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三号，展会第二天。
闽海那个九平方米的展位跟前，人比头一天还多。
头一天来过的，第二天带着老板来了。头一天没来的，听讲了，第二天一开门就往最里头走。
厕所门口，展会派了一个保安，专门站在那儿，喊来上厕所的人，从左边进，排队买鱼的，站右边。
到下午五点半，马天明又加了一遍本子。
四万一千吨。
两天，十三万四千吨。
晚上七点半，陈屿换了一件衬衫，马天明打了一条领带，领带是展会门口小摊上现买的，蓝底白点，打了三回才打正。
两个人坐出租车，去大广场。
大广场在布鲁塞尔老城中间，四四方方，四面全是几百年前的老房子，房子的墙上雕着花，窗户框上贴着金，天一黑，灯全亮了，照得金灿灿的。
马天明站在广场中间，张着嘴看了半天。
维克订的馆子，在广场东边一栋老楼的二楼。
楼梯是木头的，窄，旋着往上走。
二楼一间屋子，屋顶很高，墙上挂着老油画，画上是船，是海，是一筐一筐的鱼。
屋里只摆了一张桌子。
维克已经坐在那儿了。
他一个人来的，没带人。
他站起来，跟陈屿握手，握得很有力，讲英语，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是讲给马天明翻的。
“陈先生，请坐。”
“这间屋子，四百年前，是布鲁塞尔卖鱼的行会开会的地方。”
陈屿坐下。
菜是维克点好的。
头一道，是一锅青口，拿白葡萄酒煮的，一大锅，锅盖掀开，冒着热气。
维克拿起一个青口壳，拿壳当勺子，舀起另一个青口的肉，吃了。
他讲：“比利时人，就是这么吃的。”
陈屿学着他，也拿壳舀了一个。
吃了几个，维克放下壳，擦了擦手，从椅子旁边拿起一个皮包，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很厚的文件夹，放在桌上。
文件夹是深蓝色的，封面上，贴着一张白纸，纸上打着一行字：mINhAI GRoUp。
维克把文件夹打开，推到陈屿跟前。
马天明凑过去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第一页，是一张表。
表上一行一行，从上往下，全是年份。
一九八三。一九八五。一九八七。一九八八。一九九一。一九九二。一九九三。一九九五。一九九六。
每一个年份后头，写着一件事。
维克拿手指头，一行一行点着，讲。
马天明一行一行翻。
“一九八七年，丸新水产，从日本辞职的部长，去了中国一个村子，当顾问。”
“一九九一年，西班牙维戈港，别人卖船，你买船。”
“一九九二年，你把虾塘卖了，卖了最高价。一九九三年，中国的虾全死了。”
“一九九三年，白令海公海关了，你的船提前半年撤出来。”
“一九九五年四月，日元最贵那一个礼拜，你把日本的日元全换了。八月，日元掉回来。”
“一九九五年三月，加拿大扣西班牙船。你讲，摩洛哥五月一号不续协定。五月一号，没续。”
“一九九六年九月，你到希特拉，你跟奥尔森讲，明年夏天，欧洲给挪威三文鱼定最低价。”
维克的手指头，停在最后一行。
他把手指头收回来，看着陈屿。
“我的人，查了七个月。”维克讲。“查你们的账，查你们的船，查你跟谁吃过饭，跟谁打过电话。”
“每一件事，你都比别人早半年。有的，早一年。”
“我查不出来，你的消息，从哪里来。”
屋里静下来了。
窗户外头，大广场上有人在拉手风琴，拉的是一首很老的曲子。
陈屿拿起一个青口壳，舀了一个青口，吃了。
吃完了，他讲：“维克先生，您请我吃饭，不是来问这个的。”
马天明翻过去。
维克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把文件夹合上了。
“对。”维克讲。
“我是来谈生意的。”
第二道菜上来了，是一整条比目鱼，拿黄油煎的，鱼皮金黄，旁边摆着几个土豆。
维克没动刀叉。
“北海集团，在欧洲，有三十年。”维克讲。“挪威、冰岛、苏格兰、荷兰，二百一十条船，十九个厂，欧洲八个国家的超市，冻鱼柜台，北海的牌子，一个国家占三成。”
“闽海，有鱼。便宜的鱼，干净的鱼，刺少的鱼。”
“北海，有欧洲的超市，有北海的牌子。”
维克拿起刀，在盘子边上，轻轻划了一道。
“我们分开。”
“闽海的鱼片块，冻鱼，全部卖给北海。价钱，比你现在卖给克劳斯的，高一成。北海来卖，贴北海的牌子，进欧洲的超市。”
“闽海，不在欧洲开冷库，不在欧洲找超市，不在欧洲挂牌子。”
“欧洲，是北海的。亚洲，是闽海的。北美洲，我们再谈。”
“还有一件。”
维克讲：“奥尔森的四成九，北海买。价钱，三倍。”
马天明翻完，手心全是汗。
一成的价，一年十三万吨，那是好几千万美元。
奥尔森的四成九，三倍，那是去年闽海出的钱的三倍。
陈屿拿起刀叉，把那条比目鱼，从中间分开，分了一半，放到马天明盘子里，自己吃另一半。
他吃了几口，讲：“维克先生，这条鱼，是北海的船打的？”
维克愣了一下。
“是荷兰的船。”
“贴北海的牌子？”
“是。”
陈屿点点头，把刀叉放下。
陈屿说：“闽海的鱼，不贴别人的牌子。”
马天明翻过去。
维克没讲话。
“闽海卖给克劳斯的块，箱子上印的是闽海。”陈屿说。“卖给马德里超市的无须鳕，箱子上印的是闽海。神户超市柜台上卖的三文鱼，标签上写的是，挪威希特拉岛，奥尔森三文鱼，闽海。”
“闽海不给谁当供货的。”
“欧洲的超市，从谁那里买鱼，超市自己挑。”
维克坐在那儿，拿餐巾擦了擦嘴。
他讲：“陈先生，北海今年，在欧洲，会降价。”
“降多少？”
“降到你的鱼，在欧洲赚不到钱。”
陈屿讲：“北海降价，北海亏。”
“北海亏得起。”
“北海亏得起一年。”陈屿说。
马天明翻过去，维克的眉毛动了一下。
陈屿没接着讲降价。
他讲：“维克先生，您查了七个月，查到希特拉那一件。”
“那一件，今天我再跟您讲一遍。”
陈屿说：“七月，欧洲跟挪威签协议。三文鱼进欧洲，定最低价。挪威政府管挪威自己，每一个场子，一年喂多少饲料，定死。”
“签五年。”
维克坐在对面，一动不动。
他是北海集团的总裁，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挪威奥斯陆的渔业部，他都有人。
欧洲在跟挪威谈，他知道。
谈到哪一步，谈的是罚款还是最低价，委员会里头的人讲，还没定，今年年底以前定不下来。
陈屿说：“您手上挪威的场子，七月以后，一个都大不了。”
“去年您想买奥尔森，是冲着他那一百四十个网箱的许可。”
“七月以后，许可，比鱼值钱。”
维克坐在那儿，好一阵，没讲话。
窗户外头，手风琴停了。
然后，维克笑了。
笑得很短，嘴角往上动了一下。
维克讲：“陈先生，我父亲，是罗弗敦群岛打鳕鱼的。”
“罗弗敦在挪威北边，冬天，太阳一个月不出来。我父亲一条木船，打了三十年鳕鱼。”
“我十六岁，在卑尔根一家鳕鱼干的公司，当跑腿。”
“那家公司的老板跟我讲，维克，做鱼的，谁的消息快，谁活。”
他把餐巾叠好，放在桌上。
“我做了三十五年鱼，头一回，碰见一个人，他的消息，比我快半年。”
“我查不出来是哪里来的。”
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账结了。
结完账，他没马上走，站在桌子边上，冲陈屿伸出手。
“这顿饭，我请。”维克讲。“下回，我们还会坐下来吃饭的。”
“不是今年。”
陈屿站起来，握住他的手。
“下回，我请。”
马天明翻过去。
维克点点头，拿起那个深蓝色的文件夹，想了想，又放回了桌上，没拿。
他走了。
木头楼梯嘎吱嘎吱响，一直响到楼底下。
屋里剩下陈屿跟马天明。
马天明坐在那儿，领带勒得他脸通红，他一把把领带扯松了，喘了一大口气。
“陈总，一成的价……”
“嗯。”
“奥尔森那四成九，三倍……”
“嗯。”
马天明看着陈屿，憋了半天，讲：“陈总，你一点都没动心？”
陈屿拿起桌上那个文件夹，翻开，翻到第一页那张表，从上往下看了一遍。
看完了，他把文件夹合上，夹在胳膊底下。
陈屿说：“天明，闽海的箱子上，印的要是北海，往后，是北海来定闽海的价钱。”
“一成，是今年的一成。”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看着底下灯火通明的大广场。
“走吧。”陈屿说。“明天还有一天。”
四月二十四号，展会第三天，最后一天。
中午，北海集团展位楼上那间玻璃洽谈室，窗帘拉上了。
下午，北海展位门口那八个穿深蓝西装的年轻人，撤了四个。
闽海那个九平方米的角落，三天，本子写满了七个。
马天明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把七个本子摊在膝盖上，加了最后一遍。
十七万六千吨。
欧洲十一个国家，四十三家。
他把本子合上，看着窗户外头布鲁塞尔的街，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一件事，扭头问陈屿：“陈总，维克那个文件夹，你拿回来干啥？”
陈屿讲：“给孟会计。”
“给他干啥？”
“北海查了七个月，把闽海十四年的事，一件一件理清楚了。”陈屿说。“孟会计理了一年，还没理这么清楚。”
马天明愣了半天，靠在座位上，笑得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