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叫阿良，快六十了。这个故事是我妈那一辈的，家里从来没人敢提，我也是小时候偷听我妈跟别人聊天才知道的。后来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扎了根，封了十多年，现在把它说出来。
外公出生那天，天阴得厉害，乌云压着屋顶，村里人都说这娃生得不吉利。太姥姥在老屋的黑屋檐下生了他，那天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灶膛里的灰吹得满屋都是。太姥姥有个女儿叫阿荣，当时才四岁，就开始帮家里忙东忙西。太姥姥坐月子的时候，天天念叨一句话：“还是儿子好。”
阿荣从小挨打。太姥姥懒，在村里出了名，地里的活不干，灶上的饭不做，整天躺在炕上使唤阿荣。阿荣稍微慢一步，她就抄起扫帚劈头盖脸打下去。外公倒像是蜜罐里泡大的，从来没干过重活。可外公心疼姐姐，暗地里帮她挑水劈柴，被太姥姥发现后，太姥姥把阿荣打得更狠，说她是“贱骨头，勾着弟弟干活”。阿荣满身红印子，村里人都看惯了，没人管。
后来，阿荣被村里人抓了，说她和邻村一个男人有事。那个男人二十一岁，阿荣才十四。太姥姥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阿荣拖回家，关在屋里打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阿荣就在横梁上吊死了。穿红衣黑裤，长长的舌头吐出来，眼睛瞪着门口，脚底下连个凳子都没有，不知道是怎么上去的。
村里人都说不吉利，死得冤。太姥姥把阿荣草草埋了，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给。
几年过去，村里人慢慢不提了。只有太姥姥每天半夜三更在阿荣上吊的地方，或者阿荣常去的树林里，独自念叨着什么。没人听得清。有人说她是鬼附身，有人说她是愧疚。村里人把她当神经病看。只是每到阿荣忌日，太姥姥就穿红衣黑裤，去树林里走，嘴里哼着阿荣小时候唱的调子。
有一天晚上，邻居张叔从地里回来，看见太姥姥在树林里走。月光底下，红衣黑裤，头发披散着，他以为是阿荣，吓得腿都软了，跑回村里挨家挨户砸门。人们拿着手电跑出来，冲到老屋一看，太姥姥正把一条白床单往房梁上甩，已经打好了结。几个壮年人冲上去把她拽下来，绑在板凳上。太姥姥挣扎着咬人，嘴里发出含混的叫声。他们去隔壁村请了道士来。道士在门槛和窗框上贴了几道黄符，说这房子死过人，怨气不散，容易引东西回来。说来也怪，符一贴，太姥姥就安静了，坐在板凳上喘粗气，问她刚才干了什么，她什么也不记得。
日子慢慢过去。外公通过那个道士的介绍，认识了我外婆。外婆是村里的一枝花，扎两条辫子，走路带风，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外公长得也高，家里条件不错，门当户对。两人处了几个月，就说要结婚。村里热闹起来，红布挂上门头，外公和外婆一起在门上贴对联。浆糊刚抹上去，外公就听见身后老屋里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动，像是有人把什么东西碰倒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堂屋里黑着，什么也没有。
结婚前一晚，外公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太姥姥屋里亮着灯。他推门缝看了一眼，太姥姥又把那件红衣黑裤穿上了，正对着镜子一下一下地梳头。外公以为她试衣服，没在意，回去睡了。
第二天大婚。一早外公去叫太姥姥起床，推开门，太姥姥挂在房梁上，红衣黑裤，舌头伸出来，眼睛瞪着门口。脚底下有一把踢翻的凳子，歪倒在地上。大婚变成了大悲。外公站在门口，手里的红绸带掉在地上，半天没动。外婆赶过来，把他扶出去。那天鞭炮没放，席没开，红布扯下来堆在院子里，堆成一团。
太姥姥死后第五天，糖还没散。外公和外婆在院子里喝酒。外公喝得晃晃悠悠，抬头看见房梁上有个穿红衣的女人，低头盯着他笑。那笑很轻，嘴角慢慢往上扯，眼睛弯弯的，像在祝福，又像在说，我等到了。外公叫外婆看，外婆抬头，只看见一个红影子从房梁上闪过去，没了。
后来他们都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村里人劝他们，说是太伤心了。婚推了几个月，又请道士来贴了符。道士说冤魂都走了，婚可以结，冲冲洗洗就好。
我一直在城里长大。后来回到老家，站在那间老屋里，抬头看那根高高的房梁。木头已经黑了，缝隙里积着灰。恍惚间，我好像也看见了一个女人的微笑。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是我自己恍惚。我本来就孤僻，神经质，所以后来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个故事，你不必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