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九年春，汴梁翰林院的紫藤架下，总飘着淡淡的松烟墨香与旧纸霉味。自从柴荣下旨征集天下古籍、启动校勘工程以来，这里便成了后周文人最集中的地方——三十余名翰林学士分案而坐，案上堆满了泛黄卷册，有的纸页脆如蝶翼，稍一用力便可能碎裂，有的字迹模糊难辨，需借着晨光反复揣摩。
“李学士，这卷《齐民要术》残本，‘种谷篇’里‘每亩用种三升’，旁注却写‘五升’，究竟哪个为真？”年轻学士王彦直捧着一卷古籍，眉头紧锁地走到资深学士李守真案前。他指尖捏着一支细如发丝的狼毫，笔尖蘸着极淡的朱砂，显然是在犹豫该如何标注。
李守真放下手中的放大镜——那是柴荣仿照现代放大镜原理，命工匠用琉璃打磨而成的“观文镜”，此刻正被他珍而重之地放在案角。他接过残本，借着窗外透进的天光仔细翻看，又从书架上抽出另一卷完整的《齐民要术》刻本比对：“你看这残本的纸质，是梁代的麻纸，而旁注的墨迹偏黑，带着晚唐的松烟味，定是后人妄改。再者，柴陛下曾说过，古代度量衡虽与今不同，但据《汉志》记载，梁代一亩用种量约合今之二升半，三升尚在合理范围，五升便过于耗费了，显是谬误。”
王彦直恍然大悟，拿起朱砂笔在“五升”旁轻轻画了个圈，又在页边批注“后人妄加，参考宋刻本校正”。他刚坐下，隔壁案的陈学士又发出一声低呼：“糟了！这卷《孙子兵法》的‘谋攻篇’，竟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写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城’，这可是要害了！”
这话引得周围几位学士纷纷围拢过来。陈学士捧着的是一卷从南唐征集来的孤本，纸页已经发黑，字迹却依旧遒劲。“这可是兵学圣典，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啊！”有学士感叹道，“若是照着这个版本教给将士，岂不是要曲解圣人本意？”
众人议论纷纷时，翰林院学士承旨范质走了进来。他是此次校勘工程的总负责人，手里正拿着一本柴荣亲批的《校勘凡例》。“诸位不必惊慌，”范质声音沉稳，“陛下早有交代，校勘古籍要‘三证合一’——以最早刻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版本，再结合实务印证。这‘屈人之兵’与‘屈人之城’，咱们且看上下文：后文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若为‘城’，则与‘非战’相悖，可见是传抄之误。”
他顿了顿，又笑道：“还记得上月陛下亲临翰林院，见咱们为‘黍稷稻粱’的排序争论，陛下当即让人从御膳房取来四种谷物，说‘先种者先收，先收者先入籍，这排序当依农时而定’，咱们这才定下正误。如今这兵书谬误，也当如此——兵法的核心是服人，而非破城，陛下推行的‘招降策反’，不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好印证吗？”
众人纷纷点头，陈学士当即在谬误处批注校正，还特意注明“依兵法实务及上下文印证，此处应为‘兵’”。这般严谨的校勘，在翰林院已是常态。自工程启动以来，柴荣不仅提供了“观文镜”“标准度量衡”等工具，还定下了“不隐恶、不溢美、不盲从、不臆断”的八字原则，要求学士们既要尊重古籍原貌，又要敢于纠正流传中的谬误。
正午时分，御膳房送来的“营养套餐”被摆上了廊下的长桌——两碟素菜、一碗杂粮饭、一盅清汤，正是柴荣改革御膳房后定下的标准餐食。学士们陆续放下手中的活计就餐，席间话题依旧离不开古籍校勘。
“昨日我校勘《水经注》，发现其中记载的汴河故道与如今的河道偏差三里，”李守真喝了口汤，说道，“已让人去河道署借来图纸比对，准备在批注中注明古今变迁，免得后人误以为古河道便是今时模样。”
“我这儿也有趣事，”王彦直放下碗筷，笑着说，“那卷从北汉征集来的《论语》，竟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众’，想来是北汉文人战乱中仓促抄写所致。我按陛下的吩咐，不仅校正了文字，还在旁注里写了‘施于一人，便是施于众；苛于一人，便失于众’，也算呼应陛下的仁政理念。”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纷纷称赞这批注既纠正了谬误，又贴合时政。正说着，翰林院的小吏匆匆进来禀报：“范大人，陛下派内侍送来了西域传来的古籍抄本，说是从于阗国带回的《尚书》残卷，让咱们参校。”
范质眼睛一亮，连忙起身道：“快呈上来！于阗国远离战乱，这残卷说不定是魏晋时期的版本，价值千金啊！”
众人也顾不上吃饭，簇拥着小吏来到前厅。只见内侍捧着一个锦盒，里面装着几卷用细绢包裹的古籍，纸页呈浅褐色，字迹古朴典雅。范质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卷，只见上面记载的《尧典》片段，与如今流传的版本多有不同，其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竟写作“百姓昭明，协和万国”。
“‘万邦’与‘万国’，究竟哪个才是原貌？”王彦直轻声问道。
范质沉吟片刻，说道：“《尚书》最早成书于先秦，彼时‘邦’指诸侯国，‘国’则多指城邑。但于阗国的抄本源自西域，或许保留了更早的传抄面貌。此事不可仓促定论，需查阅更多先秦典籍，再请教陛下的意见。”
他让人将西域残卷妥善收好，又对众人道：“陛下常说，文脉传承如治水，既要疏通源流，又要防堵谬误。这西域残卷的出现，说不定能解开许多以往的校勘谜题，但也可能带来新的争议。咱们切不可掉以轻心，每一个判断都要经得起推敲。”
午后的阳光透过紫藤架，在案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学士们重新回到案前，有的继续校勘手头的古籍，有的则开始查阅资料，为西域残卷的比对做准备。王彦直看着案上那卷标注得密密麻麻的《齐民要术》，想起柴荣曾说过的话：“古籍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教化百姓、辅助治国的工具。一字之差，可能影响万千百姓的生计，马虎不得。”
他拿起狼毫笔，在刚校正的“每亩用种三升”旁，又添了一句批注：“据御赐农书印证，此量最宜，可传于州县推广。”笔尖落下，朱砂红在泛黄的纸页上格外醒目。
不知不觉间，夕阳西下，翰林院的灯笼被一一点亮。范质看着案上堆积如山的校勘初稿，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半年来，他们已征集古籍万余卷，校正谬误三千余处，修复残缺卷册百余种，《古籍校勘记》也已编撰过半。再过不久，这些校正后的古籍便会印刷成册，发放至各地书院、官学，让准确的文脉得以传承。
然而，就在他准备起身离去时，负责保管西域残卷的小吏突然慌张地跑来：“范大人，不好了！那卷《尚书》残卷的末尾，竟有一行契丹文字的批注！”
范质心中一沉，连忙跟着小吏来到藏书阁。只见那卷残卷的末尾，果然有一行模糊的契丹文字，虽已大半磨损，但仍能辨认出“燕云”“秘藏”等字样。
“这契丹文字为何会出现在西域传来的《尚书》残卷上？”范质眉头紧锁，心中泛起一丝不安，“难道这残卷背后，还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燕云之地，又与这古籍有着怎样的关联？”
灯笼的光晕在残卷上晃动，契丹文字的阴影仿佛化作了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翰林院的夜空下。范质知道，这件事必须立刻禀报柴荣。而这卷带着契丹批注的西域古籍，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在那些尚未被发现的残卷中，还可能隐藏着更多关乎文脉传承、甚至国家安危的谜题，等待着他们去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