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顺着汴河东南而下，过了雍丘，两岸的风景渐渐从开阔的平原变成起伏的丘陵。田里的庄稼已经收了大半，光秃秃的茬子在秋日里泛着灰黄的颜色，偶尔有几块晚收的稻田，稻穗沉甸甸的，弯着腰，像一群累了一年的老农。
农夫们在田里忙碌，有的在翻地，有的在烧荒，青灰色的烟从田埂上升起来，被风吹散，和天上的云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云。
明晓站在船头，看着那些劳作的人，听顺子说前面就是应天府了。几年前，应天府还叫归德军，赵匡胤在那里发迹，后来成了大宋的南京。她不知道应天府长什么样，可她听说过那里的书院，听说过那里的学子，听说过那里是很多读书人梦开始的地方。
可她此刻看见的应天府，不是书院，不是学子，不是梦。是一片被水淹过的、还没完全缓过来的土地。
船在应天府码头停了半日，补充淡水和粮食。
明晓没有下船，只是站在船舷边，看着岸上那些人来人往。码头上堆着不少粮袋，可那些袋子明显受潮了，有的袋口还渗着水渍。几个脚夫正把那些粮袋从一艘漕船上卸下来，搬到岸上的仓库里。他们的动作很慢，不是懒，是没力气。一个年纪大些的脚夫卸了几袋就靠在粮堆上喘气，旁边的监工骂了几句，他站起来，又去扛。
明晓的目光落在那艘漕船上。船身吃水很深，可装的不是粮，是石头。
她皱了皱眉，问旁边一个船工:“那艘船，怎么装的石头？”
船工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郎君，您是不知道。今年上半年水灾，汴河好几处决了口，漕运断了几个月。朝廷急着运粮北上，可船不够，就征了私船。私船主不愿意，官府就强行征了，船装完了粮，返程的时候没有货可载，又不能空船回去，就装石头压舱。一来一回，亏的是船主，赚的是官府。”
他顿了顿：“这还算好的。有的船，连石头都没得装，空船回去，亏得更多。”
明晓听着，心里忽然沉了一下。漕运是大宋的命脉，每年六百万石的东南粮米，全靠这条河运进汴京。可这条命脉，正在一点点地烂。不是烂在河里，是烂在人心里。
她想起了之前水灾，想起那些灾民，想起那些被冲毁的房屋，想起那些在泥水里挣扎的人。水退了，灾还在。不只是灾，还有那些被水泡过的账，被水冲垮的堤，被水淹没的人心。
船离开了应天府，继续往东南走。
过了应天府，汴河的水渐渐浅了，河道也窄了。船走得慢了很多，船工们不得不撑着篙，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两岸的田地越来越荒，有些田里长满了野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耕种了。偶尔路过几个村庄，房屋低矮破旧，墙头上长着枯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目光呆滞，看着河面上的船，像在看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明晓站在船头，看着那些破败的村庄，心里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官船私载，侵盗官物，克扣脚钱，押纲使臣与地方豪强勾结，垄断码头起码抽成三到五成……
她站在汴河的船上，亲眼看见那些被水淹过的田地，那些破败的村庄，那些被石头压舱的漕船。
她觉得，事情估计比她推测的还要严重。
顺子走过来，递给她一碗水。
“郎君，喝口水。前面就是泗州了，到了泗州，咱们下船，吃点热乎的。”
明晓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可她的心是沉的。
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船在傍晚的时候到了泗州。
泗州是汴河与淮河的交汇处，“汴淮咽喉”，南北水运的枢纽。码头上停满了船，有漕船，有商船，有渔船，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像一群挤在一起的蚂蚁。船帆遮天蔽日，船桅像一片光秃秃的树林。岸上人声鼎沸，扛货的、挑担的、吆喝的、讨价还价的，混在一起，十分热闹。
明晓下了船，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她想起了汴京，想起那些热闹的街道，那些忙碌的商贩，那些在瓦舍里听曲喝酒的人。可这里和汴京不一样。汴京的热闹是往上走的，是向上的，是向前的。这里的热闹是往下沉的，是向下的，是挣扎的。
那些扛货的脚夫，肩膀被压得通红，腰弯得像虾米；那些讨价还价的商人，脸上全是算计，眼睛里全是疲惫；那些站在船头等货的船主，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手里的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可算来算去，还是亏。
林希走过来，站在明晓旁边。
“仁叔在泗州这边有些事要办，要停两日。你可以在城里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泗州虽比不上汴京繁华，可也有些好东西。这里的香药、皮毛、淮盐，都是上等的。”
明晓点了点头。
“多谢，我自己走走。”
顺子跟在明晓后面，两人沿着码头往城里走。
泗州城不大，可很热闹。街两边都是店铺，卖布的、卖粮的、卖盐的、卖香药的，一家挨着一家。街上的人摩肩接踵，有穿着粗布短褐的脚夫，有穿着绸衫的商人，有穿着官服的吏员，还有几个穿着袈裟的和尚，手里托着钵，嘴里念着经，从人群里挤过去。
明晓在一家粮铺前停下来。铺子里堆着几袋粮，袋子上贴着“官粮”的标签。
她问掌柜:“这粮怎么卖？”
掌柜看了她一眼，那目光里有警惕，也有试探。
“客官，您是外地来的吧？这粮不卖。这是官粮，要运到汴京去的。您要买粮，去那边，那是私粮。”
他用下巴指了指街对面另一家铺子。
明晓转过头，看见那家铺子门口也堆着粮，袋子上没有标签。
她走过去，问那掌柜:“这粮怎么卖？”
掌柜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文一石。”
明晓的心一沉。她在汴京的时候，米价二十五文一斤，一石是十斗，约合一百二十斤，也就是三千文。三百文一石，比汴京便宜了十倍。
可这粮，不是给泗州人吃的，是给汴京人吃的。
泗州人吃不起，只能吃更便宜的杂粮。不是没有粮，是粮运不出去，是运出去了也买不起，是买得起了也轮不到他们吃。
她离开了粮铺，继续往前走。
走到一个巷口，看见几个穿短褐的人蹲在墙根下，手里捧着碗，碗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他们喝得很慢，像在喝什么很珍贵的东西。
她站在巷口，看着他们，心里酸酸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
顺子站在她旁边，低声说:“郎君，这边走。前面有个茶摊，咱们去歇歇脚。”
明晓点了点头，跟着顺子往前走。
茶摊在一条窄巷的尽头，摆着几张矮桌，几条长凳，灶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短褐，围裙上沾满了茶渍。
她看见明晓和顺子，笑了，那笑容又干又涩，像风吹裂了的土地。
“两位客官，喝什么茶？有粗茶，有细茶，还有花茶。”
顺子说:“两碗粗茶。”
老妇人应了一声，转身去沏茶。
明晓坐在长凳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她的目光落在码头方向，那里有几艘漕船正在卸货。她看见几个穿官服的人站在码头上，指手画脚，嘴里说着什么。旁边站着几个穿短褐的商人，低着头，陪着笑，可那笑底下，是说不清的苦。
漕运积弊，纲运将溃……
这不是她猜的，是她看见的。她看见那些被水泡过的粮，那些被石头压舱的船，那些被克扣了脚钱的脚夫，那些被豪强抽走了三到五成利的小商人。她看见了一个正在崩溃的系统，不是突然崩溃，是一点一点地，从根子上烂。
她想起文彦博，文相公因公务途经雍丘，暂歇驿馆。
这不是巧合，文彦博是宰相，不是漕运使，不是地方官，他为什么要来雍丘？为什么要派亲吏到白坵渡问询？为什么要管一个泉州海商的船被查的闲事？他不是来管闲事的，他是来看漕运的。他就是朝廷的信号，朝廷要对漕运动手了。
可动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汴河两岸，有多少豪强？有多少漕帮？有多少牙商？他们靠这条河吃饭，靠这条河发财，靠这条河活了十几年、几十年。
朝廷要整治漕运，就要动他们的利益。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反扑。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暗的不行，就来狠的。地方官阳奉阴违，豪强暗中使绊，漕帮聚众闹事。
朝廷再大的决心，到了下面，也会被磨成粉末。
明晓的心沉到了谷底。她不是朝廷的人，不是漕运使，不是地方官。她只是一个过客，一个逃难的人，一个想在重新开始的人。
她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是天灾，是人祸。不是洪水，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