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十分，周明达回到十八层的时候，办公桌上已经摆好了两样东西。
一份是常委会决议的复印件，编号清市委发第四十七号。另一份是市委办公厅昨晚十点二十七分向省委办公厅和省纪委发出的情况报告的回执。
马卫国站在门边。
“市长，决议的抄送件今天上午九点四十五分从市委机要室发出，已经签收了。”
“比我签字晚十九分钟。”
“是。”
周明达把两张纸并排摆着，看了很久。
他在这栋楼里坐了十五年，签过的字自然数不清。但是今天上午这一个，是他签得最贵的一个。
在这个体系里，一份文件真正的分量不在正文，在抄送栏。抄送栏上多一个名字，那件事就多一个主人。从今天起棉纺厂那块地不再是市政府的地，是一份编了号的决议里的地。
“老马，坐。”
马卫国在沙发边缘坐了半个屁股。
“我问你几件事。”周明达把老花镜摘了，“省纪委的车从大门到仓库用了多久？”
“十几秒。他们直接把车横在了挖掘机和仓库中间。”
“那就是他们知道仓库在哪儿。他们下车以后先做的是什么？”
“先拍照。两个人举着相机，把机器和人一台一台一排一排拍了一遍。”马卫国道，“然后才走到我面前送核查通知书。”
周明达把老花镜放在桌上。
“老马，一个核查组进场，第一件事是送文书，不是拍照。他们先拍，说明他们不是来核查手续的，是来固定现场的。”
“固定什么？”
“固定那五十三个人和四台机器。”周明达道，“那五十三个人是谁安排的？”
“工程队那边找的。”
“哪个工程队。”
“……市长，那批人没有合同。”
“我知道没有合同。”周明达道，“所以他们要合同。他们要的不是合同，是那份报不出来的空白。一份报不出用工单位的五十三人名单，加上四个断电的路口监控，加上一份市委的停工决议，这三样凑在一起是一份什么材料，你自己想。”
马卫国的腿开始抖。
“市长，那我们……”
“那五十三个人今天全部遣散，工钱现金结清，一个不许留在清河。”周明达道，“第二，棉纺厂那块地从今天起一个人不许靠近，一辆车不许过去。”
“可是地下的那个……”
“地下的那个现在动不了。”周明达打断他，“那块地上最要紧的不是东西在不在，是那份决议在。东西还埋着，谁也拿不走。但是只要那份决议还挂在省纪委的抄送栏里，谁碰那块地谁就是自投罗网。”
“那就这么放着？”
“放着。”周明达道，“放三个月。内部核查是我要来的，人选是我们出。三个月以后核查结论一出，那块地的性质就重新变回一个正常项目。到那时候再动，动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马卫国松了半口气。
“市长高明。”
“不高明。”周明达把老花镜重新戴上，“今天上午我输了一局。我拿三个月的缓换掉了省委的工作组，这笔买卖不亏，但是也不赚。”
他把那份决议推到一边。
“真正要紧的是另一件事。”
“什么？”
“林远。”
周明达站起来走到窗前。
“把今天上午的时间摆一遍。八点整我进会议室，手机被收。八点十五分省纪委进棉纺厂。九点二十六分我拿到手机。”
马卫国跟着数了一遍。
“市长，这……”
“这不是巧。”周明达道，“昨天晚上七点以前，苏建国不可能知道我今天早上八点整要开工。可是他八点整开会，八点十五分他女儿的车就进了厂。这中间的十五分钟，是留给我把手机交出去的。”
“那也可能是碰上了。”
“碰上一次是运气，三样都碰上，那自然是安排。”周明达道，“老马，我现在只问你一件事：昨天晚上，除了你和我，还有谁知道今天早上八点开工？”
马卫国的脸白了。
“工程队那边知道。”
“工程队是几点知道的？”
“……昨天晚上十点，我打的电话。”
“那你的电话是在哪儿打的？”
马卫国的嘴张开了，没有出声。
“在你办公室。”周明达替他说完，“你办公室隔壁那一间，是林远的。”
屋里静了很久。
“市长，我该死。”
“你不该死。”周明达转过身，“你只是还没有明白你在跟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个人到清河十一天，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当天。他在食堂说那一句话不是为了传出去，是为了让苏建国有一个能开口的由头。他把日志抄送给你和张立本不是为了报告，是为了将来能证明你知道。”
“他昨天晚上把行程写在纸条上塞给盯梢的人，我当时以为他是嚣张。”马卫国的声音很低，“现在想想……”
“现在想想那是什么？”
“那是他在告诉我们，他今天早上会准时到棉纺厂。”马卫国抬起头，“他要我们放心去动。”
周明达点了点头。
“所以今天早上那五十三个人和四台挖掘机，是我们自己开进去让人家拍的。”
“市长，那我们现在动他……”
“动不了。”周明达走回桌前，“他现在有两层壳。一层是省纪委正在审查他，一层是市委刚刚下的决议。这两层壳一天不掉，我碰他一根指头，明天省里的材料上就会写清河市有干部因为反映问题被打击报复。”
“那就等？”
“等。”周明达坐下来，“省纪委的核查组下来是有期限的，最多三天。三天以后苏红袖带队回省城，那层壳就没了。”
“三天。”
“三天。”周明达把笔拿起来，“老马，这三天我们不动他。可是这三天也不能白过。”
“市长的意思是？”
“他这三天要做的事，一定不是坐在招待所里等着人问话。”周明达道，“他在青阳的时候，把马山村那三百万查出来靠的不是账，是人。他这个人查案子的路子跟纪委不一样，纪委是从账往下走，他是从人往上走。”
“您是说……那四户？”
“对。”周明达道，“那四本房本背后是四个活人。账做得再干净，人身上自然干净不了。”
马卫国的脸一下子没了血色。
“那四个人现在还在青山镇。”
“那你今天就得去一趟。”周明达道，“不是去灭口，现在谁也不能出事。你去把这四个人接出来，好吃好喝，安排到一个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去养病。养到三个月核查结束。”
“用什么名义？”
“老年疗养。”周明达道，“镇里出一份关怀老党员的方案，我这边批一笔经费。手续要全，票据要全。这四个人这三个月里必须是被政府照顾着的，不是被人藏起来的。”
马卫国站起来。
“我马上去办。”
“老马。”
“在。”
“你路上再想一件事。”周明达把笔搁下，“今天早上林远被带走的时候，他跟马路对面那些盯着他的人说过什么没有？”
“没有。他一句话都没说，上车走了。”
“那就更不对了。”周明达看着窗外，“这个人昨天晚上还专门下车把行程写给他们看。今天出这么大的事，他一个字都不留。老马，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不说话？”
马卫国站在门口没有答上来。
周明达自己把这句话说完了。
“他要去的地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马卫国出去以后，周明达在窗前站了很久。
这十五年里挡过我路的人不少，可是那些人有一样共同的毛病：他们都想要一点什么。想要钱的给钱，想要位置的给位置，想要出气的给我一个人出气。
这一次不一样。这个人到清河十一天，收了他二十万，住着关系企业的房子，却把两样都报了备。一个把所有能拿的东西都提前交出去的人，手上就没有把柄。
没有把柄的人，是买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