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阳光洒满江南的私塾，七岁的周小郎捧着崭新的《蒙学启蒙》，指尖在封面上的天山雪顶上轻轻划过。“先生，这画里的孩子在放羊吗？”他仰起脸，指着维吾尔族少年的插画，眼睛亮晶晶的。
先生是位留着长须的老秀才，正用戒尺轻轻敲着桌面：“那是新疆的哈萨克族孩子，他们的羊像天上的云。今天我们就学这篇《天下一家》，看看咱大明的土地有多广。”
这一日，全国的学堂几乎都响起了类似的问答。从伊犁河谷的毡房教室到漠北哨所的临时课堂，从江南的私塾到京城的官学，新教材像带着翅膀的信使，落在千万张书桌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红石山学堂的孩子们最先摸到样书时，正赶上融雪后的第一堂户外课。老秀才把课本摊在石头上，指着《地理》册里的防沙林插画：“你们看，这画的就是咱哨所后面的红柳，画师特意照着它画的呢。”孩子们立刻围拢过来，阿不都发现插画旁的小字：“红柳能挡风沙，就像士兵能守边疆”，他立刻用炭笔在自己的课本上画了个小小的哨兵，站在红柳旁。
新疆的双语课堂里，热孜万古丽正跟着老师读汉文课文。课文讲的是“阿凡提用算术帮牧民分骆驼”，她越读越起劲：“原来阿凡提也会算‘30只骆驼分三份’，和咱算术课学的一样！”下课后，她把课文翻译成维语，教给没上学的妹妹，姐妹俩坐在葡萄架下，一个念汉文，一个念维语，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
江南的机器织坊旁，新式学堂的学生们在《格致入门》里看到了蒸汽织机的剖面图。“这和爹厂里的机器一模一样！”一个男孩举着课本跑到织坊，对照着图给工人讲“齿轮怎么转”，连老师傅都凑过来看：“原来这铁疙瘩的道理，书里写得明明白白。”
漠北的骑兵营子弟学校里，《经史选读》成了最受欢迎的课本。“‘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说的就是咱守边的兵！”老兵的儿子指着霍去病的故事，对同学说，“我爹说，现在不用骑马追敌人了，但这股劲不能丢。”
苏砚秋收到各地反馈时，案头已堆了厚厚一沓信纸。红石山的老秀才说：“孩子们现在看书就像看自家事，翻书的劲头比追野兔还足”；伊犁的马老师写道：“双语课文里的故事成了巴扎上的新谈资，连商贩都开始学‘分骆驼的算术’”；江南的书局老板则说：“新教材印了三版都卖空，家长们说‘这书能教孩子认家乡、知天下’”。
最让他动容的是一封来自北极守疆岛的信。哨所的士兵用冻得发僵的手写道：“给孩子读《博物》里的极光描写，他们说‘和咱岛上空的一样美’。课本里的龙旗插画，被他们贴在床头，说要像画里的士兵一样站岗。”信末附了张画，是孩子们用冰笔画的守疆岛，上面插着面小小的红旗，旗上写着“中国”二字。
教育部的院子里，王砚之正整理试读意见：“新疆的老师建议加‘葡萄干晾晒’的自然知识，江南的学生希望多讲‘运河漕运’的历史——都是好点子，正好纳入明年的修订。”
苏砚秋翻着意见簿，忽然说：“咱们编书，不只是教知识，是让每个孩子在课本里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身边的家国。红石山的孩子认得出红柳，新疆的孩子读得懂阿凡提，江南的孩子熟悉自己——他们才会觉得，这书是为自己写的，这国家是和自己有关的。”
秋分时，修订后的正式教材终于铺满全国的学堂。开学第一天，许多地方都响起了新编的《童声谣》：“天山雪，江南潮，长城长，运河绕。你读书，我算数，同是中国好儿郎……”歌声里，汉族孩子和维吾尔族孩子手拉手翻课本，边疆的学生给内地的笔友寄去画着毡房的明信片，内地的孩子则回赠印着轮船的书签。
苏砚秋路过京城的小学，听见教室里的读书声混着笑声飘出来。他驻足听了片刻，是孩子们在齐读《天下一家》的结尾：“家有千万户，国有千万疆，读书知大义，同心守四方。”阳光落在孩子们的课本上，那些插画里的红柳、葡萄、织机、哨所，仿佛都活了过来，在字里行间生长、流淌。
他知道，这些课本的力量，不会立竿见影，却会像春雨一样，慢慢浸润孩子们的心田。当他们长大，或许会忘记某道算术题的解法，却一定记得课本里“红柳如哨兵”的比喻，记得“阿凡提与算术”的智慧，记得“天下一家”的信念——这些，才是教育真正要传递的东西。
夕阳西下，学堂的炊烟与晚霞交织在一起。苏砚秋转身往教育部走，案头还有明年的修订计划等着他。路还长，但他心里踏实——因为他看见，无数颗种子已随着课本落地，在大明的沃土上，开始生根发芽，终将长成一片守护家国的森林。而那些回荡在四野的童声，就是这片森林最初的、最动人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