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一处不起眼的农家小院。青砖灰瓦，老枣树的枝叶探出院墙，投下斑驳的荫凉。这是曾卫国退休后的居所，他婉拒了城里的干休所，执意回到祖籍所在的村子，翻修了老宅，过起了“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
周日，林瀚和秦思云驱车前来探望。小院收拾得干净利落，墙角种着几畦时令蔬菜，丝瓜藤爬满了竹架，开出嫩黄的花。曾卫国正坐在枣树下的石桌旁，摆弄着一套粗陶茶具，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着。
“老师！”林瀚快步上前。
曾卫国抬头，脸上是健康的红润，眼神依旧清亮。“来啦！坐坐坐！尝尝我今年自己采、自己炒的山茶，比不上名品，但图个新鲜。”
没有寒暄，仿佛昨日才见过。秦思云帮着师母去厨房准备午饭，林瀚则与老师对坐饮茶。茶汤清冽，带着山野间特有的微涩与回甘。
“你这《静观琐记》，我陆陆续续看了些。”曾卫国抿了口茶，开门见山，“写东西，比做事还耗神吧？”
“是不一样的心力。”林瀚笑道，“做事讲究决断、行动，写东西得反复琢磨、梳理，想把事情背后的‘为什么’和‘可能怎样’理清楚，不容易。”
“理清楚了，也不见得别人认同。”曾卫国目光悠远，“但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交代，对自己，也对后来有点心的人。比带进棺材里强。”
话题自然地从写作，聊到了当下的时局。曾卫国虽然深居简出，但通过报刊、电视和偶尔的访客，依然保持着敏锐的观察。他没有询问具体人事，而是谈论一些现象：一些地方在推进产业升级时出现的“新瓶装旧酒”苗头；基层治理中技术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与“数字形式主义”并存的问题；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多元与对公共事务参与方式的变化。
“时代不一样了。”曾卫国感慨，“我们那会儿，是百废待兴，一声号令，千军万马上。现在，家底厚了，选择多了，想法也多了。治理的难度，不是小了，是更复杂、更精细了。光靠‘管’和‘令’，不行了。得靠‘理’、靠‘引’、靠‘共治’。”
林瀚深以为然，这正是他近来思考的重点。他提到“静观基金”支持的一些青年研究项目，其中就有探讨技术赋能下的社区参与、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等课题。
“基金的事，思云跟我说了。挺好。”曾卫国点头，“钱不多，心意到了。关键是别图虚名，真能帮到几个有潜质、肯钻研的年轻人，给他们一点不被急功近利干扰的空间，就是功德。我们这代人，留给他们的，不能光是高楼大厦和Gdp数字，还得有一种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风气，一套能让人才冒尖、好想法落地的机制。”
他顿了顿，看着林瀚：“你退下来，写东西，搞基金，各处走走看看，这个状态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可以谋其‘思’，谋其‘风’。有些话，有些看法，你现在这个身份说出来，比在位时可能更容易让人听进去，也少很多顾忌。”
午饭是简单的农家菜，师母亲手做的贴饼子、炖豆腐、炒鸡蛋，还有院子里刚摘的青菜，吃得格外香甜。饭后，曾卫国带着林瀚在村里散步。村子变化很大，道路硬化了，装了路灯，建了文化活动中心，不少人家盖起了新房。但也有不少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孩子不多见。
“年轻人都出去上学、打工了。”曾卫国指着几处锁着的大门，“这是大势，挡不住。关键是怎么让出去的人愿意回来，或者至少，让留在村里的人，日子也能过得好，有盼头。村里现在搞合作社，种有机蔬菜，搞民宿，有点起色，但不容易。”
他们走到村头的小学，校舍是新建的，但学生不多。校长是位四十多岁的女教师，认出曾卫国，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去看看。教室里配备了多媒体设备，图书角也有不少新书。校长介绍说，现在有了网络课程，能共享城里的优质教育资源，但师资力量还是薄弱，音体美课程常常开不齐。
“静观基金……能不能支持一下这样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回小院的路上，曾卫国忽然问，“不一定是给钱，可以联系些志愿者，搞些短期的艺术、科技工作坊，给孩子们开开眼界。哪怕一年只有一两次，也是颗种子。”
林瀚记下了这个想法。他意识到，老师的关注点，始终在最基层、最具体的人和事上。这种视角，对他是一种宝贵的提醒。
傍晚时分，告别老师和师母。车子驶离宁静的村庄，汇入城际公路的车流。林瀚回头望去，小院和老枣树渐渐隐没在暮色苍茫的田野中。
这次小院茶会，没有高深的理论探讨，只有朴素的观察和具体的关切。但它像一股清泉，涤荡了林瀚心中可能因书斋生活而积累的某些“悬空感”，让他再次感受到脚踩大地的踏实。老师的退休生活，本身就在诠释一种退而不休、心系桑梓的境界。而如何将宏观思考与微观关怀更好地结合，或许是“静观”之路下一步需要深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