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公司的早晨是从柴油味里醒过来的。
孙建国把一辆九米六的厢式货车倒进装货口,后视镜里映着仓库的白墙和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托盘。他把方向盘往左打满,又回了一点,车尾稳稳地贴上了卸货台的橡胶垫。发动机的轰鸣在铁皮棚顶下面回荡,震得驾驶室里的后视镜微微发颤。
他熄了火,拔出钥匙,从驾驶室跳下来。落地的时候膝盖习惯性地弯了一下——以前开出租的时候从没有过这个动作,开出租是屁股一挪脚一伸就下去了。货车驾驶室比出租车高了半个身子,他刚开始那几个月每次下车都崴过脚,现在膝盖学会了自动缓冲。
“孙哥,早啊。”仓库门口一个穿着反光背心的小伙子冲他打招呼。
“早。”孙建国点了点头,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副劳保手套戴上。手套是新的,白色的棉纱线,指关节处还没磨出洞。上一副手套昨天报废了——右手中指磨穿了一个大窟窿,露出里面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灰。
他把后厢门打开,开始装车。今天的货是一批家电,有冰箱、洗衣机、空调外机,全都用纸箱包着,边角打了木架。最重的是那台双开门冰箱,包装箱上写着净重九十二公斤。他弯下腰,双手扣住木架底部的横梁,用大腿发力往上一顶,扛上了肩。纸箱压在他肩胛骨上,闷闷地响了一声。他往前走了几步,把货卸在车厢最里侧。
小赵——那个穿反光背心的小伙子——推着手推车又送过来一托盘的货,全是微波炉。孙建国一个一个搬上车,码在冰箱旁边。他码货的动作不快,但每一个箱子都放得稳稳当当,重的在下,轻的在上,空隙用泡沫板塞紧。以前他开出租车的时候从来不跟货物打交道,他的活儿是拉人——乘客上车说“师傅去xx路”,他按下计价器,到了说“慢走”。那时候他最大的体力消耗是搬乘客的行李箱。现在他每天装车卸车,扛几十公斤的纸箱,肩膀上的老茧厚了一圈,回到家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但他没有怨言。
这辆九米六的厢式货车,不是他自己的。车是公司的,车身上喷着“恒通物流”四个蓝字,车门上印着限载吨位和监督电话。他以前开的是一辆绿白相间的出租车,行驶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他把那辆车卖了,把营运证也卖了,拿着那笔钱走进茶楼,替他弟弟孙浩还了十五万赌债。
有时候他在路上看到和自己那辆同款的捷达出租车,会多看一眼。那辆绿白相间的车曾是他在这座城市里的身份——虽然这份身份在大众眼里渺小得可笑,但那是他成家立业后除了房贷本以外唯一写着自己名字的家当。现在他开的是别人的车,拉的是别人的货,每个月领的工资比开出租时少了三成。但他回去之后老婆会做好饭等他。这是他以前没有过的待遇。
“孙哥,听说你以前开出租的?”小赵在托盘旁边撕胶带,随口问了一句。
“嗯。”孙建国扛起一台微波炉。
“怎么不开了?”
“卖了。”
“为啥?”
“家里有事。”
小赵没有再追问。他把胶带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推着空托盘回仓库了。物流公司里的人都不爱打听别人的事。这里干活的什么人都有——有以前开大货跑长途的,有从建筑工地转行的,有像孙建国这样半路出家的。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点什么,所以谁也不多问。
孙建国把最后一箱微波炉搬上车,拉过后厢门关上,扣好锁扣,用袖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坐进驾驶室里发动了引擎。引擎声低沉而平稳。他挂挡松手刹,车子慢慢驶出装货口,上了大路。
上午他要送三趟。第一趟去城东的电器城,第二趟去开发区的一个仓库,第三趟去市区一家装修公司。路线他已经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哪条路限高、哪个路口红绿灯时间长、哪个小区不能进大车要用手推车推进去——他全都心里有数。开出租的底子还在。
电器城卸完货,时间还早。他把车停在路边,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喝了口水。保温杯是银白色的,杯身上印着“优秀驾驶员”四个红字——是上个月物流公司评选月度安全标兵时发的。他拿回去放在鞋柜上,李梅看了一眼说“放那儿干嘛”,然后拿去厨房洗干净灌上了热茶。
午饭是在路边的一家面馆吃的。他要了一碗牛肉面,不放香菜。面端上来之后他吃得很慢——不是不饿,是习惯了。开出租的时候吃饭从来不准点,胃落下了毛病,李梅跟他说吃快了胃疼。他把面汤喝干净,付了钱,回到车上继续跑。
下午四点多,他送完了最后一趟货。回程路上经过人民广场,他看到一群老太太在跳舞。他下意识地往队伍后排扫了一眼——果然看到了王秀英。她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攥着两把粉红扇子,站在第四排靠边的位置上,转圈的时候比别人慢了半拍,但表情很认真。今天她们放的是《荷塘月色》,王秀英弯腰扇扇子的动作还有点僵硬,但她没偷懒,拍子落在哪她跟到哪。孙建国没有按喇叭。他把车慢慢开过去,从后视镜里又看了一眼。他妈以前从来不来这种地方。现在她站在一群老太太中间,笨拙地扭着腰,看起来很滑稽,但也很踏实。
他把车开回物流公司,做完收车检查,把车厢里剩下的泡沫板和绑带归位清点,在行车记录本上签了字。去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他把身上那件印着“恒通物流”的工装脱下来叠好放进柜子里,换成自己的旧夹克。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
推开门,油烟味扑面而来。李梅在厨房里炒菜,锅铲翻动的声音脆快而有节奏。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围裙,头发用夹子夹在脑后,锅里是干煸豆角——他闻得出来,因为他进门之前豆角呛辣椒的油烟味就顺着门缝飘到了楼道里。
“回来了?”李梅头也没回。
“嗯。”
孙建国换了拖鞋,把车钥匙放在鞋柜上,走到厨房门口。“做什么好吃的?”
“干煸豆角。冰箱里还有点排骨,明天红烧。”李梅把豆角拨进盘子里,抬头看了他一眼。她看到他额角有一道黑印,是装车时蹭的灰。“去洗把脸。手上有灰别碰安安以前那本小人书——我今天见你翻出来放茶几上了。”
孙建国去卫生间洗了手和脸。他低头用肥皂搓手指的时候,看到肥皂盒旁边放着一支护手霜。护手霜不是他的。是新买的,还没拆封。他把手上的肥皂沫冲干净,用毛巾擦了擦,没有拆那支护手霜。
饭桌上摆了三盘菜。干煸豆角、番茄炒蛋、昨天剩的红烧肉热了一下。两碗米饭,两双筷子。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放着一个婆媳剧。李梅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坐到孙建国对面。
两个人开始吃饭。没有什么话。以前他们吃饭的时候也没有话——但以前那种沉默是冷的,是各自吃各自的,是吃完了谁洗碗都要计较半天的冷战。现在这种沉默是热的。是她在动筷子之前给他盘子里夹了一筷子豆角,是他把最后一块红烧肉拨给了她。两个人各自嚼着,嘴巴里发出轻微的咀嚼声,不觉得尴尬。
“我今天涨工资了。”李梅忽然说。
孙建国抬起头。李梅在超市上班,理货员,干了快半年。以前她不上班,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初中住校之后她就更不愿意动了。后来他车卖了,她出去找了这份工作。刚开始她干不惯,天天回来说腰疼,但没说不干了。
“多少?”他问。
“两百。”
两百块。不算多。但这是她头一回靠自己在职场里挣到的“进步”。以前她在家算账,每天从他开出租的总数里减去油钱再抽两张藏进衣柜抽屉。现在她每天早上穿超市的红色马甲打卡,月底拿工资条,涨了两百就像拿到了奖状。
孙建国笑了。他笑的时候嘴角往一边歪,法令纹挤得很深,看起来不太习惯笑——但他确实笑了。
“那明天加个菜。”
李梅也笑了。她没说什么浪漫的话,只是低下头扒了一口饭,嘴角弯着。她想起很多年前刚嫁进孙家的时候,王秀英教她“女人要把钱藏好,不能让男人全知道”。她照着做了好多年,觉得自己精明。但那是她在这个家里最不快乐的几年。现在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刚够还房贷和日常开销,连多余的私房钱都没有。但她知道他那件旧夹克的左边口袋里装着这个月刚发的工资,全部工资,没有抽走两张。而她涨的这两百,他说“加个菜”——不是“省着点”,是“庆祝一下”。
吃完饭,孙建国去洗碗。他把洗洁精挤在洗碗布上,把每一个碗都擦出了泡沫,冲干净。动作不熟练——以前他从没洗过碗——但他做得很认真。李梅站在厨房门口看了一眼,没有进去帮忙。她转过身去沙发上坐下,拿起茶几上那本封面翘了边的小人书翻了翻。是安安小时候看过的《小蝌蚪找妈妈》,书脊用透明胶粘了好几次。他下午刚翻出来,大概想通过这本旧书盖住什么别的念头。
洗完碗,孙建国走出来,在沙发上坐下。电视里的婆媳剧放到了下集预告,女主角站在雨里哭。李梅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一个相亲节目,女嘉宾正在灭灯。孙建国对相亲节目没兴趣,但也没说换回去。他是那种不会抢遥控器的人。以前在孙家,遥控器永远是王秀英攥着,他和他爸坐在旁边看什么算什么。现在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遥控器在李梅手里,她也跟他一样不抢。
“妈那边,今天我去送菜的时候看到她在跳舞。”他说。
李梅愣了一下:“你去看她了?”
“不是专门去的。送菜路过。在广场上跳《荷塘月色》,穿那双白运动鞋。跳得不咋样,但好像挺高兴。”
“她跟谁跳?”
“一群人。有刘姐,还有几个不认识的老太太。”
李梅笑了一下。她想说“她也变了”,但没说出口。因为王秀英以前跟她吵过的架仅次于跟孙倩吵的。妯娌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旧账要是愿意翻,能翻到天亮。但她不想翻了。她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收衣服。衣服是早上洗的,晾了一天干透了,带着洗衣液淡淡的柠檬香味。
孙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着她收衣服的背影。阳台上挂着他们的工作服——他的蓝色工装,她的红色超市马甲。两件衣服并排挂着,被晚风吹得轻轻晃。这两件工作服现在撑起了他们的房贷和生活费,撑出了每天晚上这桌踏踏实实的饭菜。
李梅抱着衣服走进来,把衣服放在沙发上叠起来。她会先翻一下口袋——他换下来的裤子里有今天的送货单存根,她从里面掏出来搁在他那本行车记录本旁边,什么都没说。他每次收车回来都把送货单攒着,月底要跟行车记录核对安全里程。她知道这是他现在对工作的态度,比当初开出租时更珍惜。因为这是他从一无所有里重新捡起来的。
“今天洗脚的时候用热水泡一下。”李梅说,“你那个脚后跟我看着裂了好几道口子。”
“没事。以前开出租也是站。”
“以前你开出租,下班回来没听你喊过脚疼。”她把叠好的t恤放在沙发扶手上,“现在每天搬东西,跟站着不一样。”
孙建国没有说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后跟。那双劳保鞋的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他找老蔡要了两块废轮胎皮打算自己粘个鞋跟,还没顾上。他本来想着能省就省。但李梅看到了。她嘴上说的是泡脚,其实是在说“我看到你脚后跟的裂口了”。这种话她以前从来不说。以前他们是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各管各的,各藏各的。现在他们也是两个人,但她会用“泡脚”来表达自己心疼他。
晚上,洗漱完之后,两个人躺在床上。卧室的灯关了,窗帘没拉严,路灯的光从缝隙里钻进来,在天花板上投出一条细细的光带。楼下有人在遛狗,狗链子拖在地上的声音从窗户外面传进来。
“建国,”李梅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你说如果当初倩倩离婚的时候我们没跟着妈起哄,现在会是什么样?”
孙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李梅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没有如果。”他说。
不是逃避。是他这辈子终于学会了不想“如果”。如果这两个字太大了,大到能把一个人压垮。以前他太喜欢想如果——如果我爸拦住了我妈,如果当时没逼倩倩签字,如果我没去陈默公司楼下闹事。这些如果每一桩都是真的,每一桩都是他孙建国自己的选择。他现在不想如果了。
他侧过身,把被角往上拉了拉,盖住了李梅的肩膀。
“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李梅没有答话。她把手臂伸过来搭在他身上,然后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