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三年定价契，八码头不签。”
话音落下，姚记掌柜先把草契收回袖中，钱茂仍坐在原处，罗万成却抬手叫住已经走到门边的沈棠。
“沈东家既然来了，总要留下一个能议的法子，否则传出去，旁人只会说八码头搅了局，却不肯收场。”
沈棠转身看向七张长案：“七家都认这份草契，我留下来是改契，若只有几家借着行会印封价，八码头没必要陪坐。”
姚记掌柜把袖中草契又抽出来：“七枚印都在帖上，沈东家还想怎么问？”
“姚记的印盖在邀帖上，还是盖在三年契上？”
“自然是邀帖，三年契今日才议，我尚未落印。”
堂中两家掌柜也跟着翻出名帖，所说与姚记相同，只有钱家与另外两家提前看过草契，其余商户只应承到席。
唐九娘把七枚印逐一看过：“原来行会邀人议事的印，到了八码头门前，便成了七家共同定价的印。”
罗万成将正中的行会印盒合上：“邀帖由行会发出，草契仍要当堂落印，这一处是送帖书吏说得含混，我会处置。”
“人不必处置，今日把印分清便够了。”
沈棠重新坐下，却没有打开账匣：“罗东家要八码头留法子，先说清签与不签各有什么后果。”
“签契的粮号可以共用七码头平码房，遇到仓位紧缺也按份额分租，不签的商户自行验粮，自行找仓，行会不作保。”
“还有吗？”
钱茂接过话：“签契粮号不会向封价以外的庄户收粮，不签契的货进了城，城中分销铺也未必肯接。”
“钱家要拦分销铺买谁的粮？”
“铺子有自己的选择，行会不会强迫。”
“庄户也有自己的选择，行会却要拦他们把粮卖给出价更高的人。”
姚记掌柜拿起朱笔，在草契边角点了点：“不封价，商户互相争收，粮价迟早抬到磨坊亏本，到那时大家一同停收，庄户照样卖不出去。”
“谁报高价，谁自己核算成本，撑不住便退出，不能因为有人可能算错，就让所有庄户提前少卖钱。”
“沈东家说得轻巧，八码头有军粮牌托底，我们没有九百袋承办数。”
唐九娘把另一块牌放在姚记案前：“南岸修路，租场，改磨，九百袋军面只余一成多，姚掌柜若觉得这是托底，下一期可以一同报码。”
姚记扫过支出实数，没有再拿军粮说话，只问沈棠愿意定什么规矩。
沈棠这才打开账匣，取出三张空白价牌：“秋粮上市期间，每七日重报码，各家按上中下三档自行出价，实收低于挂牌数，必须写明扣重与品级。”
罗万成问道：“各报各价，仍会争收。”
“可以争，但不能只挂高价招人，进仓以后再用平码压回去，谁挂牌，谁便要公开最低收数。”
钱茂看向第一张空牌：“若钱家报上档粮三百石，遇上连续阴雨，送来的全是湿麦，难道也要硬收？”
“牌上写清干度与杂料，合样便收，不合样可以退，若钱家愿意提供复晒与脱粒，另挂牌收工钱。”
“粮号既赚收粮差价，又收庄户晒粮的钱，未免算了两回。”
“庄户可以回家晒，也可以去何家麦场，还可以租八码头木架，粮号提供的是一项可选的活计，谁也不能把粮扣下逼人交钱。”
罗万成翻看三庄实付牌，八码头收进的中档麦并未按最高价结算，湿重扣除也比行会旧平码少。
“沈东家的法子要立许多牌，七码头每日进出杂乱，谁来核对？”
“各家管自己的牌，卖粮人手中留一张验样条，八码头无需代行会管事，行会也不必替粮号担亏。”
钱茂把一块上档牌压在案上：“北场可以公开最低收数，但价牌一旦挂出，其他粮号不得故意高出五文抢同一批粮，否则照样会把市面推乱。”
“高出五文还肯长期收，说明原先的封价低了，高挂一日便撤牌的，才该赔偿庄户的车脚与误工。”
“赔给庄户可以，粮号之间不赔？”
“钱家少收了粮，损失来自自家报价，凭什么让对手赔？”
姚记掌柜听到这里，反倒把草契推远：“若按六码头这套牌法，小粮号也能报自己吃得下的数，不必陪钱家把三年收价一同封住。”
钱茂没有理会姚记，只问罗万成：“行会若允许各家自报，虚挂牌如何罚，临时撤仓如何罚，总要写得出来。”
罗万成取过一叠新纸：“最低收数可以约束虚牌，超过数以后是否继续收，由各家自行决定，未收满便撤牌，要赔送粮人的脚钱。”
唐九娘补道：“验样必须在卸车前完成，不能先把粮倒进仓，再说不合格，庄户无法拉回去，只能接受压价。”
“七码头地方有限，若每车都在门外开袋验，后面的车会堵住巷口。”
“那就分时挂牌，仓中能验多少便报多少，别拿庄户排队替粮号撑门面。”
争到午后，三年契上已经添满改文，原先赞成封价的几家也不愿先写保收数，姚记只肯保自家两座仓能装下的粮。
沈棠没有催他们落笔，只叫小荷把各家自报的仓量抄到新纸上，留出最低收数一栏，逐张送到长案前。
一名掌柜捏着笔迟迟没写：“今年东渠新麦才下来一部分，秋粮产量也没定，此时写数，出了差错谁补？”
“写下吃得下的最低数，不写想抢到的最多数，连自家底线都报不出，凭什么替整个东渠封顶？”
钱茂提笔先写，落下的钱家保收数比草契份额少了近半，其余几家看过，也都把数往稳妥处收。
小荷将纸收齐，没有立刻报合数，只把空缺处送到罗万成面前。
沈棠推过去最后一支笔：“若七家都认这份风险，先把各家的保底收数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