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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书吧 > 恐怖灵异 > 大国崛起1857 > 第四百零九节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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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至少在东方的大明国,已经到来了。

陈芝廷说的这些都属于新时代的变化。

但他说的是大事,反倒不是这些变化中最激烈,也不是最重要的。

陈芝廷说的铁路,矿产,外交都是变化,但这些变化往往是战略性的,对民间的影响却不大。

朱敬伦登基之后,加速了民间的变化。

最显著的有两个,一个是茶叶贸易不断的扩大,生产这几年扩大了整整一倍,但是贸易额却扩大了三倍,主要原因是随着商路的打开,俄国人这几年对茶叶的进口大副增加,历史上,俄国人的茶叶需求增长,一度让中国知道1890年代茶叶出口一直呈现增长状态,而在70年代开始,中国茶就慢慢失去了英国市场,印度茶在80年代就开始占领了英国九成的市场份额。

俄国茶叶的增长,竟然能够抵销英国茶叶的损失,可见这个规模的庞大。

市场增加的同时,必然导致价格的高涨,所以这几年茶市异常的火爆。源源不断的银子流入大明。同时朱敬伦前些年买下的种子也生根发现,大家看到用现代化茶厂加工出来的茶叶价格更高之后,喜欢扎堆的中国人很快办起了茶厂,中国人自己办成功后,跟风的人就更加踊跃,短短一年时间,茶叶工厂几乎遍地开花,通过茶厂加工的茶叶已经达到了一半,可以说至少在茶叶加工这个领域,大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茶厂的大规模出现,尽管让中国茶叶整体品质提高,可是却让原材料变得紧缺起来,大多数茶叶都拿到茶厂加工,导致高档茶叶价格有所回落,但过去的廉价茶叶价格却被抬了起来,连茶末的价格都涨到了20两一担的时候,这就让西方贫困阶层喝茶变得有些困难了。

所以英美两国才想要继续扩大中国茶叶的产量,英国态度还好一些,他们主要是看到美籍爱尔兰人托马斯在中国开辟茶园的成功,以及皇家在鹤山拥有了一座古老茶园,不想美国人独占中国茶叶生产,见到美国提议允许洋人在中国开辟茶园的提议之后,他们紧跟林肯总统的提议,也希望英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开辟茶园。

朱敬伦重视的另一个变化则发生在缫丝行业。

朱敬伦登基后,将工部这个清水衙门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陈启沅,这个小人物在官场上没有资历,自己都诚惶诚恐,但是朱敬伦告诉他,工部不止要管国家工程,还要管理民间工场生产,包括那些手工业作坊到大工厂,都归他管,连兵工厂都直接划归工部直接管辖。

这种权力的扩大让陈启沅更加惶恐,做事生怕做不好,在其他方面都是谨小慎微,可是唯独在缫丝行业他颇为雷厉风行,朱敬伦也多次鼓励过他,越是鼓励,他越是在这个行业发力。

原因很简单,这个行业他熟,大明第一座缫丝厂就是他建立的,盈利颇丰,他始终坚持认为缫丝厂是一件大好事,他到处宣扬那种“一个人干十个人的活,拿两个人的工钱”的理念,现代化的蒸汽缫丝将旧作坊的效率提升了十倍,他觉得这能大大提高工人的收入。

所以陈启沅上任这半年来,邀请了广府各县大大小小上千个乡绅、富商到他家的缫丝厂参观过,他不但免费传授技术,政府还给贷款最高一万两银子,陈启沅当初借了八千两,就采办了一套陈联泰铁作坊仿制的机器设备还买了一台蒸汽机,现在政府借一万两银子,绰绰有余了。

在他的鼓动下,广泛种植桑蚕的广府十四县大量的乡绅和商人投入了缫丝业,首先他们看到是工部的尚书让他们做的,其次他们看到干这个行当确实能挣钱,再次缫丝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大家对其中的抵触最轻,并不认为是什么怪诞的玩意儿,远没有对喷火的火车那么惊惧。

还有尚书家的缫丝厂作为例子,于是大多数人心理有意,又想赚钱的,加入这一行,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也有排斥的,总体来说进入这行的人很踊跃。

结果就是短短半年时间,就有上千家小型缫丝厂成立,其中大多数甚至连蒸汽机都没用,只是采用了陈启沅后来发明的脚踏缫丝机,效率比传统缫丝机只提高了四倍。但采用蒸汽缫丝的工厂,也有三百多家,主要的障碍是很难找到懂得操作蒸汽机的机械师。

这三百多家大工厂,有一百家都在南海县,另外一百来家在顺德县,其他分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说缫丝产业已经开始进入蒸汽机时代了。

不好的是,在这个行业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朱敬伦主要是通过报纸得到这些信息的,他看到很多舆论抨击这些产业,认为他们夺取了普通缫丝户的生计,他们是从民生的角度出发,影响力很大。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教育背景,偏偏就能诞生出前卫者和保守者,陈启沅当年参观西方的机器工厂,他看到的是数十倍的效率提升和数倍的收入水平,而那些保守者看到的却是传统行业的凋零,普通丝户的生计。

历史上,陈启沅后来的缫丝厂不得不关闭,他堂兄家的缫丝厂更是被人砸毁,当地县令也是以这一套理论,禁止陈家再开启缫丝厂,陈启沅被迫将缫丝厂迁往澳门,就是因为这些老旧的思想。

但现在尽管舆论在谴责,可还没发生防止工人砸毁机器的事情,因为陈启沅的地位,跟历史上不一样,现在他是工部尚书,是朝廷大员,还没人敢到他家里去闹事。就好像顺德的温家等大家族办的缫丝厂就始终没遇到大的阻碍,同样的事情,不一样身份的人来做,有时候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些,朱敬伦只看,不说,他不发表他的个人态度,他任由民间自己去博弈,他认为时代的转变不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强人政治短期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后果太严重了,贻害数十年。

真正能够让现代缫丝让全民接受,得需要时间,得让那些既得利益者自己懂得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永久的保障,官方越是保护他们,他们越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迟早有一天他们还是会被迫害的。

朱敬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生产革新中取得利益的人群日益变多,他们会站出来说出他们的声音,当他们的声音占据主流的时候,也就是整个国家观念转变的时候,而这种全民正面看待工业化的观念,是一个皇帝强行推动不来的结果。

民间的利益博弈政府不应该干涉,政府需要做好的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稳定的空间。所以朱敬伦觉得,政府只需要关心那些关乎国家安全的产业,比如兵工厂。

至于民间工业,政府能不直接参与,就不要直接参与,让陈启沅这样的工业家做工部尚书,已经是朱敬伦能够接受的底线了,直接办工厂这种事情,他始终觉得不是正常的渠道,他就没见过有管办企业和国营公司成功的案例。

但铁路这件事,却已经超出了民间的能力,他们既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资本,可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

在很多国家的工业时代,比如美国、德国甚至日本,这些后进的国家,推动他们工业化的两大动力,一个是蒸汽机的运用,另一个就是铁路的修建。具体到产业上来,很多国家工业化积累过程中,一个产业是纺织业,另一个就是铁路运输业。

纺织业不用说,纺织品始终是一种最大的消费品,因此纺织业能够解决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问题,而交通运输业则完全打破了就有的地域局限,第一次造就了一个国家范围的大市场。

铁路还直接推动了德国和美国的钢铁产业,机械制造业,这两个国家的纺织工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最后也成为发达的工业国,铁路可以说居功至伟。

所以修铁路其实多年前就进入了朱敬伦的视野之中,他也没考虑过一开始就让民间去修铁路,他一开始就打算动用国家力量的。

因此他在跟满清的停战谈判中,就加入了在满清领地上修铁路的一些要求。但那些他只是占着,并没打算立刻开建,修铁路的代价高昂,他最先要修的,肯定是在本国能够控制的国土上。

目标早就有了,就是广九铁路,从广州修建一条通往九龙半岛的铁路,让广州这个大明的中心,跟九龙港这个目前的国际港口连通到一起。赫德当年还在建设九龙港的时候,就多次提出过修建铁路的要求,他认为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可以让九龙港在跟香港和上海的竞争中占据巨大的优势。

香港没有铁路也已经被竞争下去了,但上海以他独特的地利优势,目前依然能够跟九龙港平起平坐,这让已经当了门下中书的赫德至今都放不下修建铁路的执念。

所以朱敬伦早就允准了,筹备过程几年前就已经展开,但是进展缓慢,最大的阻碍是土地的征集工作,中国从秦代开始就完成了土地私有的转变,可以说在中国,是有着最悠久私有制的历史。

土地不但是私有的,还是神圣的,在地主眼中那就是命,所以除非政府采取强迫方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连续的土地,而修建铁路的土地则必须是连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乃至让海关持续不断的暗中收购了三年多,至今依然无法完成全部土地的收购。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老百姓的祠堂和坟地问题,这些土地怎么都是不能卖的,无论出多少钱都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信仰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

这件事让朱敬伦也感到很麻烦,强制执行吧,对政府的公信力是巨大的伤害,会激起极其强烈的抗拒,跟他本人的观念也不合。他可以对外强硬,比如摆开不惜跟英国一战的态度来吓唬英国人,让他们放弃苦力和鴉片贸易,但是对内他坚定的要采取柔和。

他可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越南窃取矿产,但他绝对不能用强硬的手段夺取本国国民的土地。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这个时代,全世界各大国的主流都是这样,历史学家总结为“对内协调,对外扩张”原则,西方国家一边在国内进行工业革命,一边不断的安抚本国国民,不断的下放权力给更底层的民众,一边则在国外进行疯狂的扩张,从经济方面说,这是将统治的成本向殖民地转移。

从大国到小国无一不是这样,连小小的比利时都采用了这个原则,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有明君的威望,得到万民颂扬,可是他却在刚果殖民地推行最最野蛮的压迫制度,强制刚果的黑人工作,凡是稍有偷懒,鞭打只是小事,不能如期完成工作量的黑人的家人,会接受严厉的处罚,他们不惩罚宝贵的劳动力,却会砍掉劳工老婆或者孩子的手臂,一次完不成砍一只手,两次砍两只。

最后比利时人在报纸上看到无数四肢不全的黑人小孩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无法接受他们爱戴的国王的做法,比利时政府才宣布将刚果收归国家,成为他们的国家殖民地,由政府同意管理。

而利奥波德在比利时国内,却不断的推行现代话,建立议会制度,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显得异常的开明。

就是利奥波德这一批19世纪君主坚持的执政原则,再经过工业时代的对内协调后,基本上大多数工业国都完成了平稳的过度,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而殖民地则成为未来一个世纪动乱的地狱。

这种对内对外不同的执政方式,在中国也有理念,叫做内圣外王,不过在中国则始终只是一个理念,大家推崇,却没有机会实现而已。

朱敬伦想试一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