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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如今已改名为“天父殿”的养心殿内,檀香与墨汁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雍正天王端坐于御案之后,案头摊开的并非寻常奏章,而是一份用朱笔细细批注过的教义文稿。他眉头微锁,目光扫过侍立一旁的几位心腹——既有眼神狂热的原太平军师帅,也有面色谨慎、新近投靠的落魄文人。

“如今大局初定,然兵饷、粮草、百官俸禄,处处需钱。”雍正缓缓开口,声音在空旷的殿宇中回荡,“向‘上帝选民’(八旗)加征,无异自毁长城。前明加征‘三饷’以致天下沸腾,殷鉴不远。我等既承天父上帝之命,革新气象,这理财之法,也当时新。”

那位落魄文人上前一步,躬身道:“天王,或可效法……前朝故事,开捐纳之例?”他指的是卖官鬻爵。

旁边的太平军师帅立刻反驳:“不可!我‘上帝教’涤荡污浊,岂能再行此藏污纳垢之事?当另辟蹊径,既要合乎教义,又能聚敛…筹集款项。”

雍正眼中精光一闪,手指轻轻敲打着那份教义文稿:“尔等可知,人生而有‘原罪’?此乃世间一切苦难、纷争之根源。天父上帝悲悯世人,特赐下救赎之道。”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朕,蒙天父恩召,为世间唯一真神之次子,自有代天宣化、救赎世人之责。”

他拿起朱笔,在文稿上添了几行字,语气变得愈发肃穆:“今,朕承天父意志,颁行‘赎罪券’。此非寻常银钱之事,乃神圣恩典之凭信!士农工商,贩夫走卒,乃至下九流之辈,凡我治下信众,皆可凭此券,洗涤与生俱来之‘原罪’,求得天父宽宥与庇佑。”

他详细阐释了这“赎罪券”的“妙处”:它不同于苛捐杂税,乃是引导信众向善、表达虔诚的途径。购买此券,不仅是尽一份“信徒的本分”,更是为自身及家人积攒“天国的福报”。富者多购,可显其心诚,泽被后世;贫者少买,亦是一念之诚,蒙神悦纳。即便是那操持贱业、被视为罪孽深重之人,只要诚心购买,死后亦可凭此券免去一切罪过,得入天国享福。

“此乃天父无边慈爱之体现,全凭信众自愿,心诚则灵。”雍正最后强调,嘴角勾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弧度,“即刻拟旨,布告天下。着各地宣讲所详加阐释,务使万民知晓此天恩浩荡。”

诏书很快以华丽的辞藻和严密的(扭曲的)教义逻辑写成,加盖了“上帝次子”的金印,快马发往各地。在北京城刚刚恢复营业的茶馆酒肆中,在新设立的“上帝教”宣讲所前,人们第一次听说了这既能“赎罪”又能“积福”的神圣恩典,反应各异,有好奇,有疑虑,也有几分在乱世中寻求心灵慰藉的渴望。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看似“自愿”的神圣恩典,即将成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一道沉重枷锁。

起初,“赎罪券”的推行还带着几分试探。北京城里的几家大户,抱着破财免灾、甚至是讨好新朝的心态,率先掏钱购买。他们得到的是一张印制精美、盖有“上帝次子御玺”的纸券,以及宣讲所教士一句高深莫测的“上帝保佑你”。

但这股“自愿”的风气还没吹出北京城,就在各级官吏手中迅速变了味。

新的征税班子很快搭建起来,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留任的原清朝户部小吏,他们熟稔地方户籍钱粮;二是一些急于在新朝展现价值的落魄文人,负责文书造册;三便是新晋的“上帝教”教士,他们很多是原寺庙道观的僧道,或是些识几个字的市井之徒,经过几天紧急教义培训便走马上任,负责给强征行为披上神圣的外衣。

这帮人揣着盖有大印的公文和空白的赎罪券册簿,如同嗅到血腥味的蝗虫,扑向了城乡各地。他们的手段,可谓是软硬兼施,步步紧逼。

在城镇里,他们先找上各行会的会首、各大商号的东家。

“王会长,您可是咱们城里商界的翘楚,得给大伙儿做个表率啊!”税吏笑眯眯地摊开册子,“您看,根据您行会下各商号的规模,我们初步核算,您这会首,至少得带头认购这个数……”那数字往往让人眼前一黑。

旁边的教士立刻接话,语气悲悯:“钱财乃身外之物,赎清罪孽,方得永生。王会长,这可是为了您和行会所有同仁的灵魂着想啊!”

若有人面露难色,想讨价还价,税吏的脸色立刻就沉下来:“怎么?王会长是觉得自己的罪孽不够深重,还是对天王、对上帝的诚心不够?” 一顶“心不诚”或“蔑视上帝”的大帽子扣下来,轻则生意受阻,重则可能被查抄。商人们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对待乡间的土财主和小门小户,手段就更直接了。

征税小队直接下乡,由熟悉本地情况的里正、保甲领着,按图索骥。他们不再提“建议”,而是直接“核定”罪孽。

“李老财,你家有地两百亩,长工十个,这平日里收租放贷,逼得人卖儿卖女,罪业不小啊!按天王颁下的《赎罪章程》,你这等家业,需认购赎罪券五十两!”税吏敲着算盘,语气不容置疑。

李老财若叫屈:“青天大老爷,小老儿一向与人为善啊……”

那教士便在一旁冷哼:“与人为善?你家的粮食囤积居奇,去年荒年还涨了租子,这难道不是罪?上帝在天上可都看着呢!你不赎罪,难道想死后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吗?”

更有甚者,直接将赎罪券的购买与田契、地契的合法性挂钩,暗示若不购买,日后产业便不受“上帝”庇佑。农人胆小,大多被吓得魂不附体,只能典当粮食、变卖家什来凑这“赎罪”钱。

对于那些实在是榨不出油水的城市贫民、小摊小贩,他们也有一套办法。

“张老三,你是个卖炊饼的,虽无恒产,但平日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也是罪过!念你生计艰难,特许你分期购买,每月缴纳‘赎罪钱’二百文!”

张老三一天辛苦也就赚个三五十文,这“赎罪钱”一去,一家老小只能喝西北风。他若争辩,换来的可能就是税吏的拳脚和“异端”的罪名。

短短时间内,“自愿”的遮羞布被彻底撕得粉碎。“赎罪券”成了一把精准刺向民间的刮刀,根据各家财产状况,进行着名为“赎罪”、实为“强征”的盘剥。新朝的财政危机似乎得到了一丝缓解,但民间积蓄的怨气,却在这“神圣”的幌子下,日益发酵,暗流涌动。

雍正坐在修缮一新的“天父殿”里,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那份报告“赎罪券”征收数额的奏折。数字很漂亮,几乎超出了预期,足以支撑未来半年的军事行动和朝廷开销。但他心里没有半分轻松,只有一块越压越沉的巨石。

他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史书上那些因为横征暴敛而速亡的王朝例子,一个个在他脑海里打转。他甚至可以想象到底层百姓在官吏和“教士”的双重逼迫下,是如何的怨声载道。这“赎罪券”,看似解决了眼前的财政危机,实则在不断地透支着他这个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在那本就千疮百孔的民心之上,又狠狠地扎上了一刀。

“若能宽仁……若能轻徭薄赋……”他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但立刻被更冰冷的现实压了下去。

他想起那高悬于所有时空之上的“天幕”,想起那要命的“问答”和未知的“奖励”。下一次竞赛,就在半年之后。他与朱由校、朱慈炯这两个打着洪秀全旗号,但其实占据着明朝正统旗号的天王不同,他们或许还能主动退出这个游戏,然后继续当他们的大明皇帝,但他雍正(或者说洪秀全)不能!

他的权力,他的一切,都建立在“上帝次子”这个惊世骇俗却又别无分号的身份上。这是他凝聚那几百核心骨干的旗帜,是他迫使八旗权贵妥协的砝码,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叛乱势力和清廷余孽的唯一标志。失去了这个身份,他立刻就会被打回原形,甚至比原形更不堪——一个篡位未遂的逆匪,一个妖言惑众的狂徒。

到那时,别说外面的八旗和各地的督抚,就是眼前这些暂时屈服的宗室王爷,也会第一个扑上来将他撕碎。他的下场,绝对会比被父皇兄弟,还要凄惨万倍。

“不能停……一步也不能停。”雍正深吸一口气,眼神重新变得冷硬。他没有退路,只能在这条自己选定的路上硬着头皮走下去。不仅要走,还要走得“漂亮”,要在下一次天幕显现时,向所有时空证明,他这条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这“赎罪券”的恶名,他必须背。对汉民的新税源,必须继续挖掘。他甚至需要更快、更狠地推进军事行动,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来掩盖内部不断滋生的脓疮,并为自己这“上帝次子”的神话,增添新的注脚。

他提起朱笔,在那份奏折上批了一个“准”字,笔力透纸,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