天挤得水泄不通，
大伙儿攥着申请材料踮着脚盼，脸上全是急巴巴的神情。
“得嘞您呐，您看我这条件够不够？”
老张头把户口本往桌上一拍，声音都透着颤。
毕竟在那会儿，能分上宿舍可是天大的喜事。
轧钢厂的革委会这几年更是折腾得够呛。
1973 年的时候，革委会在厂里说一不二，大小事儿都得他们点头，
整天喊着 “抓革命”，动不动就耽误生产。
革委会主任李怀德更是作威作福，谁要是敢提意见，
立马扣上 “破坏革命生产” 的帽子，不少职工都受了他的冤枉气。
有回老陈实在看不下去，建议修修老化的管道，当场就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你丫居心不良！敢跟革命路线叫板？”
老陈憋得脸通红，愣是没敢再吭声，现在想起来都让人恨得牙痒痒。
到了 1975 年，国家开始整顿工业企业，强调要恢复生产秩序，
革委会的权力就慢慢弱了，李怀德见了工人都少了些横劲儿。
1976 年文革一结束，革委会直接被解散，李怀德彻底没了往日的威风，
见了谁都低着头走，活像只斗败的公鸡。
没过多久，刚清扫完厂区主干道的杨伟华直起酸痛的腰，用袖子擦了擦汗，
望着新竖起的 “恢复生产秩序领导小组” 牌子，
粗糙的手掌不自觉摩挲着磨破边的劳动布袖口。
这位在文革中被撤销厂长职务、发配打扫卫生整整十年的老厂长，
衣领里还别着支磨得发亮的钢笔 —— 十年间无论扫雪还是清灰，从未离身。
“杨厂长，厂部让您去一趟！”
传达室老张头的喊声穿透厂区的机器轰鸣，语气里藏着难掩的激动。
杨伟华愣了愣，随即攥紧了扫帚，脚步虽慢却稳，
膝盖处的旧伤让他每走一步都得顿一下。
此时的轧钢厂，革委会解散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正亟待填补，
而在 1975 年国家全面整顿期间，
中央已明确要求 “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安置”，
这为杨伟华的复职埋下了伏笔。
几天后的全厂职工大会上，上级派来的组织干事展开平反决定：
“经查实，杨伟华同志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纯属诬陷，现恢复其厂长职务，即日履职。”
话音未落，车间主任们率先鼓起掌，老工人们眼圈发红 ——
他们还记得 1966 年杨伟华被揪斗时，仍梗着脖子争辩 “炼钢炉不能停”；
更记得这十年里，他扫过的车间总能保持最干净的操作台，
路过的技术员常能收到他悄悄递来的设备改造草图，纸角都被磨得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