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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雁城有七百五十六个人,在官府的纸上不存在。

他们却每天喝水、吃饭、生病,也会死。

七月初七清晨,县衙正册被挂到钟楼下。九百六十二个名字按街坊排列,任何人都能来看自己是否在册。

第一个来的是军户寡妇刘杏娘。

册上没有她,只有丈夫陈骁的名字。陈骁三年前死在黑石堡,军籍写阵亡,县籍却仍登记为在城壮丁;刘杏娘和两个孩子反而被划在“随军已迁”一栏。

“我天天在东井打水。”她说,“县衙说我不在归雁,军仓说我男人死了,哪边发粮都能少我们三张嘴。”

严复礼让书吏先补名字。

沈砚白拦住:“先记原册如何写,再记现状。直接改掉,日后没人知道错从哪里来。”

刘杏娘也不同意只添一行:“我丈夫死在哪一天,谁认的尸,也要写。别再过三年又说他活着领粮。”

第一条核验便用了半刻钟。

如果一千七百多人都这样问,七日粮吃完也未必写得完。

沈棠宁没有把所有人叫到县衙排队。排队只会让能走、能吵、离钟楼近的人先被记录,病者、守墙者和不敢见官的人继续消失。

她提出按十二条街分组上门。

每组至少三人:一名熟悉本街住户的人、一名识字记录者、一名不属于本街的见证者。军户街不能只由军户数,流民棚也不能只让县衙书吏进去。每户先记当前住处、姓名或惯用称呼、年龄段、伤病、能做的活,再分别标出县籍、军籍、暂居牌或无册籍。

“能做的活也要写?”有人问,“这是要抓壮丁?”

“不是军籍。”沈棠宁道,“城墙塌了需要木匠,井坏了需要挖井人,病人多了需要会煎药的人。写了不代表必须做,也不代表做工没有报酬。”

“那为什么官府要知道?”

“因为七日粮只能撑到下一批补给。若需要换粮或修城,不知道城里有什么人,最后仍会只叫熟人。”

有人仍不信。

严复礼过去按户籍征粮征役,百姓听见“清点人口”,先想到的不是被看见,而是多一项差役。梁静慈便提出,人口册不只放县衙:十二街各留一份本街抄页,钟楼挂总数,任何删改都要让原记录者和本人知道。

“若有人不愿报真名?”严复礼问。

“先用惯用称呼。”沈砚白道,“领粮时再由同住者和街坊互证。没有官名,不等于先不算人。”

“一人报两个名字怎么办?”

“住处、同住者、年龄和身体特征一并核。发现重复先标疑,不当场扣粮。”

册页分成六栏。

第一栏是人,不是户。一个屋檐下每一张嘴各占一行。

第二栏记录年龄段:十五岁以下、十五至五十九、六十以上。不是为了把所有成年人都算同样劳力,而是先知道孩子和老人有多少。

第三栏是伤病与照护需要,由本人陈述,秦越或城中药徒只复核需要优先用药、不能做重活的情况,不把全部病情当众挂墙。

第四栏是会做什么。木石、耕种、车马、煮药、缝补、识字、守夜都可以写,也可以写“暂时不能做”。

第五栏才是原册籍。

第六栏记录谁见证此人目前在城。

册页最上方另写了一句:登记当前在城,不等于立即取得田契、房契、军籍或免罪。

无籍者最怕登记后被赶走,有籍者最怕外来人借一行名字分走祖屋。若把口粮、房产、军功和刑责一次绑在同一本册上,没有人会说真话。眼下先确认人是否存在、吃多少粮、需要什么照护;房屋与田地归属另开契册,军前效力和嫌疑审查也不在街口决定。

严复礼要求加上“虚报冒领者停粮三日”。沈棠宁不同意在首次登记前先定处罚。姓名重复可能是军籍与县籍并存,也可能是寡妇沿用夫姓、孩子只有乳名,并不全是骗粮。最终改为:重复先标记,复核后故意冒领的补记责任,不在当天断掉全家口粮。

沈棠宁只负责定清点次序和汇总方式,不亲自决定谁有资格存在。十二条街各自推本街人,县衙、旧军户、寺院和新接收者交叉补足记录。

第一日上午先数东城。

刘杏娘带队走军户巷。三十七户门牌仍在,实际住了五十二户:有阵亡军士的父母搬来与儿媳同住,也有北边失村的军眷借住空房。军眷册有名字,县籍没有的共一百零八人。

一名老人不肯开门,说家里只有自己。门后却传出孩子咳嗽。

刘杏娘没有让差役撞门,只隔门道:“不报也行。今日册上写一名老人,明日领三碗粥便要重新核。孩子若病了,药徒也不知道来这儿。”

门开了。

屋里有老人、两个外孙和一名断腿的年轻妇人。妇人来自被弃守的边村,没有路引,怕一登记便被赶走。

册上先写四人,暂居来源写“本人不愿公开”。严复礼皱眉,沈砚白仍让书吏留着。人口册的第一用途是知道谁需要粮和药,不是替追逃文书一次解决所有身份。

午后数南城。

这里有县衙正册中的大部分人,也有寺院收留的孤儿、短工和过路商户。正式户籍九百六十二人中,六十七人已死亡、南迁或三日无人能证实仍在城,先列为“待查离城”,不能继续算当前口粮,也不直接从原籍删除。

正册实际在城者八百九十五人。

去重时最常见的不是一人故意报两次,而是同一个人在两本册里用不同名字。

军医徒弟马会生在县籍写“马二郎”,军眷册写“马会生”,寺院施粥簿只写“瘸腿马”。三处都记录一名二十四岁、左腿旧伤、住南井后的男子。若只对名字,会多算三人;若直接认作一个,又可能把真正同名者漏掉。

清点组请同住者确认、让本人说出旧军户号,再在三行旁各画同一枚三角记号,保留原名,不把三本旧册改成一模一样。以后任何人从其中一本查,都能知道另外两条记录指向谁。

另有一对同名的赵小满,一个九岁,一个四十七岁,住在不同街。书吏险些合并,孩子母亲当场指出年龄和父名不同。人口册因此规定,同名不能只靠书吏判断,至少核住处、年龄段和一名见证者。

仅在军眷册、当前仍在城者三百一十二人。

持暂居牌或由流民棚登记者二百七十四人。

没有任何册籍、由街坊和同住者证实者二百三十七人。

四项合计一千七百一十八。

其中一千五百五十五人已经当面确认,西城四十九户原有三册合计一百六十三人仍列“待核”。这一百六十三人没有从总口数中删掉,因为过去三日确实领过水或被相邻住户确认在城;也没有直接转为正式确认,因为今日无人开门。

因此一千七百一十八仍是当前配粮总口数,不是完成核身的最终人数。四十九户若查出有人离城、重复或新增,钟楼总数必须随时改,并保留旧数和改动原因。

这个数字与前一晚按井口和粥灶得到的暂估数相同,构成却完全不同。前夜是“有多少张嘴”,今日开始知道这些人为何被哪本册子漏掉。

再加县衙新接收的五十九名军前效力者,以及周成运输组和两名县狱嫌疑人在内的十九名暂留随员,现驻归雁仍是一千七百九十六人。

新接收者也逐人登记。

沈家五人不写“官眷”作为技能:沈砺安记水工与河图,程素问记商路、秤账和缝补,沈砚白记文书律令,沈棠宁记现场清点与人群疏散,沈玉满记辨口音和路标。裴砚川写军阵、斥候和守城,右肩伤情另列,不能因会带兵便默认恢复军职。

陶七斤写验粮,秦越写军医,孙魁写河工。也有人只写会推车、烧炭、做饭或暂不能重劳。曾是流犯不等于只有苦力一项用途。

周成及十六名可用随员写运输、押运和道路交接;葛武、吴直在县狱单列,不参加劳力分派,也仍计入口粮。嫌疑人没有被从人口中抹掉。

数字没有因为重做名册变得更多。

能领取粮、接受医治和参与议事的人,却不再只剩正册九百六十二人。

傍晚汇总技能。

会木石活的七十三人,能做土工和修渠的一百四十六人,熟悉车马的三十九人,会缝补制毡的一百一十二人,懂草药、接生或照护病人的二十七人,识字能记账的四十一人。许多人同时会两三样,不能相加当总人数。

赵满仓看完只问:“会种地的为什么这么少?”

册上明确写耕种的一百九十八人。

“归雁以前有多少屯田户?”沈棠宁问。

“至少六百。”

有人已经南迁,有人因土地荒废改做别的,也有人不愿承认会种地,怕下一步便被征去开荒。技能栏不是不会撒谎,只比完全不知道多一层可核验的起点。

“先别按这个抓人下田。”赵满仓说,“你一抓,下次谁都只会写不会。”

沈棠宁将这句写在技能栏说明下。

傍晚,十二街将抄页挂到各自井边。有人发现年龄写错,有人发现已经出嫁的女儿仍算在娘家,也有人要求删去“不识字”三个字,认为这会让自己在分工时永远只做重活。清点组当场改了二十七处,旧字不涂黑,只在旁边写更正和见证者。

第一张人口册没有因挂出来便成为真理。它只是第一次允许册上的人指出纸写错了。

真正困难的是西城。

西城靠近粮市和三座废仓,房屋相对完整。清点组到第一巷时,四十九户同时关门。门上没有离城封条,院里也听不见说话,井边却有当天踩出的湿脚印。

严复礼带来的书吏说:“韩家粮铺昨日通知,这一带有外来疫病,不宜开门。”

秦越冷笑:“我还没诊出疫病,粮铺先诊出来了?”

沈棠宁没有立即撞门。她让人把四十九户逐一写成“未核”,记录门外水缸、炊烟、脚印和街坊证词。若里面真有病人,强行聚到巷口反而会扩大风险;若是藏人藏粮,夜里还会有动静。

清点组退到巷口。

天黑以后,第一户院墙内传出石磨转动声。

接着是第二户、第三户。

四十九扇紧闭的门后,同时响起了磨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