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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书吧 > 历史军事 > 大明元辅 > 第186章 召对争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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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往返在寒冬腊月之时较往常更慢一些,等辽东的争执捅到京师,已经将近年关了。

这一日早上,皇帝给内阁诸阁老、都察院及六部堂官以及个别经筵日讲官赐下了一些年货。东西谈不上贵重,无非是些冬笋、熏肉、干货之类,但这是一种分了亲疏衔职的“亲切关怀”,能够列入此类的人自然就会被外界看做是皇上的“股肱之臣”。

作为亲信中的亲信,股肱中的股肱,高务实得了十二斤冬笋,十二斤熏肉,各类干货十二种、各十二斤。至于为什么全是十二,其实连高务实都不是很清楚,他也没问过。估摸着,应该是内廷的惯例,图个“月月红”之意。

早上这些干货刚送到府上,身在户部衙门的高务实只得了张单子,本应该立刻写谢表谢恩,但还没来得及落笔便立刻应召入宫了。

内阁就在宫中,离文华殿较近,而户部、兵部则在宫外,要远不少,因此等高务实和梁梦龙联袂赶到的时候,内阁诸位阁老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甚至连皇帝都在。

高务实和梁梦龙赶紧告罪致歉,朱翊钧摆了摆手:“你们离得远,有什么罪不罪的,朕总不能让你们飞过来。陈矩,给二位卿家赐座。”

一听朱翊钧这说话的语气,高务实就知道他今天心情还不错——至少目前还不错,因此也没多礼,与梁梦龙双双落座。

朱翊钧顺手从御案上拿起一本奏疏,道:“这是辽阳副总兵曹簠的奏疏,说的是前不久建州虏酋努尔哈赤进占董鄂部一城之事,诸位卿家都看过没有?”

其实这道奏疏只有高务实没看过,因为这奏疏是辽东副总兵所上,谈的是军务,本身是兵部的正管。于是过程是兵部先看了,然后上呈内阁,内阁过目之后,写了票拟再呈送司礼监给皇帝审阅。

这里头单单没有高务实什么事。

不过事实上高务实是知晓这道奏疏内容的,曹簠不仅提前送了消息给他,还把前因后果明明白白陈述了一遍。而且在刚才入宫的路上,梁梦龙也猜到皇帝召对肯定是要说这事,因此也和高务实有过一段交流。

说实话,高务实也觉得有些头大。

现在的麻烦在于事情扎堆,京里这边正在“财权大战”。高务实虽然先给了一颗甜枣,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官员的俸禄折算基本清除,只留下了大家还算可以接受的粮食和布帛折算,但因为接下来他要全面收拢财权,还是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所以舆论上争得很凶。

舆论这玩意,有时候没什么鸟用,但有时候作用也很大。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坚持要搞,那么无论你舆论如何反对,该搞还是得搞。但是一般而言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真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大礼议、国本之争这种档次的争议了,几乎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

收拢财权这事不至于会如此,因为这事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议,是实学派与心学派之间“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的争议,皇帝处于高高在上的调停者角色,稳坐钓鱼台。

高务实显然是一个“大政府”制度的支持者,经历过后世红朝崛起的他,深知在很多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之重要性。

以前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其实也对这个问题稍有涉猎,比如他知道汉文化传播到欧洲后,最让欧洲学者困惑的问题,就是无法理解“仁义”的真正含义,因为仁义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而社会是西方狩猎宗教文化所没有的东西。

狩猎经济只需要个人层面的自发组织,对个人而言,那是主动的、自由的。而农耕经济才需要社会组织,以应对自然灾害,那是被动的、强制性的。

而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文化,人与上帝(或者说自然层面)之间更不可能有一个中间环节,哪怕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教会组织,也被认为是多余的,500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给废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个人与自然(上帝)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社会),更不能理解这个中间环节的重要性。

至于人的精神层面,那就更不存在了,因为在那里,只允许存在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只允许有一个,就是赎罪。因此,基督徒面对复杂的世界,只会、也只能考虑两个因素:神和契约。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识,因为人群客观存在,但那叫群体,而非社会。

社会与群体的区别,就类似兄弟与朋友的区别。社会中,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被动的、是不可选择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哪怕是成为仇人,都得一锅吃、一炕睡,必须包容、没有自由。

而群体中,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是主观的、主动的、是可以选择的,和则聚、不和则分,充满了自由。

没有社会意识,关于人类的存在和组织形式就必然发生扭曲,这才有了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个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复杂,也算不得高端,它的本质就是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自由给国家,换取国家对个人的(有限)保护。

这里多说一句,《社会契约论》里的“社会”,英文是Social,意思本来就是群居、人群,当年日本人自作聪明地误译为“社会”,结果遗患至今——人家的本意和中国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有区别。

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是基于个人授权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个人(选票)授权,政府对个人的责任是有限的(个人层面的契约范围之内),个人(选民)关注的是,政府是否损害个人权利(根据契约),而不是政府能否对自己提供充分的保护。

既然个人让渡的权力本就有限,那么政府的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打个比方,过去欧洲人的决斗,一定要在现场的法官、警察监督和公正之下举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法官和警察的责任,是保障决斗的过程符合契约,而当事人的生死结果并不在其责任范围之内。

这就是基于个人契约的、有限责任的政府,即小政府。

但中国不同,历来中国的政府都不是基于个人契约、个人授权的,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从古至今,中国的政府都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授权、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或战争获胜),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汉文化中,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朝廷也好,政府也罢,就都必须“以民为本”,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总责。

这就是基于社会的、无限责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个对比,美国警察救人只是一种“工作服务”,这个“服务”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满足。而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

所以在后世,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动不动就被警察拔枪毙了,但中国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因为涉嫌执法过度,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

这就是区别。(注: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应对疫情是“三尽四早”,而西方只能“群体免疫”,连作业都不会抄。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他们做不到的问题。)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当然有其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早已形成,难以更改,只能顺应。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撵走了神,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

人,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下辈子会怎样?子孙会怎样?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

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或王权、皇权都无法提供确定性,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而成为权上之权,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

提供确定性、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对重大事项决策,就是神权的三大职责。从而形成后台神权与前台政权(皇权)的稳定配合,管理权的所有权属于神权,管理权的使用权归于政权。

这就如同诞生于宗教文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当于神权的董事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当于政权的公司(CEO、总经理及各部门)拥有使用权,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当周王朝抛弃了神,那么有困难就只能找社会,当然应该由社会提供确定性。但问题是,社会是个抽象概念,谁代表社会?

周公想到一个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确的社会“制度”来保障确定性,这个制度就是礼乐制度,我们的汉文化也因此被称为礼乐文化。

在后世的中国,礼乐文化的内容虽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

用今天的话说,“礼乐”就是宪法。

谁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政思想?礼乐制度就是中国最早的宪政制度。

“礼”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让掌握政权者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也让民众清楚将会面对什么,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这也就是现代宪政理论所说的,用制度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并建立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构成的体系。

长久以来,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平日里难得一见、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属一个家族,以此增强凝聚力。这就好比后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实就是国家级的制度性祭祀活动,以强化中国人的同属感,这就是“乐”的本意。

我们不能约束神,但我们需要约束人,所以我们就用制度代替神来约束人。

什么是宪政?不论学术专业,简单通俗地说,其实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权,对全民提供确定性。

当孔子以仁义、以君子之道将礼教再次拔高,当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将神权与皇权绑定,中国的正统皇朝也就都成为了无限责任政府,需要为全天下负责,无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啸飓风蝗灾雪灾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现,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国有奸佞——归根结底一句话:总得有人负责!

然而高务实现在最忧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现状:它是个无限责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担不起无限责任,它的皇权顶多能下到县级,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绅自治。

你想“党支部建在连上”?做梦呢,大明没有这么强大的统治力,它没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

高务实能完全控制京华,靠的是以经济手段为后盾、以家丁为组织骨干,所以京华在南疆哪怕有十几万大军,他也能万里迢迢的牢牢遥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个皇朝,拥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绝对大义,却只能满天下靠将领们的家丁部队充作武力核心,这是何等的病态!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会责任有效的承担起来,这个大明就始终是外强中干、一推就倒的虚伪强权。

为什么原历史上清军一入关,大明内部就实际上四分五裂,随随便便就被清军逐个击破?那时候,号称愿意“一死谢君王”的人剩下几个?

你没有承担起你的“无限责任”,你的朝臣、士绅自然也就认为对你的下场没有责任。

然而这一切的责任想要承担起来,在没有“党”作为社会组织骨干的前提下,就只能靠财权维系,因此高务实只能想方设法收拢财权,无可妥协。

但偏偏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收拢财权再做其他,图们、努尔哈赤等人不断给他制造外部麻烦,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砸钱应战;心学派也不肯让权,他还得想方设法去和他们斗智斗勇。

真是内忧外患。

朱翊钧的这个提问,看似针对“众卿家”,其实只望向高务实一人,因为他也知道其他人都已经看过。

高务实悄然叹了口气,面上却不动声色地道:“臣方才已经听大司马说起了。”

朱翊钧听他这么说,欣然问道:“好。既然如此,诸位先生和二位卿家有何看法?”他说着,顿了一顿,补充道:“努尔哈赤前次勾连图们、擅自进军哈达的账还没和他算呢。”

皇帝这话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他显然是想来硬的。

申时行眼观鼻鼻观心,仿佛没听到一般。王锡爵瞥了同样不说话的高务实一眼,微微一笑:“皇上,努尔哈赤的账好算,难点是咱们自己的账不好算……请教大司农,俸禄折算取消一事若是今年便要行之,户部可有余力支应辽东再启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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