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洞”发现的专业特工活动痕迹，如同一盆冰水，浇在刚刚为“全地形履带”测试成功而升温的瓦窑堡。林烽的判断迅速转化为行动：外围警戒哨卡增加双岗，巡逻队密度和范围扩大，民兵与群众被动员起来，编织成一张覆盖山野的警惕之网。内部关键设施，尤其是电厂、总装车间、核心实验室和仓库，安保等级提升至最高，进出检查严格到近乎苛刻。
然而，一连数日的严密搜素，除了又发现几处疑似丢弃的包装纸和更远处的脚印外，并未抓住那些狡猾“毒蛇”的尾巴。他们似乎对山区极为熟悉，行踪飘忽，目的明确——避开了直接冲突，更像是在进行细致的情报搜集和渗透路径侦察。
“他们在观察，在试探，在寻找我们的漏洞和关键节点的确切位置。”在紧急安全会议上，林烽指着地图上标记出的几处可疑痕迹点，“这种专业特工小队，往往携带精良的侦察和通讯设备。他们现在没有动手，要么是还没摸清全部情况，要么是在等待外部指令或更佳时机。我们的应对，不能只靠被动防御和搜山。”
杨勇接口道：“林主任说得对。他们能悄无声息地摸到离电厂这么近的地方，说明我们的传统警戒模式存在盲区。除了加强地面巡逻，我们是不是也该在通讯监控上想想办法？如果他们使用小型无线电进行联络或侦察信号，或许我们能捕捉到。”
这话点醒了林烽和一旁的赵启明。赵启明扶了扶眼镜，眼睛一亮：“对啊！鬼子这些特工，要传递情报、接受指令，很可能使用微型电台。如果我们能扩大无线电监测网的覆盖范围和灵敏度，或许能捕捉到这些异常信号，甚至进行定位！不过……”他皱了皱眉，“咱们现有的侦听站，主要针对已知的日军大功率军用电台频段，对这种可能使用特殊频段、低功率、短时发射的微型电台，监听效果有限。而且，咱们自己的步话机通讯网络，也存在问题。”
他转向林烽，汇报了一个一直存在但近期因部队扩编、协同作战增多而愈发突出的瓶颈：“林主任，随着咱们装甲营、自行火炮分队、各主力团的侦察和突击单位都配发了步话机，现在同一个战术区域内，经常有几十甚至上百台步话机在活动。为了防止互相干扰和泄密，我们不得不划分出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小频道，不同单位之间通讯需要转接或临时调整频率，非常不便。尤其是在像方山县城那种快速突击战中，指挥员想要实时掌握全局、协调多路部队，往往需要通讯兵在不同频道间来回切换，或者依赖信号弹、旗语等辅助手段，效率低，易出错，关键时刻可能贻误战机。”
他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画着凌乱的通讯网络图：“简单说，咱们的步话机现在像是只能开小会的‘单间’，师长想给所有连长开个会，得挨个房间通知，太慢。我们需要一个能开‘大会堂’的频道，让高级指挥员能在关键时刻，一键通联所有需要直接指挥的下级单位！”
林烽立刻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潜力：“集群通讯？一个主频道，下面挂几十上百个子单元？指挥员讲话，所有相关单位都能听到？这不仅能解决指挥效率问题，如果设计得好，或许还能反过来，成为我们监控区域内异常无线电信号的一个平台！”
赵启明兴奋地点头：“理论上可行！关键在于扩大单个信道的容量和抗干扰能力，并设计一套频道共享和权限管理机制。我们可以尝试改造我们的步话机，增加一个‘集群监听’模式。在常规状态下，各单位使用自己的子频道进行小队通讯；当上级指挥员使用特定加密指令切换到‘集群广播’模式时，所有设定好的下级单位步话机，会自动切换到指定主频道，接收统一指令。指令结束后，自动切回原频道。”
“这需要硬软件同时改造。”林烽思索道，“硬件上，要增强步话机的接收灵敏度和滤波能力，防止多台设备同时在线时的信号堵塞和串音。软件……或者说操作程序上，要设计简单可靠的频道切换协议和识别码。”
“还有功率和中继！”荣克从动力角度提出，“要保证一个频道能覆盖上百台设备，尤其是在山区，信号传输可能要靠增设简易中继站，或者提升部分关键节点步话机的发射功率作为临时‘小基站’。”
一场针对通讯指挥体系的升级攻关，在应对特工渗透的紧迫需求下，迅速展开。目标明确：实现单频道稳定连接至少100台步话机，支持分级权限的集群广播，并尽可能增强本机的信号监测能力。
赵启明带领通讯科全体技术人员，几乎住在了实验室。硬件改造方面，他们筛选出一批性能较好的步话机作为基础，尝试更换更高增益的天线、优化音频放大电路、增加一个简单的机械式频道滤波器组。最大的挑战是“集群监听”功能的实现。他们没有集成电路，只能靠巧妙的继电器和开关电路组合，设计了一个外部附加的“集群控制器”小盒子，可以接到步话机上，通过拨动开关和按钮，实现预设频道的快速切换和集群呼叫响应。
中继问题，他们采用了土办法：选择战区内的几个制高点，设置由大容量蓄电池供电的、功率稍大的“中转步话机”，其天线经过特别设计，负责接收和转发信号，延伸通讯范围。
软件协议则简化到极致：设定一个公开的、但经常更换的“集群呼叫频率”和一套简短的数字识别码。指挥员要发布集群指令时，先在自己的专用步话机（功率加强型）上发送特定识别码，所有加装了“集群控制器”并调至待命状态的步话机，在接收到正确识别码后，控制器上的小灯会亮起，并自动将主频道切换到呼叫频率，接收指令。指令以简洁的“方言密语”或标准战术术语发布，完毕后，指挥员发送结束码，各机自动切回原有工作频道。
与此同时，部分经过特别改装的步话机，被赋予了简易的“频谱扫描”功能，能够在其工作频段附近进行缓慢扫描，监听是否有异常的、非己方的信号活动，虽然精度不高，但胜在可以分散部署在前沿和关键位置。
两周后，第一批五十台经过集群化改造的步话机（含控制器）和五套简易中继设备下线。测试在瓦窑堡及周边复杂地形展开，模拟一个师指挥部需要同时指挥散布在方圆十几公里内的数十个连排级单位。
测试开始，师长（由一位高级参谋扮演）在模拟指挥所按下发送键，输入识别码。
很快，分散在山谷、山坡、林间、甚至坑道内的各测试单位步话机上，那个小附加盒子的绿色指示灯陆续亮起，耳机里传来清晰的呼叫提示音。
“各集群单位注意，我是黄河，现在发布一号指令……”模拟指令清晰下达。
所有测试单位几乎同时收到，回复确认迅速有序。整个通联过程，比以往需要层层转达或频道切换快了数倍，而且指令一致性极高。
“太好了！这下真是‘一呼百应’了！”参与测试的一位老连长激动地说，“以前打仗，命令传达到我们这儿，有时候黄花菜都凉了。现在，师长的话就像在耳边一样，下面啥情况，也能及时往上喊一嗓子，这仗打起来心里太有底了！”
就在集群通讯测试取得初步成功，准备进一步优化和扩大装备范围时，一场真正的、严峻的考验不期而至。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经历多次失利和瓦窑堡这个“钉子户”的持续刺激后，终于策划并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多路并进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其目标直指太行山八路军核心根据地，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主力，彻底摧毁瓦窑堡在内的所有兵工和指挥中枢。投入兵力超过两个师团又数个独立混成旅团，配有大量炮兵、骑兵，并有航空兵支援，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分六路向根据地腹地压来。情报显示，其先锋部队中，出现了疑似配备新型通讯干扰设备的专业分队。
八路军总部迅速研判敌情，决定采取“内线机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反扫荡方针。能否在广阔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下，高效统一地指挥各部机动、设伏、集结、出击，成为决定反扫荡成败的关键。刚刚完成初步测试的步话机集群通讯系统，临危受命，被紧急配发到参与核心方向作战的各主力旅、团及直属特种分队手中。
大战拉开帷幕。日军依仗兵力和火力优势，气势汹汹，多路推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八路军则依托熟悉的地形和群众基础，时而分散游击袭扰，时而快速集中，在运动战中创造战机。
关键时刻，负责统一指挥核心战区反扫荡作战的陈师长，坐镇隐蔽指挥所。他的面前，除了地图和电话，就是那台经过特别加强、连接着中继网络的“集群指挥步话机”。
一天清晨，侦察兵通过加装了扫描功能的步话机，捕捉到一股日军联队级单位脱离其主力，孤军冒进，进入了我预设伏击区域，但其行军路线稍有偏差，且后方有另一股日军试图靠拢接应。战机稍纵即逝！
陈师长果断拿起步话机，输入识别码，切换到集群广播模式：“所有伏击集群单位注意，我是泰山！目标已入瓮，但位置偏东，援敌在西北二十里。我命令：一营按原计划正面阻击；二营、三营立即向东南机动，截断敌退路并阻击援敌；炮群，坐标xxx，YYY，五发急促射，掩护步兵机动！各部动作要快，务必在敌援到达前，吃掉眼前这股敌人！”
清晰、简练、充满力量的指令，通过电波，瞬间传达到散布在伏击圈周围数十平方公里内的、超过八十个连排级指挥员的步话机中。没有层层传达的延迟，没有频道切换的混乱。
“一营收到！”
“二营明白，立即东南穿插！”
“三营遵命！”
“炮群准备，五发急促射，放！”
……
各部队如同被同一根神经支配的肢体，迅速、准确、协同地行动起来。原本可能因通讯不畅导致的犹豫、误解、配合失误，被降到了最低。伏击战打得干净利落，被围日军主力迅速被击溃，赶来接应的日军也被顽强阻击，寸步难行。
在整个反扫荡战役期间，这样的场景多次上演。集群通讯系统使得高级指挥员能够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灵活调动分散在各处的部队，及时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薄弱环节。而基层部队也能将侦察到的敌情、遇到的困难，通过子频道快速汇总上报，为指挥决策提供了近乎实时的情报支撑。
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战斗，日军的多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其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此役，八路军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战役总结中，陈师长特别提到了新通讯系统的巨大作用：“……此次反扫荡作战，我军指挥之顺畅、协同之密切、反应之迅速，远超以往。新型步话机集群通讯系统，居功至伟！ 它让我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每一个关键的连长、排长耳边，让整个战场仿佛透明，部队如臂使指。这是我们指挥手段的一次革命性进步！”
胜利的捷报和师长的嘉奖传到瓦窑堡，林烽、赵启明和所有参与攻关的技术人员无不欢欣鼓舞。他们的心血，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通讯科的地下工作室里，赵启明在对缴获的一台日军新型野战电台进行深度检测时，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这台电台的某些电路模块，其设计明显超出了普通通讯或干扰的范畴，更像是在进行信号特征分析和模式识别的尝试。结合战役后期，我方集群通讯频道偶尔出现的、极其短暂且规律的细微“背景噪音”，赵启明得出了一个推论：
“林主任，”他面色凝重地向林烽汇报，“鬼子可能不仅仅是在干扰或测向。他们可能在利用更先进的设备，尝试记录和分析我们集群通讯的信号特征、通联规律、甚至电台‘指纹’（每个电台由于元器件微小差异产生的独特信号特征）。一旦他们建立起足够的数据，理论上，他们可以更精准地识别和定位我们的重要指挥节点，甚至可能模仿我们的识别码进行欺骗性通讯！”
林烽心头一凛。技术对抗的螺旋再次升级。我们刚刚迈入集群通讯时代，敌人就已经在琢磨如何破解和反制，甚至企图“伪装”成我们。
“看来，我们的‘大会堂’刚建好，就有人在窗外试图偷听，还想伪造请柬混进来。”林烽沉思道，“集群通讯的协议和识别码，必须设计得更复杂、更动态，甚至引入某种‘双向认证’机制。同时，要研究反制这种信号特征分析的方法……或许，我们需要给我们的电波，也穿上‘迷彩服’？”
窗外，庆祝反扫荡胜利的锣鼓声隐约可闻。但赵启明知道，下一轮在无形空间中，关于通讯主导权的、更加隐蔽和复杂的较量，已经悄然开始。他面前的日军电台，仿佛一个沉默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