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号，下午两点半。
杨思珍把车停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陈阳下车，拎着黑色公文包。
“我就在这儿等。”杨思珍摇下车窗。
陈阳点头，转身走进校门。
四月的北影，玉兰开得正盛。灰墙衬着白花，一朵朵饱满得像要滴出汁。远处操场有打球的声音，砰砰地响。
青影厂办公楼是栋老式红砖楼，爬山虎刚冒新芽，覆在斑驳的墙面上。楼道里安静，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踩在老旧的木质楼梯上，咯吱咯吱响。
墙上一溜挂着历年青影厂出品的电影海报，纸面泛黄，边角卷起。《邻居》《沙鸥》《青春万岁》《本命年》……他在一扇深褐色木门前停下。门牌上写着：厂长办公室。
抬手，敲门。
“进。”
办公室不大，朝南。下午的阳光斜照进来，把桌面上文件堆的影子拉得很长。一面墙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塞满了电影书籍和铁皮胶片盒——边缘有锈迹，标签上的字褪了色。另一面墙上挂着三张手绘电影海报，最显眼的是《邻居》，铅笔素描风格，线条粗粝。
郑景天坐在办公桌后。
五十出头，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深灰色夹克，白衬衫没打领带，最上面那颗扣子敞着。瘦脸，颧骨高，眼睛很亮，看你的时候不急着下结论。
谢远站在办公桌侧边，见陈阳进来，微微点头。
“郑主任，这就是我那个学生，陈阳。拍了《中国式父亲》。”
郑景天抬起眼，看了陈阳两秒。
“坐。”
陈阳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公文包搁在脚边。
郑景天没急着说话。他拿起桌上那盘录像带——谢远提前放在那儿的——起身走到墙边的电视机前。老式彩电，下面连着录像机。他把带子塞进去，按下播放键。
磁带转动，发出沙沙的噪音。
屏幕亮起来。二十分钟。办公室里只有影片的声音：对话、脚步声、自行车铃、炒菜声。阳光慢慢移动，从桌角爬到文件堆上。
陈阳偶尔侧眼看郑景天。
父亲半夜起来盖被子那一场，郑景天的指尖在桌沿轻轻敲了一下。工地扛水泥那一场，指尖停住了。
片尾字幕滚的时候，他没看屏幕，眼睛已经移到了陈阳脸上。
字幕滚完，屏幕暗下去。郑景天按了停止键。
他坐回椅子，身体往后靠，手指交叉搁在桌上。
沉默了几秒。
“陈阳，你为什么拍这个？”
陈阳吸了一口气。这个问题他想过很多遍，但他没打算引用片尾那八个字——那已经在片里了。
“郑老师，我爸下岗那天，回家说了一句‘我没事’，然后进厨房做了两个菜。”
郑景天看着他。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这种人，没人拍过。”陈阳一字一句，“话少，做的事一件件摆在那儿。这个时代的变迁压在他们肩上，但很少有人真的去拍他们。”
“我拍这个，是想拍我爸。”
郑景天看着他：“那些细节，是你自己经历的？”
“有的是。比如父亲半夜起来给我盖被子，比如他修自行车时手上的油污。有的是编的，但感觉是真的。”
“编的？”
“比如父亲在工地扛水泥那个镜头。”
他顿了一下。
“我爸是首钢的，今年刚下岗。他扛了大半辈子的是钢材，不是水泥。但镜头里我换成了水泥袋。”
“为什么换？”
陈阳想了一下：“钢材太特殊了。观众对它的重量没有直觉——一块钢材是多重？没人知道。但水泥袋……80斤一袋，扛在肩上肩膀会往一边偏，腰会往下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重。”
他停了停，像是在确认自己说得够清楚了：“我想要的是那个‘重’，不是‘真’。”
他没告诉郑景天——他改这个镜头之前，在东三环工地蹲了一个星期，每天看一个小时工人怎么扛水泥。
郑景天没有马上接话。他靠在椅背上，看了陈阳几秒，然后换了个方向：
“病房那场，医生从右边入画，护士从左边出画——你这镜头怎么剪的？”
陈阳一愣。
他在脑子里把那段戏过了一遍，三秒之后才开口：
“视线轴——破了。”
谢远在旁边几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
“破了你为什么不改？”
陈阳没找借口：“没看出来。后期只盯着情绪节奏，没注意空间关系。”
郑景天嘴角动了一下。
他没再问了。伸手，把刚才从录像机里弹出来的那盘带子，慢慢拿到自己面前，扣在桌角自己这一侧。
不是“我看完了”。
是“我可能还要看一遍”。
陈阳的呼吸轻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