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发出后的第二周，汉东的经验已经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而是开始在多个省份的实际工作中被转化和落地。
西南某省公安厅在周内召开了一次全省刑侦工作会议，厅长江汉林站在大屏幕前。
身后投出的ppt标题上写着关于深入学习汉东扫黑除恶经验、扎实推进本省常态化机制建设的工作安排。
台下坐着各市州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和刑侦支队长，一共四十余人。
江汉林在会议开场时说了一段话，语气带着一种被外部经验触动的紧迫感：
汉东的扫黑除恶做法，内参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人家不是比我们多抓了多少人，是比我们早建立了防止黑恶势力再生的制度框架。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照搬，而是要对照汉东的框架，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工作机制。
在华东某省，常务副省长郑长河在一次省委专题会上，把汉东的扫黑除恶工作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
他翻着内参上的内容说：
汉东把老百姓的感受作为检验标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整个工作链条的配合。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打通举报、核查、处置、反馈这四个环节之间的信息壁垒。
不让线索在流转中积压，不让反馈在层级中衰减。
他在会上要求政法委和公安厅联合起草一份《关于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明确要求充分借鉴汉东省在机制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
在北方的另一个省份，一位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常委在听取本省扫黑除恶工作汇报时，对参会的干部说了一段话：
汉东徐政钦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把主动发现、及时处置、源头治理三个环节说得很清楚。
这三个环节不是并列的，是递进的。主动发现是前提，及时处置是关键，源头治理是根本。
我们现在的工作，往往在第一个环节就慢了半拍——等老百姓举报了才动，等媒体曝光了才查。
这种被动响应模式，必须向主动发现模式转变。
会后，政法委要拿出一个加强线索主动发现能力的具体方案。
把治安巡逻、社区网格员、群众举报、大数据预警等渠道整合起来，形成一张真正覆盖基层的信息网。
与此同时，汉东内部也在对全国各地的反馈进行回应。
省公安厅设立了专门的学习借鉴联络办公室，由一位副厅长牵头，负责对接其他省份公安系统发来的交流请求。
并在适当时机分享汉东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建设方面的制度文本和操作流程。
他们制作了一份《汉东省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建设工作手册》。
把从线索收集、分级分类、案件侦办、群众反馈到源头治理的全链条流程写成了可操作的文本。
这份手册没有对外公开发布，但通过内部交流渠道，被十几个省份的公安系统索要。
而在另一边，公安厅内部的扫黑办正在对新的举报平台进行调试。
一条从林城码头传来的消息被标注为重点关注——
举报人称近期码头周围的保安措施有所变化，过去经常出现的几辆陌生车辆已经多日没有出现。
这条线索通过加密渠道转到了祁同伟的案头，他看后没有过多停留，只是对身边的联络员说了一句：
继续观察，不要因为几天没有出现就降低关注等级。
主动发现就是要持续地关注那些看似平静但可能存在隐患的区域，直到确认确实没有异常。
几天后，新华社发了一篇后续报道，标题是《从一阵风常态化：多省借鉴汉东经验升级扫黑除恶机制》。
报道中提到，目前已有七个省份在内部文件中明确要求学习借鉴汉东省扫黑除恶工作的经验做法。
有的省份在文件中直接引用了徐政钦的那句老百姓痛恨什么、厌恶什么，就打击什么、铲除什么。
有的省份则在制度设计上参照了汉东建立的线索即收即办、案件即立即侦的工作流程。
报道结尾引用了一位政法系统研究者的评价：
汉东的做法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嵌入到日常治理体系中的持续运作。
在汉东大学校园里，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在那篇报道出来后。
把相关内容纳入了自己正在讲授的基层治理与公共安全课程的讨论素材。
他对学生们说：
你们看到汉东的扫黑除恶被其他省份借鉴，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一个地方的经验能否被复制，不在于它有多独特。
而在于它是否具备可被制度化、可被流程化、可被推广到不同场景和不同地区的适用性。
徐政钦在周五的傍晚收到了陈义转来的那份工作手册和各地交流情况的汇总。
他翻了翻手册，看到那些由具体实践凝练出来的制度文本。
又看了看各省公安系统的反馈进度和正在推进的各项机制建设举措，然后把手册放在桌面上，没有做额外的批示。
他端起那杯新泡的茶喝了一口，对陈义说：
汇报内容已经看完，后续维持现有推进节奏即可。
他放下茶杯，目光落在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际线上。
那些正在不同省份被点燃的经验火种，正在沿着各自的轨道持续燃烧，而汉东作为最初的火源。
正在以一种不再需要刻意点燃自身的方式来维持它的热度——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持续运转的参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理解并转化为因地制宜的行动。
而他自己，也在这条被更多人选择的方向上，继续平稳地向前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