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十，东京，筑地。
凌晨四点。
东京还没醒，街上没有人，路灯一盏一盏亮着，天是黑的，冷，风从东京湾那边吹过来，吹得人缩脖子。
筑地市场的大门口，灯全亮着。
卡车，一辆接一辆，往里开。
冷藏车，小货车，三轮摩托，还有一种很小的四轮车，车头是一个圆筒，人站在后头开，突突突，满市场乱窜。
大冢走在最前头。
他六十七了，在证券公司当了四十年常务，从来没在凌晨四点，来过筑地。
来过筑地的，是中川。
中川拄着拐棍，走在陈屿旁边，走得很慢。
一九五四年，他二十五岁，刚进丸新，头一份活，就是每天凌晨四点来筑地，跟着一个老职员，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看货，看了三年。
中川讲中文：“陈桑，筑地，日本的鱼，一半，从这里过。”
“东京的寿司店，饭店，超市，鱼，从这里买。”
“日本的鱼，啥价钱，筑地定。”
市场里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棚子，棚子是弯的，跟一把打开的扇子一样，底下一排一排，全是摊子。
摊子一个挨一个，窄，一个摊子就一两米宽，摊子上摆着冰，冰上摆着鱼。
鲷鱼，比目鱼，海胆，扇贝，帝王蟹，鳗鱼，章鱼。
摊子后头，站着穿胶鞋、系橡胶围裙、戴毛线帽子的人，手里拿着刀，拿着钩子，嗓门很大。
地上全是水，全是冰碴子，胶鞋踩上去，啪嗒啪嗒响。
大冢领着他们，穿过一排一排的摊子，走到棚子另一头。
另一头，是一片空地。
空地很大，水泥地，地上湿漉漉的，冒着白气。
地上，一排一排，摆着金枪鱼。
几百条。
一条一条，躺在地上，每一条都有一个人那么长，冻得硬邦邦的，表面结着一层白霜，尾巴砍掉了，砍掉的地方，露出一块红色的肉。
每一条鱼的肚子上，拿红漆写着数字。
空地边上，站着一群人。
几百个。
穿着胶鞋，系着围裙，戴着帽子，帽子上别着一块塑料牌子，牌子上是号码。
他们在鱼中间走，一条一条地看。
弯下腰，拿手电筒，照鱼尾巴砍掉的那一块切口，照了半天，拿一个铁钩子，在切口上，钩下来一小块肉，放在手指头上，捻一捻，看颜色，看油。
有的人，把那一小块肉，放进嘴里。
中川讲：“那些，就是中间批发。”
“日本全国，从船上、从外国运来的金枪鱼，先到这里。”
“五点，拍卖。”
“他们，买。”
“买完了，拉回自己的摊子上，切开，切成一块一块，卖给寿司店，卖给饭店。”
陈屿站在空地边上，看着那一排一排的金枪鱼，看着那几百个弯着腰拿手电筒照鱼尾巴的人。
前世，他五十几岁那年，在县城水产市场后巷，听一个从日本回来的老鱼贩子讲过，东京有一个鱼市场，叫筑地，一条金枪鱼，能卖一辆小汽车的钱。
那个老鱼贩子讲，他在日本打工五年，去过一回，站在门口，没敢进去。
五点整。
空地上，铃响了。
当啷当啷当啷，一个人拿着一个铜铃，站在一个木头箱子上，使劲摇。
铃声一停，空地上一下子静了。
摇铃的人，从木头箱子上跳下来，站在一排金枪鱼跟前，扯着嗓子喊。
喊得很快，很急，跟唱歌一样，一句一句，一个调子，陈屿一个字都听不懂。
他喊的时候，那几百个戴帽子的人，挤在他跟前，一只一只手举起来，手指头伸着，一伸一缩，一伸一缩。
中川讲：“拍卖员在喊价。那些人，拿手指头出价。”
“一个手指头，一个价。”
喊了没几句，拍卖员一拍手，指着人群里的一个人，喊了一声。
那条鱼，卖了。
下一条。
一条一条，喊得飞快，一条鱼，从喊到卖，数不到十下。
大冢站在陈屿旁边，拿手指着人群里，讲日语，中川翻。
“那个，帽子上别着二十七号牌子的，就是定吉。”
陈屿顺着他的手指头看过去。
人群的最边上，站着一个老头。
六十几岁，个子不高，瘦，穿着一件旧的橡胶围裙，戴着一顶深蓝色的毛线帽子，帽子上别着一块塑料牌子：27。
他站在人群最边上，没往前挤。
拍卖员喊一条鱼，他看一眼，手没举。
又喊一条，他看一眼，手没举。
喊了十几条，他一回都没举手。
旁边的人，一个一个举手，出价，买走。
定吉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
中川讲：“丸定，从前，是这一片最大的。”
“定吉的爸爸，定吉的爷爷，每天早上，站在最前头。”
“银座，赤坂，六本木，四十几家老寿司店，金枪鱼，一大半，是丸定的。”
大冢在旁边讲了几句，中川翻。
“大冢讲，丸定的银行，上个月，讲不许丸定再赊账买鱼。”
“拍卖，是要现钱的。”
“定吉，”中川翻，“这一个月，每天早上五点，都来。”
“来了，站着，不举手。”
那天早上，拍卖到六点半，结束了。
几百条金枪鱼，一条一条，被小四轮车拉走了，拉到一个一个摊子上去。
空地上，只剩下湿漉漉的水泥地，冒着白气。
定吉还站在人群最边上。
他站了一会儿，把手从围裙口袋里拿出来，把帽子上那块二十七号的牌子，摘下来，放进口袋里，转身，往棚子里头走。
大冢讲：“陈桑，丸定的摊子，在里头。”
丸定的摊子，在棚子最里头那一排，一排六个，连在一块。
摊子上，冰是新铺的，铺得平平整整。
冰上，没有鱼。
只有一条。
一条不大的金枪鱼，是昨天剩下的，切开了一半，切面上盖着一张湿纸。
摊子后头，站着三个人，是丸定的老伙计，最年轻的，也六十了，穿着胶鞋，系着围裙，手里拿着刀。
没有鱼切。
定吉走回摊子，站在那一条鱼跟前，把盖在切面上的湿纸，揭开。
他从摊子底下，抽出一把长刀。
刀很长，有一个人的胳膊那么长，窄窄的，刀刃是亮的。
他把刀放在那条鱼的切面上，一刀下去，切下来一块，四四方方，红的，边上一层白色的油花。
他把那一块鱼肉，放在摊子上的一张白纸上。
然后，他又切了一块。
又切了一块。
切了七八块，一块一块，码在白纸上，码得整整齐齐。
切完了，他把刀擦干净，放回摊子底下。
没有客人来买。
中川站在摊子跟前，看着定吉。
定吉抬头，看见中川，愣了一下。
四十几年前，中川在筑地跟着老职员看货的时候，定吉在他爸的摊子后头，当学徒，切鱼，十几岁。
两个人，认识四十几年。
定吉讲了一句日语。
中川讲了一句。
定吉的眼睛，扭过来，看着站在中川旁边的陈屿。
他看了一阵，拿起白纸上一块刚切好的金枪鱼，放在另一张干净的白纸上，递过来。
中川翻：“他讲，这是丸定今天，头一块鱼。”
“请客人，尝一尝。”
陈屿接过来，放进嘴里。
凉的，软的，一点筋都没有，嚼了两下，化了，嘴里全是一股油香，一点腥味都没有。
他吃了一辈子鱼。
没吃过这样的。
他讲：“好。”
定吉听不懂中文，看他的脸，看懂了。
他站在空荡荡的摊子后头，冲着陈屿，弯腰，鞠了一躬。
早上七点，筑地场内，一家小馆子。
馆子开在市场的棚子底下，一间屋子，一条长柜台，柜台前头八张凳子，坐满了穿胶鞋的人，吃完一个走一个。
大冢排了一会儿队，领着陈屿中川坐下。
柜台后头，一个老头端上来三碗饭，饭上铺着一层切得薄薄的金枪鱼，红的，淋着酱油，放着一撮紫菜丝。
大冢一边吃，一边讲，中川一边吃，一边翻。
“丸定的事，是这样的。”
“一九九〇年，东京的地，最贵的那一年。”
“定吉的儿子，叫定雄，那年三十二岁，大学毕业，进了丸定，讲筑地太挤，丸定要在千叶，自己盖一座冷库，盖大的，往后金枪鱼从海外运来，先进丸定自己的冷库，不用排队。”
“他去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借了二十一亿日元。”
“长银的人，那年，追着人借钱。”
“买了千叶一块地，盖了冷库。”
“地，是二十一亿买的。”
“今年，”中川翻，“那块地，值三亿。”
大冢把筷子放下，又讲。
“冷库盖好了，丸定的金枪鱼，没多卖多少，冷库的电费、人工，一年亏两亿。”
“定雄那几年，又拿丸定的名义，跟别家银行借了钱，去炒股票。”
“九〇年以后，东京的股票，跌了一大半。”
“今年十月二十三号，长银，垮了，被国家接管了。”
“国家派来的人，查长银的账，查到丸定这一笔。”
“他们讲，二十一亿，一年以内，还。”
“还不上，丸定的千叶冷库，丸定的筑地摊子，丸定的席位，全部拿去抵。”
中川翻完，端着碗，没吃。
陈屿问：“定雄呢？”
大冢讲了一句。
中川翻：“去大阪了。九月去的，讲去找朋友借钱，没回来。”
柜台后头那个老头，给他们续了茶。
他听见大冢讲丸定，插了一句嘴。
中川翻：“他讲，他在这里开了四十年馆子，丸定的定吉社长，四十年，每天早上七点，来吃一碗饭。”
“这一个月，没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