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九杏堂医药公司的楼里终于有了些人气。
一楼东侧的两间屋子被改造成了临时实验室。
说是实验室，其实简陋得可怜，几张桌子拼成的工作台，几排木架子上放着瓶瓶罐罐，墙角堆着从各处搜罗来的工具：
铜药碾、铁研钵、竹筛、天平，还有一台民国时期留下的手摇式压片机，锈迹斑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但此刻，这间屋子里却聚集了七双眼睛，专注地看着工作台上摊开的手写配方。
“银翘解毒方，传统剂量。”计九方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着，
“金银花15克，连翘15克，薄荷6克，荆芥6克……一共九味药。我们的任务，是把它做成方便服用、质量稳定的丸剂或片剂。”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面前的七张年轻面孔。
这七个人，就是医药公司研究部门的底子了，
坐在最左边的是李文瀚，药学专业，父亲是旧政府时期的药剂师，此刻他正仔细抄写着配方，字迹工整得如同印刷。
他旁边是张明，那个父母分别是中医和西医的毕业生。此刻他眉头微皱，显然在思考着什么。
陈秀英和另一个叫周晓梅的女生坐在一起，两人都是基础医学专业但自学了药学。
“计老师，”张明举起手，
“我查过资料，银翘方直接做成丸剂或片剂，有两个问题。一是药材粉末的流动性差，压片容易松裂；二是金银花、薄荷等含有挥发性成分，制粒过程中容易损失药效。”
“问得好。”计九方点头，
“所以我们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小试工艺研究，确定每味药材的最佳粉碎细度、干燥温度和时间；
第二步，辅料筛选，找到合适的粘合剂、崩解剂；
第三步，稳定性试验，考察成品在不同条件下的质量变化。”
他从抽屉里拿出七个牛皮纸袋，每人发了一袋。
“这里面是金银花的样品，来自三个不同产地。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这三种金银花在不同粉碎程度下的出粉率、细度，以及有效成分的含量变化，当然，我们暂时没有精密仪器，就用最原始的方法。”
他走到工作台前，演示起来。
“筛分法，用80目、100目、120目三种筛网，分别记录过筛率和细粉得率。”
“浸出试验，用热水浸泡，观察浸出液的色泽和气味变化。”
“干燥试验，分别在阴干、40度烘干、60度烘干条件下，观察药材颜色和气味变化。”
“每人负责一个项目，三天后汇总数据。”
七个人接过纸袋，眼神里既有兴奋，也有忐忑。兴奋的是终于能真正做研究，忐忑的是——这些方法太原始了，能行吗？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计九方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觉得这些方法太土，不科学。但我要告诉你们，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先把这些‘土方法’做扎实，积累足够的数据，等将来有了精密仪器，我们才知道该测什么、怎么测。”
他顿了顿：“而且，这些‘土方法’里，藏着老药工几百年积累的经验。比如金银花，老药工看一眼就知道是几月采的、存放了多久。这种经验，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它、验证它。”
工作分配下去后，实验室里响起了研钵捣药的叮当声、筛网摇晃的沙沙声、还有低声讨论的声音。
李文瀚负责粉碎试验。
他先将金银花仔细拣选，去掉杂质和霉变的部分，然后分成三份，分别用铜药碾轻研、重研、反复研。
每研一次，就过筛称重，记录数据。他的动作很慢，很细致，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
“李师兄，你为什么每次只放这么一点？”周晓梅好奇地问。
“药材粉碎，不是越用力越好。”李文瀚头也不抬，“金银花质地轻脆，重碾容易发热，挥发油会损失。要‘轻研多筛’，慢慢来。”
张明和陈秀英在做干燥试验。他们在窗边架起三个竹匾，分别标注“阴干”“40度”“60度”。
阴干的那匾就放在通风处；40度的用了自制土炕，下面放热水盆，上面架竹匾；60度的更简陋，直接用铁皮桶改造的简易烘箱，温度靠经验控制。
“计老师，”陈秀英记录着数据，
“阴干的颜色保持最好，但时间太长。40度烘干的颜色稍暗，但时间缩短三分之二。60度的……颜色变深，气味也变了。”
“记录下来。”计九方说，“这些变化，可能意味着有效成分的损失。我们要找到平衡点——既要保证生产效率，又要尽量保留药效。”
最困难的是赵志刚那组，他们要修复那台手摇压片机。
机器是钱洋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铭牌上刻着“上海华美药厂，1937年”。几十年没用，齿轮锈死，压轮磨损，模具也不全。
“赵哥，这能修好吗？”孙涛看着那堆锈铁疙瘩，心里没底。
赵志刚没说话，蹲下来仔细查看。他用煤油浸泡锈死的螺丝，用锉刀打磨磨损的齿面，用游标卡尺测量模具尺寸。
从下午一直忙到天黑，没干过重活的手上磨出了水泡。
晚上八点，实验室里还亮着灯。
计九方提着几个油纸包进来：“先吃饭。”
油纸包里是窝窝头和咸菜，还有一壶热水。七个人围坐在一起，就着热水吃冷窝头，但没有人抱怨。
“计老师，”张明啃着窝头，含糊不清地问，“我们做的这些数据，真的有用吗？”
“有用。”计九方肯定地说，
“现在可能看不出，但等我们积累了几十种药材的数据，就能总结出规律。比如什么药材怕热，什么药材怕湿，什么药材粉碎到什么程度最好。这些规律，就是制定生产工艺的基础。”
“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动化生产线，会有精密检测仪器。但再先进的机器，也要人来设定参数。我们现在的每一组数据，都是在为将来打基础。”
李文瀚突然开口：“我父亲常说，做药如做人，要实在，不能取巧。他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仪器，全凭经验和良心。现在我们有条件做更细致的研究，就更要对得起这身白大褂。”
他说的“白大褂”，其实是普通的蓝色工作服——医药公司还没配发正式的工作服，蒋晴从疗养所协调了几套旧的。
但此刻，这七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在昏黄的灯光下，确实有了一种“白大褂”的庄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