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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走一步,就是“三来一补”

——原料由外商提供,不用自己掏钱买,加工好了成品也全部交给外商。

那不是“进口粮食”,那是“替人加工”,谁也说不出一个“修”字来。

可那是七五年的事了。现在是1959年。整整早了15年。

十五年。这个时间差足够把一件好事变成一桩罪名。

想到这里,曹平安的后背沁出了一层冷汗。

衬衫贴在皮肤上,又湿又凉,像有人拿一块冰在他脊梁上慢慢往下滑。

如果真有人往回追溯,追到最早是谁出的这个主意

——那他怕是连四九城的城门都进不去了。

一个“对资本主义妥协”的帽子扣下来,连申辩机会都可以省了。

他还能回去吗?

不回去,父母怎么办?小妹怎么办?

至于曾绮年,至于于莉

——他忽然不敢往下想了。

那些名字一个一个浮起来,又一个一个沉下去,像是被人从手里一颗一颗夺走的糖。

他猛地一个激灵,像被人从冷水里捞出来一样坐直了身子,转头盯住卢岱青:

“卢哥,你上周回内地——见到安排我过来的那位领导了吗?”

“见到了。”卢岱青抿了口酒,点点头,表情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跳到这里。

“我这次来南方,还有同伴。和我一起来的人,她返回四九城了吗?”

卢岱青摇了摇头,放下杯子,语气很平:

“不知道。我只见到领导,汇报了工作上的事。领导没问起你,我也就没提。”

“哦。”曹平安把身子靠回椅背,脸上的表情松弛下来,语气平静,像是在说完成有点咸,

“那就不管她们了。”

可他的手指在桌子底下慢慢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里,生疼。

曾绮年。她到底回四九城了没有?

她那么精的一个人,应该不会出事。

可万一呢?万一事情牵连得太大,大到连曾老都兜不住——

他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硬生生掐断了。不能想。现在不能想。

定了定神,他重新开口,声音已经恢复了正常,甚至带上了一点公事公办的平淡:

“既然阻力这么大,咱们还能和汪先生签合同吗?”

“应该可以。”卢岱青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仰头倒进嘴里,咕咚咽下去,抹了把嘴,

“会有点曲折。至于最后怎么办——听领导的意思。”

“我们这样,会不会给汪先生带来麻烦?”

曹平安把酒杯搁在吧台上,指尖在杯沿上慢慢转了一圈。

汪温璋要出面帮他摆平这些事,这份人情太大了,大到他心里有点不踏实。

卢岱青大手一挥,挥得跟赶蚊子似的,满不在乎:

“怕什么?汪先生是什么人?白手起家,改朝换代都熬过来了,现在还稳稳当当立在那里。这样的人,哪个是简单的?”

他端起自己那杯酒灌了一口,抹了把嘴角,继续说:

“汪先生自己心里有杆秤。他觉得不能帮,自然就不帮;

他既然决定出手,那一定是把方方面面的退路都想好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曹平安没接话,只在心里暗暗点了点头。

是啊,那么大一个商业帝国的掌舵人,什么风浪没见过,哪需要他来操这份闲心。

汪温璋既然点了头,就一定有他的全盘打算。

他把这层心思收起来,脑子里却又冒出另一件事。

展会那天,有个南洋商人当着他的面说要买方便面,后来找上了夏丰公司,之后就再没了动静。

人没消息,比有消息更让人惦记。

“卢哥,”曹平安侧过身,压低了点声音,“你还知道不知道展会上,有个南洋商人,他说要买方便面。”

“知道,不过那件事不归我管。”卢岱青夹了块冰在嘴里嘎嘣嚼碎,

“那个南洋人应该是通过我们单位的人,跟四九城外贸局搭上线了。

你们报价高,人家不傻,肯定等四九城那边把你们的成本核出来,再压价。”

他以为曹平安是担心有人跟汪温璋抢生意,拍了拍曹平安的肩膀,

宽慰道:“你现在不用管他。只要汪先生这边合同一签,就算把市场让给他,他也争不过。

跟汪先生打商战?他还得再练几年。”

曹平安笑了笑没解释。

他担心的不是竞争

——他是想知道那个南洋商人究竟什么来路,背后有没有别的影子。

但这些话不方便跟卢岱青说透,便顺着话头把话题岔开了。

两人又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从香江的舞厅聊到内地的局势,又从油价聊到女人。

等从舞厅出来,街上的霓虹灯已经灭了大半,只剩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把路面照出一圈圈昏黄的光。

曹平安没有直接回旅馆,而是带着彭大兰拐去了阿玫那里。

夜风有点凉,彭大兰把手插进他的臂弯里,两人贴得紧紧的,影子在地上拖成一条。

阿玫还没走,在舞厅的卡座里。

不等曹平安开口问,她就把戴丽娜的事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

戴丽娜没有骗他。

她母亲确实身体不好

——但不是普通的不好,是得了男女之间会传染的那种病。

故事要从战前说起。

戴丽娜的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给一位来香江任职的约翰官员做了情人。

那时候日子还算体面,住的是半山腰的房子,穿的是中环裁缝铺订做的旗袍。

后来小鬼子打进了香江,炮声一响,那位约翰官员给母女俩留了一笔钱,自己坐上船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战后约翰人重新回来管香江,可戴丽娜的生父始终没有露面。

有人说他回约翰的雾都了,有人说他死在了战场上,也有人说他根本不是官员,只是个做生意的骗子。

不管哪种说法,结果都一样

——母女二人的生计断了来路。

那几年,戴丽娜的母亲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白天在餐馆端盘子洗碗,晚上去湾仔的街边站街。

母女两就这么相依为命,挤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隔板房里,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运气似乎好了一点。

一个从欧洲来的商人看上了戴丽娜的母亲,把她包养下来,连带着戴丽娜也沾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