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牌子挂上礼部西侧的院落时，正值初春。朱红色的牌匾在朝阳下泛着光，门口的石狮子旁摆着两盆刚抽芽的迎春，透着几分欣欣向荣的气象。苏砚秋站在牌楼下，看着工匠们将“教育部”三个鎏金大字打磨得愈发亮堂，忽然想起半个月前在御书房领旨的场景——皇帝的那句“让教育如活水般流动”，此刻正随着春风，落在这方院落的砖瓦里。
“苏大人，各路人马都到齐了。”侍郎王砚之捧着名册过来，他原是江南书局的编修，因提出“教材需因地制宜”的主张被苏砚秋选中，“格致馆派了三位技师，负责新学教材的编撰；翰林院来了五位学士，专司经史修订；还有六位从边疆学堂抽调的老师，熟悉各族学情——都是您亲自点的人。”
苏砚秋点点头，迈步走进正厅。厅内已摆好长案，案上堆着从各地征集的旧教材：江南的课本印着轮船图案，西北的还画着马车；京城的算术书讲了电报原理，边疆的却只教珠算加减法。“第一步，先把这些书看透。”他指着卷宗，“三天后开‘教材评议会’，每个人都要说出旧书的不足，提出新书的设想——记住，咱们编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范文，是能让孩子懂生活、明事理、跟上时代的课本。”
评议会开得热闹。格致馆的技师张衡率先发言，手里举着本蒙学课本：“您看这页画的织布机，还是十年前的样式，现在江南都用蒸汽织机了！新课本得加机械原理，让孩子知道‘衣从何来’不止是桑蚕，还有齿轮与杠杆。”
边疆来的维吾尔族老师阿依莎则翻到《地理》册：“这上面画的新疆，只有沙漠和天山，却没画伊犁的棉田、喀什的巴扎。孩子们学了，会觉得家乡就该是贫瘠的——得添上各族百姓种地、经商的图景，让他们知道家乡的富饶。”
学士们也有见解。翰林院的刘学士指着《论语》注本：“‘学而时习之’的注解还停留在‘温故知新’，其实‘习’也能指实践。比如学了算术，去帮家里算账；学了博物，去观察庄稼生长——这样注解，孩子们才觉得经书不空洞。”
苏砚秋坐在主位，听得认真，不时在册子上批注：“张衡提的机械图，要配实物照片；阿依莎说的新疆风貌，加手绘插画；刘学士的‘实践注解’，附在每章末尾，叫‘学以致用’栏。”
争论最激烈的是“双语教材”的编法。有人主张“汉文为主，民族文字为辅”，有人觉得该“双语并重”。来自伊犁的回族老师马德明敲了敲桌子：“我教过双语班，知道孩子学汉文难在‘陌生’。不如把课文写成故事：用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讲算术，用哈萨克族的‘飞马传说’讲地理——先让他们觉得亲切，再学文字就不难了。”
这话让众人茅塞顿开。苏砚秋当即拍板：“就按马老师说的，故事里藏知识，文字里融情感。边疆教材的封面，用各族孩子手拉手的图案；内地教材加‘民族常识’课，讲讲新疆的棉花、蒙古的牧场——天下学子，得先知道家有多大，才懂得如何去爱。”
编书的日子忙碌而充实。格致馆的技师带着模型来画图，把蒸汽机的原理拆成“像煮茶的壶，蒸汽能顶开盖子”；边疆老师哼着民歌编课文，把“草原上的牛羊”写成“云朵落在地上，啃着太阳晒黄的草”；学士们则在经史里找与现实呼应的句子，比如讲“水利”时，既引《荀子》的“善假于物”，又附上前不久修好的京杭大运河新闸照片。
苏砚秋每日都要逐页审阅。看到算术课本里“牧民分羊”的应用题，他笑着添了句“分完要记着给朝廷缴税，这是守边疆的粮草”；读到《博物》里讲北极极光，他让画师加了个小注：“红石山的士兵夜夜看它，像天上的彩带，裹着咱们的哨所”。
三月初，第一套样书编好了。《蒙学启蒙》的封面上，汉族孩子在看书，维吾尔族孩子在写字，蒙古族孩子在数羊，背景是万里长城和天山雪顶；《格致入门》里，蒸汽机车与骆驼商队并排而行，注解写着“都是路，一个快，一个远，各有各的用处”；《经史选读》则在“天下大同”旁配了幅各族百姓共修水渠的插画。
王砚之捧着样书，眼里闪着光：“送印刷厂的话，秋收前就能发到全国学堂。”
苏砚秋却摇摇头，把样书分装成几十份：“先送各地学堂试读，让老师和孩子提意见。新疆的孩子觉得‘分羊题’太简单，就改难些；江南的孩子不懂‘骆驼商队’，就加注解。教材是给孩子看的，他们说好，才是真的好。”
送样书的马车驶出教育部时，门口的迎春已开满了花。苏砚秋站在台阶上，望着马车消失在巷口，忽然想起红石山学堂的老秀才说的“文脉如星光”。此刻，这些承载着新知识、新情感的课本，就像无数颗星子，正奔赴大明的每一个角落，照亮孩子们的书桌，也照亮这片土地的明天。
他知道，编书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明年、后年，甚至十年后，还得根据新的机器、新的见闻、新的成长，不断修订、完善。就像江河总要纳新流，教育的活水，也得年年流淌，才能滋养出跟上时代步伐的下一代。
春风拂过院落，卷起案上的书页，发出哗啦的声响，像是在应和着这份期许——笔墨着新篇，薪火永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