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盛夏，豫南宣化店的夜格外静谧，蛙鸣蝉噪裹着潮热的风，漫过鄂豫皖边界的田埂。谁也没有料到，凌晨时分，一阵密集的炮声突然撕裂了夜空——国民党军队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和平协议，兵分四路朝着中原解放区猛扑而来，全面内战的烽火，就这般猝不及防地烧遍了华夏大地。
彼时的中国，国共两党的军力对比，悬殊得像一座大山压着一块石头。蒋介石的麾下，总兵力足足有430万之众，其中光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就占了200万；而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仅有127万，能拉上战场打硬仗的野战军，更是只有61万。更别说装备了——国民党军队握着美国援助的新式枪炮、坦克大炮，弹药充足得堆成了山；而解放军的武器，大多是抗战时期从日军手里缴获的“老古董”，步枪缺弹药，火炮没炮弹，连士兵的军装都参差不齐。
蒋介石站在南京总统府的露台上，望着脚下的金陵城，语气里满是傲慢：“只需三到六个月，必能彻底肃清共匪！”他的参谋长陈诚更是拍着胸脯打包票：“三五个月便能解决战事，让全国重归‘安定’！”那一刻的蒋介石，或许真的以为胜券在握——兵力是三倍多，装备是天壤之别，还有美国的撑腰，这样的仗，怎么看都是稳赢的局。
可他绝不会想到，仅仅两年零十个月后，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的红旗会插上南京总统府的楼顶，那面象征着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青天白日旗，狼狈地从旗杆上坠落；更不会想到，同年12月10日，他只能带着蒋经国等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匆匆登机，望着脚下这片他曾经妄图掌控的土地，黯然逃往台北，从此偏安一隅，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覆灭。
短短三年，天翻地覆。从实力悬殊到乾坤逆转，这场解放战争，到底藏着怎样的胜负密码？是命运的垂青，还是另有乾坤？其实，答案就藏在那些硝烟弥漫的战场里，藏在党中央运筹帷幄的决策中，更藏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坎上。
话说当年内战爆发时，我党我军早已在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中，把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磨得炉火纯青。从党中央的全局谋划，到各大野战军的战场指挥，再到每一场大大小小的战斗，哪怕身处绝境，哪怕险象环生，总能走出一条绝处逢生的路，这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用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真本事。
就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那会儿，敌我兵力差距悬殊，党中央没有硬拼，而是巧妙布局，节节抗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着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主动撤离了延安——这座被无数共产党人视为精神家园的城市，就这样成了一座留给国民党军队的“空城”。有人不解，为何要把延安拱手让人？毛泽东笑着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撤离延安后，党中央一路转战陕北，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牵着国民党军队的鼻子走。他们住窑洞、吃小米，在油灯下熬夜起草电报，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党中央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还顶住了他们的重点进攻，更在最关键的时刻，作出了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为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定下了清晰的路线图。
1947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平静地提出了一个计划：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彻底解决同蒋介石的斗争问题。一年后的1948年9月，西柏坡的秋风吹得漫山红叶似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全党要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五年内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谁也没想到，战争的进程，比预想中还要快得多。仅仅用了不到三年时间，我党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提前近两年迎来了全国解放。这般精准的谋划，这般神乎其神的布局，就像一位顶尖的棋手，每一步都走在敌人的前面，每一招都掐住了敌人的命脉。而这其中，有几个关键的战略决策和战役，更是直接扭转了战局，堪称解放战争史上的“神来之笔”。
第一个高招，便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抢先一步进军东北。这事要从1945年9月说起，彼时抗战刚刚胜利，全国人民都盼着和平，可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已看穿了蒋介石的野心——他必然会趁机抢占战略要地，扩充实力，为内战做准备。而东北，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更是连接华北和苏联的战略要冲，谁先抢占东北，谁就握住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
于是，党中央当机立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一声令下，2万名干部、11万大军，带着党中央的嘱托，日夜兼程地向东北挺进。这支部队里，藏着10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其中还有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般豪华的“阵容”，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东北的重视。
部队出发时，有的走陆路，翻山越岭，踩着泥泞的小路日夜赶路；有的走海路，乘着简陋的船只，冒着风浪横渡渤海。他们赶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率先进入东北，借着协助苏军解放东北的名义，迅速占领了东北的大部分城市和地区，建立起了稳固的根据地。
后来，国民党军队也浩浩荡荡地开进东北，妄图把我党军队赶出这片黑土地。双方在东北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博弈，从四平保卫战到临江战役，从辽西会战到锦州攻坚战，东北人民军队在战斗中越打越强，兵力越来越多，装备越来越精良，逐渐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最终，东北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为后续的决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力、粮食和物资，这一步棋，走得实在是高！
第二个经典战役，便是中原突围。中原解放区位于武汉、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扩展到了60多个县，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国民党军队的腹地——蒋介石要想从武汉出兵，进攻华东、华北、东北，就必须拔掉这颗钉子。
于是，国民党军队开始不断包围、蚕食中原解放区，把解放区压缩到了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还调集了大量兵力，妄图一举歼灭中原军区的部队。当时，中原军区的部队被困在宣化店一带，前有强敌，后无退路，处境万分危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给中原军区发来指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领，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制定了一套周密的突围计划，还上演了两场精彩绝伦的“大戏”——“声东击西”和“空城计”。
李先念经过反复权衡，把突围的方向选在了路途最远、国民党军队最意想不到的西部。可为了迷惑敌人，他故意安排一部分部队，做出要向东突击的假象。白天，这支部队朝着东边浩浩荡荡地前进，战士们喊着口号，牵着战马，马尾巴上还扎着树枝，跑起来扬起一路烟尘，让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要向东突围；到了晚上，部队又悄悄向西后撤，如此反复几天，把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在了东边。
与此同时，在中原解放区的首脑机关驻地宣化店，还驻有负责调停的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里面的美蒋代表天天盯着我军的动向，生怕错过一点风吹草动。为了不让他们察觉我军的突围计划，中原军区的机关工作表面上一切照常：战士们按时出操，喊着响亮的口号，唱着激昂的军歌；机关干部们依旧在窑洞里办公，灯光亮到深夜；就连文工团，还特意组织了一场慰问演出，邀请美蒋代表前来观看。
演出开始前，美蒋代表出门时，还“偶遇”了正在大街上悠闲散步的李先念。他们看到李先念神态自若，脸上毫无异样，心里的警惕顿时放松了不少——连司令员都这么悠闲，看来共军短期内不会有大动作。
可他们哪里知道，就在他们坐在礼堂里，津津有味地看着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的机关和主力部队数万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了宣化店及附近驻地，朝着西部突围而去。一直到6月29日，我军主力已经抵达平汉铁路，开始正式突围，我方代表才在宣化店设宴招待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的全体成员，当着他们的面，平静地宣布：“李先念将军已率中原军区部队成功突围。”
话音刚落，美蒋代表顿时目瞪口呆，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天天盯着的共军，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上演了一场“金蝉脱壳”，把他们耍得团团转。中原突围的成功，不仅保存了我军的有生力量，还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为后续的解放战争拉开了胜利的序幕。
第三个扭转战局的壮举，便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经过一年多的作战，解放战争的形势渐渐发生了变化，我军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敌我兵力差距逐渐缩小。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战略反攻的时机到了！于是，党中央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1947年6月30日夜，黄河岸边的风格外凉爽。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将军，指挥着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余人，趁着夜色，强渡黄河，发起了鲁西南战役。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我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歼灭了大量敌人。随后，刘邓大军甩开身后的追兵，分三路向南疾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一路，可谓是险象环生。国民党军队调集了数十万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把刘邓大军歼灭在途中。刘邓大军一路转战，穿越了泥泞不堪的黄泛区——这里遍地是积水和淤泥，一脚踩下去，半天拔不出来，战士们只能背着武器，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渡过了波涛汹涌的沙河、汝河和淮河，尤其是抢渡汝河时，敌人的追兵已经逼近，炮弹不断落在河边，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力划船，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封锁。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和浴血奋战，刘邓大军于8月末成功进入大别山区。大别山位于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东望南京，西逼武汉，就像一把尖刀，直接插在了国民党军队的心脏上。随后，刘邓大军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粉碎了国民党军队20万人的轮番进攻，到11月时，共歼灭敌人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在大别山区稳稳地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大军，也进入了豫陕鄂边地区；陈毅、粟裕率领的大军，进入了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互为犄角，形成了“品”字形的进攻阵势，直接威胁着南京和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正如毛泽东所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就像一把尖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从此，国民党的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
而真正决定解放战争胜负的，还是那三场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决战，这三场战役，打得艰苦卓绝，却也打得酣畅淋漓，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一场是辽沈战役。当时，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里，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把战役的突破口选在锦州。锦州是东北的门户，只要拿下锦州，就能掐断国民党军队增援东北或者从东北撤退的通道，对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我军集中兵力，对锦州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拼命抵抗，双方在锦州城外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终于攻克了锦州。锦州一破，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顿时成了瓮中之鳖。随后，我军又先后解放了长春和沈阳，彻底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不仅歼灭了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还为平津战役和华北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更让我军的兵力首次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从此掌握了全国解放战争的主动权。
辽沈战役刚一结束，淮海战役便紧接着拉开了序幕。这场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最艰苦的一场战役。我军投入了6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投入了80余万人，从兵力上看，敌强我弱。面对强大的敌人，党中央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不与敌人硬拼，而是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逐个击破。
战役打响后，我军先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把杜聿明集团围困在了陈官庄一带。就在此时，党中央突然下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很多人不解，为何要放着眼前的敌人不打？其实，这正是党中央的高明之处——当时，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向南撤退还是向西逃跑。如果此时歼灭杜聿明集团，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必然会感到恐慌，很可能会趁机南撤，这样一来，后续的平津战役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暂停进攻后，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果然放松了警惕，迟迟没有作出撤退的决定。而我军则趁机调整部署，为平津战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最终，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5.5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为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就在淮海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平津战役也正式打响了。当时，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领着50余万人，驻守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区，他既想向南撤退，又想向西逃跑，犹豫不决。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周密部署，决定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战术，以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切断了他们南撤西逃的退路。
随后，我军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首先攻克了新保安，解放了张家口，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接着，又对天津发起了进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解放了天津。此时，北平的20余万国民党军队，已经完全陷入了绝境，成了“瓮中之鳖”。
为了保护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减少人民群众的伤亡，党中央决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我党派出代表，与傅作义进行了多次谈判，耐心地向他讲解我党的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傅作义被我党的诚意所打动，决定率部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都，终于迎来了新生。
三大战役，就像一套连环套，环环相扣，步步为营。谁先打，谁后打；先打谁，后打谁；连续打，还是间隙打，都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和巧妙的博弈。最终，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话说回来，仅仅靠战略谋划和战役指挥，就能打赢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民心所向。就像古人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终极密码。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盼着能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可国民党的军政高官，却把抗战胜利当成了发财的机会，一个个忙着进城“接收”财产。他们打着“接收敌伪财产”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占老百姓的土地、房屋、店铺，把原本属于人民的财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一时间，“接收”成了一场抢夺战利品的混战，各级官员互相勾结，中饱私囊，把老百姓搞得苦不堪言。
1946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再次来到中国考察，想看看美国是否还要继续援助国民党政权。可魏德迈在中国考察了一圈后，却得出了一个让国民党高官目瞪口呆的结论。他在离开中国前的演讲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大多数人的品行是特别表现出贪婪、无能昭着，或者二者俱全。”
这番话，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打在了国民党政府的脸上。而此时的延安，却是另一番景象。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在报道中，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得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涵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一边是贪婪腐败，不顾人民死活；一边是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两相对比，老百姓的心中，自然有了答案。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公平、正义，就是他们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合理的基本尺度。而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正是创立一个民主、自由、公平的新中国，正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
当时的中国，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祖祖辈辈都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能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在国民党的军政高官忙着进城抢财产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
从东北地区开始，我党在解放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让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当农民们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产权证时，那种喜悦和感激，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们终于不用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终于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人了。
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土地，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老百姓们纷纷报名参军，支援前线。1947年，人民军队攻打山西运城，8纵和2纵的战士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不断发起进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而运城周边的老百姓，则自发地组织起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转运伤员。
当听说攻城部队需要木料来搭建攻城的工事时，老百姓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家里的门板卸了下来，连夜送到了战场上。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门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没有了门板，家里就毫无遮拦，刮风下雨，寒风刺骨。可老百姓们却说：“门板没了，可以再做；解放军要是打不赢，我们就再也没有安稳日子过了！”
战后统计，老百姓前后送来的门板，竟然有17万块！17万块门板，背后是17万个家庭的支持和信任，是千千万万老百姓对我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深情厚谊。
这样的故事，在解放战争中还有很多很多。在淮海战役中，老百姓们推着小推车，冒着枪林弹雨，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在平津战役中，老百姓们为部队筹集粮草，缝补衣物；在渡江战役中，老百姓们主动献出自己的船只，冒着生命危险，把解放军战士送过长江。
据统计，在解放战争中，全国共有1.4亿农民支援前线，出动了380多万辆小推车，运送了近100亿斤粮食，还有无数的弹药、衣物和药品。可以说，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反观国民党军队，他们虽然装备精良，兵力雄厚，却失去了民心。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老百姓们对他们恨之入骨，纷纷起来反抗。他们的士兵，大多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士气低落，无心作战；而人民解放军的士兵，大多是自愿参军的，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为了实现民族的解放，一个个斗志昂扬，奋勇杀敌。
历史早已证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民心所向，方能所向披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而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解放战争，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是一场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正义战争。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不是因为兵力的悬殊，不是因为装备的差距，而是因为民心的向背。当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都站在我党这一边的时候，当人民的力量汇聚成一股洪流的时候，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将被彻底摧毁。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这一刻，举国欢腾，举世瞩目。
三年定乾坤，从实力悬殊到江山易主，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一场民心的胜利。它告诉我们：一个政权，只有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早已镌刻在中国的大地上，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