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腊月十一，总兵府花厅。
晨光透过精致的雕花窗棂，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花厅不大，但布置得颇为雅致——北墙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关中地形图》，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注着河流、道路、城池、关隘，甚至还有新建的工坊、学堂位置；东墙则是《陕西新政纲要》的全文誊抄，用端楷书写，条分缕析；西墙书架上整齐摆放着新近印刷的《格物初阶》《算学精要》《农政新编》《律法辑要》等书籍，书脊上的字迹在晨光中清晰可见。
墙角处，一只火炉里燃着上好的蜂窝煤，无烟无味，只散发着融融暖意，将厅内烘得温暖如春。炉旁还放置着一个精巧的铁制水壶，壶嘴正冒着细小的白汽，发出轻微的“嘶嘶”声。
张溥、归庄、陆圻、黄淳耀、杨廷枢等十余名江南士子分坐两侧，个个正襟危坐，屏息静气。
他们已在西安盘桓数日，见过市井繁华，听过书院论道，但今日要见的，才是真正的核心——那位传闻中能“点石成金”、让凋敝的陕西焕发生机的陕西总兵李健。
花厅内极安静，只有煤炉偶尔发出的轻微噼啪声，以及众人略显紧张的呼吸声。侍立在一旁的两名年轻书吏也垂手肃立，目不斜视。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
“总兵到——”
门外传来一声高呼，声音洪亮却不刺耳。众人齐刷刷站起，整理衣冠，目光齐刷刷投向那扇雕花木门。
门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掀开。令人诧异的是，走进来的这位总兵，既不像传说中身披重甲、威风凛凛的模样，也不见有成群的侍卫簇拥。
只见他身着一袭朴素的青布长衫，腰系一条素色布带，脚蹬一双半旧的家常布鞋，若不是那股子从容的气度，乍看之下倒像是个寻常的教书先生。
此人年纪不到三十，面庞轮廓分明，鼻梁挺直，嘴唇微抿，线条硬朗中透着儒雅。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既不似武将的虎目圆睁，也不似文人的温润含情。
而是如两口幽深的古井，平静无波，深不可测。他行走时步履稳健，身姿挺拔，虽无刻意作态，却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李健走到主位前，并未立即落座，而是先向众人拱手作揖，动作从容优雅。他环视一圈，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诸位先生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从江南赶来，李某有失远迎，辛苦了。”
声音温和清朗，不带丝毫武人的粗豪，反而有几分书卷气。
张溥等人连忙躬身行礼：“参见总兵大人。”
“坐，都请坐。”李健率先在主位的太师椅上坐下，抬手示意，“不必拘礼。宁人（顾炎武）、太冲（黄宗羲）两位先生常提起诸位，说江南才俊云集，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话虽客套，但张溥敏锐地察觉到——这位总兵的眼神，在扫过每个人时都有片刻的停留，那目光清明锐利，仿佛能穿透表象，直抵人心。
这不是寻常武将的眼神，也不完全是文士的眼神，倒像是……像是深谙世情、洞察人心的智者。
侯方域作为引荐者，率先起身开始介绍。他先走到张溥身边：“总兵，这位便是复社领袖、江南文坛魁首张溥，字天如，号西铭。”
李健微微颔首，目光与张溥相接：“张天如先生，久仰。先生的《七录斋集》我读过，其中《五人墓碑记》一文，写魏忠贤阉党迫害忠良，慷慨悲愤，令人动容。更难得的是文末那句‘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深得孟子‘民贵君轻’之精髓。”
张溥心中一凛。他没想到这位远在西北的总兵，竟读过自己的文章，还能准确说出篇名和文眼。更难得的是，李健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真能理解文章深意。他连忙躬身：“总兵过誉了，拙作粗浅，不堪入目。”
“先生过谦了。”李健微笑，“文章贵在真情实感。能在阉党横行时写下那样的文字，足见风骨。”
侯方域继续介绍：“这位是归庄，字玄恭，昆山才子，与顾炎武先生并称‘归奇顾怪’，诗文豪放，书画双绝。”
李健看向归庄，眼中露出欣赏之色：“归玄恭先生，久闻‘归奇顾怪’之名。先生的《万古愁》曲，我读过三遍。”他顿了顿，竟轻声吟诵起来：“‘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不见，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写尽乱世离愁，有魏晋风骨，阮籍《咏怀》、庾信《哀江南》之遗韵。”
归庄愣住了。他那首《万古愁》是在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塞、家乡遭劫后所作，从未刊印，只在友人圈中传抄。这位远在西北的总兵，竟能背诵其中句子！
“总兵……真读过拙作？”归庄声音有些发颤。
“读过。”李健点头，神色认真，“只是我以为，大丈夫处乱世，当有所作为，不应只沉溺愁绪。玄恭先生既有此才情，当以笔为剑，刺破这黑暗世道才是。”
这话说得平淡，却在归庄心中激起千层浪。他作《万古愁》，本是一种无奈的宣泄，从未想过“以笔为剑”。李健的话，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侯方域接着介绍陆圻：“这位是陆圻，字丽京，杭州名士，精于医道，着有《医林纂要》《伤寒析义》等，在江南救治百姓无数。”
李健起身，竟向陆圻作了一揖：“陆丽京先生，陕西正缺良医。之前大明瘟疫，死者三万。若有先生这样的良医在，当能救回不少性命。先生能来，是西北百姓之福。”
陆圻连忙还礼：“总兵言重了。医者本分，救死扶伤而已。若陕西有用得着圻的地方，自当尽力。”
“这位是黄淳耀，字蕴生，嘉定大儒，崇祯十年进士，因不满朝政，辞官归里，讲学着述，以气节文章闻名江南。”
李健神色郑重，向黄淳耀拱手：“黄蕴生先生，久仰高义。先生当年在金殿上直言‘朝廷加征，乃剜肉补疮’，触怒阁臣，愤而辞官。此事江南士林传为美谈。先生能来陕西，李某荣幸。”
黄淳耀面色复杂。他当年辞官，一半是气愤，一半是无奈。这些年来，虽以气节自许，但眼见天下日坏，心中未尝不苦闷。此刻被李健当面提起旧事，既有知遇之感，又觉惭愧——自己终究是逃避了。
“这位是杨廷枢，字维斗，松江宿儒，治学严谨，精于考据，曾参与修纂《松江府志》。”
“杨维斗先生，听说您对《水经注》有独到研究，曾撰文考证渭水故道？”李健问。
杨廷枢惊讶：“总兵如何得知？那只是篇未刊的草稿……”
“恰巧听人提起过。”李健笑道，“正好，西北行政总局正准备重勘水利，需理清古今水道变迁。先生此来，可谓雪中送炭。”
最后介绍吴应箕：“这位是吴应箕，字次尾，贵池名流，长于史论，着有《史论》十卷，对历代治乱得失多有阐发。”
李健点头：“吴次尾先生，您的《史论》中有一篇论及‘唐宋变革’，说唐之亡在藩镇，宋之弱在集权，颇有见地。不知先生对当今时局有何高见？”
吴应箕没想到李健连自己未刊的文稿都知晓，心中震撼，沉吟道：“时局……如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学生愚钝，尚未有良策。”
“无妨，今日正好畅谈。”李健微笑。
介绍完毕，众人重新落座。李健拿起桌上的青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便单刀直入：“听宁人、太冲两位先生提及，诸位对陕西新政尚有疑惑。今日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无需顾忌。只要言之有理，李某自当虚心采纳；即便言语有所不当，也绝不责怪。治国理政，本就该集思广益。”
这话说得坦诚，厅内气氛稍缓。但江南士子们仍有些拘谨——毕竟面对的是执掌一方生杀大权的封疆大吏。
归庄性格最为直率，最先按捺不住，起身拱手：“总兵，学生确有一问，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玄恭先生请讲。”
“土地改革，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是否太过严苛？”归庄声音洪亮，“士人寒窗苦读十载，一朝中举，光宗耀祖，总该有些优待。自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此乃圣人之教，亦是维系纲常之要。若士绅与庶民同等待遇，何以显贵贱之别？何以励学子之心？”
这话问得尖锐，厅内所有人都看向李健。
李健并未立即反驳，而是放下茶盏，温和地问：“归先生，您可曾去过泾阳县？”
归庄一愣：“未去过。”
“那我给先生说说泾阳的事。”李健语气平静，“泾阳有张氏，世代官宦，自嘉靖朝至今，出过三个进士，七个举人。张家占田五千七百余亩，却年年以‘官户’名义逃税。这倒也罢了，更甚者，张家子弟在地方横行不法。最近三年，仅查实的，就有七桩命案与张家有关。”
他顿了顿，从桌上取过一份卷宗，递给归庄：“这是案卷副本，先生可以看看。”
归庄接过，展开。卷宗用楷书工整抄录，时间、地点、人证、物证，详实清楚：
“崇祯十年三月，佃户刘二欠租三斗，张家管家带人强抢其女抵债，刘二阻拦，被活活打死……”
“同年八月，张家扩建祠堂，强占邻人王老汉宅基地，王老汉上告县衙，反被诬陷‘刁民滋事’，杖责三十，归家后气病而亡……”
“十一年大旱，张家囤积粮食，高价出售，饥民聚众求粮，张家纵奴殴打，致五人死亡……”
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
归庄手微微发抖：“这……这是个别恶绅，不能代表所有士人……”
“不是个别。”顾炎武起身，神色肃然，“总兵命我清查陕西二十七县田亩，这是汇总账册。”
他取过另一本厚厚的册子，“二十七县，二十七家最大的士绅，家家占田千亩以上，家家有命案在身。凤翔孙家，占田四千二百亩，崇祯十年逼死佃户九人；刘家，占田三千八百亩，逼死五人；同州马家，占田五千亩，逼死十一人……归先生，‘刑不上大夫’的结果，就是这些‘大夫’在地方成了土皇帝，无法无天！”
黄宗羲接口，声音沉痛：“我们读书人，读的是圣贤书，讲的是仁义道德。可这些士绅，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他们享受特权，却不行仁义；他们占有土地，却不顾民生。总兵所为，非苛待士绅，而是还天下一个公道！”
李健点头：“黄先生说得对。我定的新法，有功名者可以减免部分赋税——举人减一成，进士减二成。但不能全免，更不能占田不纳粮。优待，该优待真才实学、为民请命之士，不该优待为祸乡里、鱼肉百姓之蠹虫。”
他环视众人，缓缓道：“诸位先生熟读史书，当知历代王朝更迭，根源多在土地兼并。汉之豪强，唐之门阀，宋之官户，明之士绅……表面上看是换了皇帝，实则是土地重新分配。我现在做的，就是要在王朝崩溃前，用温和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避免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
这话从历史高度点出问题本质，江南士子们陷入沉思。
归庄颓然坐下，喃喃道：“学生……受教了。”
黄淳耀见状，起身换了个话题：“总兵，学生另有一问：书院新学，大量删减朱子章句，增补算学、格物、律法、农工等杂学……此是否过于重术轻道，失了学问根本？朱子之学，乃孔孟正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为学问次第。若只重实用之术，岂非舍本逐末？”
这个问题更尖锐，直指李健教育改革的核心。
李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黄先生，若我现在任命您为泾阳县令，您上任后第一年需要做什么？”
黄淳耀沉吟：“劝课农桑，征收赋税，审理案件，教化百姓，维护治安……大抵这些。”
“那您需要哪些学问才能做好这些事？”李健继续问，“劝课农桑，需懂天时地利，需知节气农时，需识土壤作物，需晓水利灌溉——这要农学、天文学、地理学。征收赋税，需精于计算，明于账目，懂钱粮折算——这要算学、会计学。审理案件，需通晓律法，明辨是非，勘察取证——这要律学、逻辑学。教化百姓，需知民生疾苦，能说百姓懂的话，还要懂儿童心理、教学方法——这要教育学、心理学。”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学”，江南士子们听得目瞪口呆。这些名词，有的他们闻所未闻......
李健顿了顿，环视众人：“至于朱子章句……背得再熟，能让泾阳县的田地增产吗？能让县衙的账目清楚吗？能让冤案昭雪吗？能让百姓听得懂您的教化吗？”
黄淳耀语塞。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学问。
“我不是说朱子之学无用。”李健语气缓和下来，“恰恰相反，朱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说得极好！但问题是，后世只记住了背诵章句，忘记了‘治国平天下’才是最终目的。背诵‘民为贵’容易，真正让‘民为贵’难啊！”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新学纲要》，递给张溥：“诸位看看，这本书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仍是必修，而且占很大比重。不同的是，我们加了注释——注释不是空谈义理，而是具体指导如何将这些道理用在实务中。”
张溥接过，快速翻阅。翻到《孟子·梁惠王上》篇，“不违农时”一句下，注释写道：“为官者当知农时：关中地区，春分前后宜种麦，谷雨前后宜种棉，芒种前后宜种粟……具体可参考《农政新编》第三章。若征发徭役，当避开农忙时节。”
“庠序之教”一句下，注释是：“教化当因地制宜：乡村可设蒙学，教识字、算数；城镇可设技校，教工艺、商贸；富庶之地可设书院，教经义、格物。详见《教育纲要》。”
“黎民不饥不寒”一句下，注释更长：“此乃为政之要。具体措施：一，清丈田亩，使耕者有其田；二，兴修水利，抗旱防涝；三，推广新式农具，提高产量；四，建立常平仓，平抑粮价；五，发展工坊，吸纳闲散劳力；六，设立医馆，防治疾病……各项皆有章程，参见相关条例。”
张溥越看越惊。这哪里是注释，分明是一套完整的施政指南！将圣贤的每一句话都落到实处，每一句都有具体措施。
“这……”他喃喃，“这是将圣贤之言……变成治国之术了。”
“正是。”李健目光炯炯，“西北要的，不是只会背诵‘民为贵’的书生，是真正能让‘民为贵’的干吏。西北各县现在缺官，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懂经义，更懂实务；有理想，更有办法。”
他走回座位，语气深沉：“诸位先生，你们从江南来，这一路应已看到中原景象。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易子而食……这些惨状，是因为官员不懂‘民为贵’吗？不是！朝廷那些官员，哪个不是科举出身的精英？哪个不会背圣贤书？可他们会做什么？除了加征赋税、讨好上官、争权夺利，他们为百姓做过什么？”
厅中一片寂静。这些话如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
“读书人总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李健继续道，“可怎么修身？光是闭门读书就行吗？怎么齐家？光是恪守孝悌就行吗？怎么治国？光是写几篇策论就行吗？我看不然。修身，要在事上磨炼；齐家，要懂经营生计；治国，更要通晓百业！”
他忽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诸位可知，为何秦汉能一统天下，而宋明积弱？”
这问题跳跃性太大，众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李健自问自答：“因为秦汉之时，士人尚未完全脱离实务。萧何原是县吏，懂钱粮刑狱；张良虽出身贵族，但学过兵法；韩信甚至曾乞食漂母。他们都从实务中来。而宋明以来，科举越来越僵化，士人只读经书，不接触实务，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这样的人治国，怎能不误国？”
这话说得刻薄，但细细想来，却不无道理。
吴应箕怯生生地问：“那……总兵，科举还考吗？”
“考，当然考。”李健笑了，“但考法要改。明年的陕西乡试，我会奏请朝廷特批新式科举——若朝廷不批，我们就自己办。考试内容：经义占四成，算学占两成，律法占两成，策论占两成。”
“策论题目会是什么？”杨廷枢问。
“都是实际问题。”李健道，“比如：若你任华阴县令，该如何治理渭河水患？若你任延安知府，该如何恢复战后民生？若你任西安知府，该如何振兴工商？我要看看，谁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不是空谈‘仁政’‘德治’。”
自己办乡试！这是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考试内容——算学、律法、实务策论……这完全颠覆了千年来以经义为核心的科举制度！
“这……会有人考吗？”陆圻怀疑。
“会。”侯方域接口，“而且很多。河套、陕西各州县学堂已经在按新学纲要教学。那些学了算学、格物的学子，正盼着这样的科举——因为他们学的东西，终于有用了！去年格物院招考，报名的有三百多人，录取三十人，竞争比考秀才还激烈。”
顾炎武补充：“更重要的是，新科举不论出身。农家子、工匠儿，只要学得好，一样能高中，能做官。这在江南，可能吗？”
不可能。江南科举，早被世家大族垄断。寒门子弟，纵有才智，也难出头。
张溥忽然想起书院里那些同窗的孩童——士农工商，并肩而坐。若他们将来同场应试，同朝为官……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眼前徐徐展开。
茶过三巡，厅内气氛渐渐松弛。李健让侍从换上点心：水晶饼、蓼花糖、核桃酥，还有一壶新沏的陕青茶。
“不必拘礼，就当朋友闲谈。”李健亲自为张溥斟茶，“张先生是复社领袖，江南文坛执牛耳者。我想听听，江南士林如今如何看待天下大势？”
张溥心中一紧，斟酌词句：“江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主战者，言当倾全力剿寇，先安内后攘外；有主和者，言当与建虏议和，割地赔款，换取喘息之机；有主迁者，言当效宋室南渡，迁都南京，凭长江天险以守……还有的，已经心灰意冷，只求保全身家。”
“那张先生怎么看？”
张溥沉默片刻，苦笑：“博……不知。眼见流寇愈剿愈多，建虏屡破边关，朝廷加征不断，百姓怨声载道……说实话，博对大明，已无信心。离南京前，看到加征‘练饷’的诏书，每亩加征一分。江南田赋本已沉重，再加征……恐怕后面，江南也要乱了。”
这话大胆，近乎叛逆。但在李健面前，他不想掩饰——也掩饰不了，这一路的见闻，早已动摇了他对朝廷的信心。
李健点头：“张先生坦诚。那我想再问：若大明真的……不在了，天下该当如何？”
厅中骤然安静。这话太敏感，太危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李健，又看看张溥。
张溥深吸一口气，迎着李健的目光，终于问出了那个压在心底的问题：“这正是博想问总兵的——总兵志在天下乎？”
终于问出来了。花厅里静得能听到炭火的噼啪声，能听到众人紧张的心跳声。
李健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扇窗。寒风涌入，吹动他的青衫。窗外，西安城尽收眼底——整齐的街道，林立的商铺，繁忙的市集，远处工坊的烟囱冒着白烟，更远处，隐约可见正在修建的铁路，像一条黑色的长龙蜿蜒向西。
“张先生以为，”他没有回头，声音在寒风中依然清晰，“如今天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张溥沉吟：“朝廷腐败，党争不断；流寇肆虐，生灵涂炭；建虏虎视，边关危急；再加天灾频仍，民不聊生……问题太多，积重难返。”
“这些都是表象。”李健转身，目光如炬，扫过每一个人，“根本问题在于：这个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士绅的天下，唯独不是百姓的天下！”
这话石破天惊！直指皇权，直指士绅特权！
“朱元璋建立大明，本是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李健走回座位，声音沉静而有力，“但二百七十年下来，朱家成了最大的地主，皇亲国戚、勋贵官僚占有天下大半田地；士绅成了地方的土皇帝，享受特权却不承担责任；而百姓，成了被层层剥削的牛马。这样的天下，该存在吗？”
“可……可是……”有年轻士子结巴道，“没有皇帝，没有士绅……那谁来治理天下？总要有人做主啊……”
“百姓自己。”李健一字一句，说得清晰而坚定，“通过选出的官员，通过制定的法律，通过合理的制度。皇帝不是天子，官员不是父母——他们只是百姓雇来做事的人。做得好，继续做；做不好，换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这……这是无君无父！”有人惊呼。
“不。”张溥忽然开口，眼中闪着奇异的光，“这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他想起了《礼记·礼运》中的那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
原来古圣先贤，早已描绘过这样的理想社会！只是后世儒者，只强调“君君臣臣”，却忘了“天下为公”！
“正是！”李健赞许地看了张溥一眼，眼中流露出“知己”的神色，“我要建的，不是李家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士绅不再有特权，因为人人平等；百姓皆得温饱，因为生产发展；百工技艺得以发扬，因为重视实学；华夏重现辉煌，因为万众一心！”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坚定：“这样的新天下，诸位愿不愿意一起建？”
厅中死寂。每个人都在思考，在挣扎。这些观念太超前，太震撼，冲击着他们几十年形成的世界观。
归庄忽然起身，声音颤抖：“总兵……这样的天下，真的可能吗？自古至今，哪朝哪代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就是尧舜禅让，也只是在贤者之间，从未听说过百姓做主……”
“在西北，已经开始了。”李健指着窗外，“你们看到了——百姓有田种，有工做，有书读；官员要考核，要做事，要为民。人民自选代表发声，虽然还不完善，但至少方向对了。”
他忽然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诸位可知，为何秦能灭六国，一统天下？”
“商鞅变法，富国强兵。”吴应箕回答。
“对，也不全对。”李健道，“商鞅变法核心，是打破贵族世袭，奖励军功，让平民有机会上升。秦国的强大，在于它给了普通人希望。后来的历朝历代，又回到了贵族、士绅垄断的老路。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重启这个过程——给所有人希望，给所有人机会！”
他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小册子：“这是学院新出的，里面讲了一些很有趣的道理。比如，这本书说，人人生而平等，没有谁天生就该统治谁。”
“这……这与圣人之教不合……”黄淳耀喃喃。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不是平等吗？”李健反问，“孔子说‘有教无类’，这不是给所有人机会吗？圣人的本意是好的，只是被后人曲解了。”
他又取下一本：“这是《社会契约论》的译本，虽然译得粗糙，但大意还在。书中说，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
这些观念，对江南士子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们又无法反驳——因为这些观念，似乎又能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依据，只是从未有人这样解读过。
陆圻老泪纵横：“若真能建成这样的天下……死而无憾啊！在下行医半生，见多了百姓贫病交加，官府不管不顾。若真有一个为百姓做主的天下，那真是……真是尧舜之世再现！”
张溥缓缓站起。他感到胸膛中有一股热流在涌动——那是埋藏多年的理想，是被现实压抑的热血，此刻终于找到了出口。他想起了复社的初衷，想起了年轻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想起了这一路的所见所闻……
他步履坚定地走向厅堂中央，目光凝视李健，整理衣冠，然后深深一揖，一揖到地：
“溥虽不才，愿辅总兵，再造山河！”
这一拜，拜的不是权势，是理想；效的不是个人，是道义；追随的不是藩镇，是那个“天下为公”的梦想。
李健急忙上前扶起：“张兄请起！今日得张兄相助，如鱼得水！陕西新政，又添栋梁！”
归庄亦起身，豪迈道：“庄虽愚钝，也愿追随总兵，看看这新天下究竟是何模样！大不了，青史上多个‘从逆’之名，又何妨？”
陆圻表态：“圻精医道，愿在西安开设医馆，培养医者，建立医馆体系。让陕西百姓，病有所医。”
黄淳耀长叹一声，最终也躬身：“淳耀本不愿事武人……但见此情此景，若再固守成见，便是迂腐了。愿尽绵薄之力，教书育人，为这新天下培养人才。”
杨廷枢、吴应箕等人相视一眼，纷纷起身：“愿誓死追随总兵！”
花厅之中，群情激昂。这些江南才俊，原本对李健半信半疑，此刻却心甘情愿地折服——不是折服于武力，不是折服于权谋，而是折服于那个宏大的理想以及精神的升华，那个可能实现的“新天下”。
李健眼中泛起波澜。他知道，今天收获的不仅是几个谋士，更是江南士林的人心。有张溥这些人的加入，陕西新政将获得理论支撑，将影响更多读书人。
“诸位既愿留下，”他沉声道，“我便委以重任。张溥先生，可愿任政务司参谋兼文宣司副主事？主管舆论教化，办报纸，写文章，让天下人知道陕西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张溥肃然：“博领命！必竭尽全力，让真理传遍天下！”
“归庄先生，可愿任教育司副主事？编修新学教材，改革科举，培养新式人才。”
归庄躬身：“庄领命！定要编出让学生既能明理、又能做事的教材！”
“陆圻先生，可愿去医院？共建医院体系，培养医者，编撰医书，让医术惠及百姓。”
陆圻激动：“圻敢不从命！”
“黄淳耀先生，可愿任关中书院教授？传授经义，更要教学生如何将圣贤之道用于实务。”
黄淳耀郑重：“淳耀领命！必不负所托！”
“杨廷枢先生，可愿参与律法修订？将‘人人平等’‘私有财产保护’等理念写入法典。”
“吴应箕先生，可愿修撰史志？以史家之笔，记录时代之变革，为后世留一信史。”
一个个任命，一项项任务。江南士子们各展所长，迅速融入陕西的治理体系。他们中有的人擅长文章，有的人精于学问，有的人通晓实务，此刻都找到了用武之地。
授职完毕，李健举起酒杯，神色郑重：“诸位，前路艰难。朝廷不会坐视陕西坐大，迟早会动手。士绅的反抗从未停止，最近还有人在暗中串联。建虏在关外虎视眈眈，李自成在中原坐大……”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方向对，只要百姓支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一己之私，是为天下苍生；不是为改朝换代，是为开创新天。千百年后，历史会记住：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有一群人没有沉沦，没有逃避，他们在西北边陲，点燃了文明新生的火种！”
“这一杯，敬新天下！”李健高举酒杯。
“敬新天下！”众人举杯，声音铿锵。
酒杯相碰，清脆作响。江南才俊与扶贫攻坚第一书记，因共同的理想而结盟；旧时代的文人，与新时代的开拓者，在此刻携手。
午后，李健单独留下张溥。花厅内只剩下他们二人，侍从早已退下。
“天如先生，”李健递过一叠文稿，“您的《西行见闻录》初稿，我已经看过了。”
张溥接过，见稿上有朱笔批注，密密麻麻。在一些敏感处——如批评朝廷、赞扬陕西、质疑正统等处——李健做了精细的修饰，使其既表达原意，又不至于太过刺激。
“总兵是怕……”张溥疑惑。
“不是怕，是策略。”李健道，请张溥坐下，“江南士林对陕西误解已深，若一下子把真相全盘托出，反而可能引发抵触。人接受新事物需要过程，需要台阶。我们先给一个温和的版本，让他们思考；等他们有了疑问，再给更多信息。循序渐进，效果更好。”
他指着其中一段：“比如这里写‘西安街道整洁，商铺繁荣，百姓安居’，可以加上‘虽经战乱，百废待兴，然总兵苦心经营，民生稍安’——既说事实，又示谦逊，还暗示了以前的困难。这样江南那些人看了，会觉得：哦，李健也不是神，他也是在艰难中努力。”
张溥细看批注，这位果然胸有丘壑，恍然大悟：“总兵深谙人心。”
“舆论战，也是战争的一部分。”李健神色严肃起来，“朝廷不会坐视陕西坐大。据探子报，崇祯已下密旨，命孙传庭加紧备战，可能开春就要对李自成用兵。同时，朝廷的探子也在各地活动，散布谣言，说陕西‘行邪法’‘乱纲常’‘残害士绅’……我们要反击。”
“兵来将挡！”李健说这话时，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那是武将的本色，“但舆论战也要打。天如先生，您的任务就是让天下人知道——西北不是叛逆，是在探索救国之新路；西北不是藩镇，是在实践圣贤之理想。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的声音！”
他展开一张草图：“我想办一份报纸，名字可以叫《秦报》。用白话文写，让识字不多的百姓也能看懂。内容要丰富：一版报道新政进展，二版解释政策用意，三版刊登实用知识——如何种田，如何防治病，如何识字算数，四版开放给百姓投稿，让他们提建议、诉疾苦……”
张溥眼睛一亮：“这……这是沟通官民之桥梁！让官府知道百姓所想，让百姓知道官府所为！妙啊！”
“正是。”李健点头，“报纸初期印一千份，免费在各茶楼、酒肆、集市发放，还要安排读报人，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等百姓习惯了，再适当收费。编辑由文宣司负责，印刷由格物院的印刷所承担。”
“溥必尽心竭力！”张溥起身，郑重承诺。
“还有，”李健沉吟片刻，“我想请您以复社领袖的身份，给江南士林写一系列公开信。不直接宣传陕西，而是探讨问题：为什么大明会走到今天？为什么圣贤之道救不了国？真正的治国之道应该是什么？……引发思考，比直接说服更有用。”
张溥深以为然：“总兵高见。只是……这些信若在江南流传，恐会引来朝廷忌惮。”
“所以要用化名，要秘密印刷，要暗中流传。”李健微笑，“我相信，真的东西，自有生命力。只要种子撒下去，总会发芽。”
窗外，夕阳西下，余晖透过窗棂，将花厅染成一片金黄。张溥看着眼前这位总兵——他麾下既有能征善战的武将，他自身深谋远虑的政客，更是胸怀天下的理想者。这样的人物，千古少有。
“总兵，”张溥忽然问，“您这些想法……这些关于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想法，从何而来？博读遍经史，未见有此完整论述。”
李健沉默片刻，望向窗外渐渐暗淡的天空，缓缓道：“天如先生，您相信吗？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这些想法已经实践了几百年。那个世界，没有皇帝，没有士绅，百姓真正当家做主；那个世界，科技发达，物资丰富，普通人也能过上好日子；那个世界，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医看，老有所养，幼有所教……”
他的声音悠远，仿佛在诉说一个遥远的梦：“我从一些海外遗书中看到这些记载。起初也不信，后来想想，为什么不能呢？孔夫子说‘大同’，墨子说‘兼爱’，孟子说‘民贵’……圣人们不也向往这样的世界吗？只是他们那个时代，条件不具备。而现在，时机到了。”
张溥听得心驰神往。另一个世界？海外遗书？这些说法有些玄奇，但李健治下的西北，不正是在向那个“大同世界”迈进吗？
“所以，”李健转身，目光坚定，“我们不是在叛逆，是在完成圣贤未竟之业；不是在破坏，是在建设更好的华夏。这条路很难，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但总要有人开始走，对吗？”
“对。”张溥重重点头，眼中闪着光，“总要有人开始走。而我们有幸，成为开始的人。”
两人相视而笑。窗外，暮色四合，西安城华灯初上。
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孕育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而今天的花厅问对，将是这场变革中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