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江堤下支起了一口大锅。柳姨娘把从镇上肉铺割来的两斤肥膘猪肉扔进锅里，不一会儿，浓郁的肉香就飘散开来。
她把猪油炼出来，用油渣炒了一大锅白菜，又抓了两把粉丝扔进去，咕嘟咕嘟炖着。在这缺油少盐的年月，这锅白菜粉丝，就是无上的美味。
“开饭喽！”柳姨娘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汉子们立马扔了手里的家伙，像一群饿狼似的围了过去，各自拿着自己的搪瓷碗。孙大成却没有动，他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上的泥汗，走到大队书记尹其怀身边。
“书记，你咋来了？”
尹其怀穿着一身灰色的干部服，双手揣在袖子里，看着热气腾腾的工地说：“过来看看。你们三队，干得不错，有股子劲头。”
他今天吃过饭才来的，不用跟社员们抢食。
孙大成憨厚地笑了笑，目光落在打饭的队伍上，等着社员们都盛好了，他再过去。
这时，他看见黄仁贵端着碗，挤到了锅边。黄仁贵只往碗里盛了浅浅的半碗饭，却用勺子舀了满满一碗白菜，堆得像座小山。
“咋了，黄叔，不舒服？”孙大成随口问了一句。
黄仁贵头也不抬，端着碗就窜到一边，找了个背风的土坡蹲下，风卷残云一般地吃了起来。那吃相，像是饿了三天三夜。
孙大成正要跟尹其怀再说几句队里的事，眼角的余光却瞥见黄仁贵又端着空碗跑了回来。刚才还满满一碗的饭菜，眨眼的功夫就下了肚。这一回，他不再客气，满满当当地盛了一大碗米饭。
“看到没有？”
尹其怀用下巴指了指黄仁贵，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
“这个老地主，精得很。头一碗盛半碗饭，吃得快，扒拉几口就没了，马上就能理直气壮地添第二碗。这大锅饭，饿死谁也饿不死这种人。”
孙大成脸上的笑容慢慢敛去了。
“你再不过去，恐怕就只能舔锅底了。”尹其怀催促道。
孙大成皱着眉，走到灶台边。果然，大铁锅里的米饭已经见了底，只剩下锅边粘着的一些。他用饭勺刮了半天，也只凑了小半碗。菜盆里也只剩下些汤汤水水。
他端着这半碗饭，就着点白菜汤，默默地吃着。肚子里像是有块石头，沉甸甸的。
他看着不远处正心满意足地剔着牙的黄仁贵，一股火气从心底里窜了上来。
真是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这黄仁贵在队里是出了名的懒，出工不出力，专挑轻省的活干，可一到吃饭、分东西的时候，比谁都积极。生产队里，像他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
尹其怀也看出了孙大成的脸色不好，他叹了口气，眼神里有些复杂和思索。
农村生产合作社，是他当初在杨柳镇第一个带头搞起来的，现在这个模式几乎在全国都推广开了。
他亲眼看着社员们拧成一股绳，办了许多一家一户办不成的大事。可时间一长，弊病也显现出来了。
就像黄仁贵这种人，每天磨洋工，只要不旷工，就能拿一样的工分。而像孙大成这种，把力气当命一样使，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到头来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拿的工分却和那些懒汉没什么区别。
长此以往，谁还肯卖力气？
就在这时，镇长文志远也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顺着土路找了过来。他把车一支，拍了拍裤腿上的灰。
“老尹，大成，都在呢。”
文志远笑着打招呼，他看上去四十出头，也是一副农民形象，但眼神却很锐利。
三人也不讲究，就在江堤的斜坡上席地而坐。冬日的太阳照在身上，没什么热度，只能驱散一点寒意。
“刚才的事，我也看到了。”尹其怀首先开口。
“大成，心里有火吧？”
孙大成闷着头，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去，才瓮声瓮气地说：“火谈不上，就是觉得不舒坦。凭啥卖力气的人，还不如投机取巧的吃得饱？”
他的话很直接，像他刨开的冻土一样，带着棱角。
尹其怀的眉头紧锁，像是在解一个难解的疙瘩。“大成说的，就是我现在最愁的事。当初搞合作社，是想让大家抱成团，有饭同吃，有活同干，奔个好日子。可现在看来，这‘同吃’的大锅饭，快要把人心吃散了，把一些人吃懒了。”
作为政策的倡导者，尹其怀的感受最为深刻。他看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设想的蓝图里，人人都是积极向上的劳动者，为了集体利益而奋斗。
可现实却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钻制度的空子，损公肥私。
“黄仁贵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要是刹不住，咱们合作社的根基，就要被蛀空了。”
文志远静静地听着，他不像尹其怀那样带着理想主义者的忧虑，也不像孙大成那样带着劳动者的切身愤懑。作为一镇之长，他考虑问题更全面，也更实际。
“老尹，你的担忧有道理。大成的感受，我也理解。”
文志远捡起一根枯草，在手里慢慢地捻着。
“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合作社这条路，大方向是没错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路走错了，是路上的石头太多，我们得想办法把石头搬开。”
他看向孙大成，问道：“大成，你是队长，天天跟社员们打交道。依你看，这问题出在哪？”
孙大成想了想，很实在地回答：“出在工分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时间长了，肯下力的人，心就凉了。心一凉，手上的劲儿就没了。”
“说得对！”文志远一拍大腿，“根子就在工分上。‘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确实打击了劳动积极性。可要改，也不容易。”
他转向尹其怀：“老尹，你是老党员，政治觉悟高。你说，要是我们把工分彻底拉开差距，搞个什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是在走回头路？会不会有人说我们这是在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分化社员队伍？”
尹其怀沉默了。这正是他最顾虑的地方。他是靠着坚定的信仰和对政策的拥护才坐到今天这个位置的。他怕的不是困难，而是怕犯政治上的错误。
他担心对现有制度的任何一点“修正”，都可能被解读为对大方向的“背离”。他的思想，被一层无形的框框给束缚住了。他看到了病症，却不敢下猛药，只敢开些不痛不痒的方子，比如开会教育，搞思想动员。
孙大成不想听什么“资本主义”，什么“政治错误”，他对这个很反感。
他想的很简单，就像田里的庄稼，你多浇水施肥，它就长得好；你不管它，它就长得蔫。人也是一个道理。
他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文镇长，尹书记，俺是个粗人，说不出啥大道理。俺就觉得，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谁干得多，谁干得好，就该多给工分，多分粮食。这样，那些懒汉看着眼红，他也得学着下力气。
要是还跟现在一样，那以后干活的就不是比谁干得多，是比谁更能偷懒了。”
孙大成的话，像一把锤子，重重地砸在了文志远和尹其怀的心上。
文志远看着孙大成，眼神里满是赞许。这就是他最欣赏孙大成的地方，不绕弯子，直指核心，永远从最朴素的道理出发。政策再好，脱离了“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个最基本的公平，就长久不了。
“大成说得对！”
文志远站起身，在江堤上走了两步。
“老尹，我看我们的思想得再解放一点。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上级的精神是要我们发展生产，提高社员积极性。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具体的方法，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嘛！我看，可以在你们柳树湾，先选一个生产队，搞个试点。就从你们三队开始，怎么样？”
他看着孙大成：“大成，你敢不敢接这个活？把工分记实在了，评细了。谁的镐头深一寸，谁的扁担多一斤，都给他记上。年底分红，就拿工分说话。干得好，吃白面馒头；干得差，喝稀粥。你敢不敢顶着压力干？”
孙大成几乎没有犹豫，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斩钉截铁地说：“有啥不敢的？只要书记和镇长支持，俺就敢干！俺就不信，这个理说不通！”
尹其怀看着眼前的一镇之长和一队之长，一个敢于担当，一个敢于实干，他心里那块被条条框框束缚的坚冰，似乎也开始松动了。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好！那就试试！出了问题，我这个大队书记担着！”
那一个冬日午后，在冰冷刺骨的江风中，杨柳镇一场深刻的变革，就由这三个身份、立场、见识各不相同的男人，在一次简单的午饭后，悄然拉开了序幕。
时间匆匆，日头东升西落，江水潮涨潮退，转眼就是一年多过去。
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中国进入了崭新的计划经济时代。到了一九五四年，生活中的变化越来越明显。镇上的供销社里，许多东西不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布票、粮票、肉票、油票……一张张小小的纸片，成了家家户户过日子的凭证。
当初孙大成在三队搞的工分制改革，因为效果显着，被文志远和尹其怀在全公社推广开来。生产队的劳动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了，但新的票证制度，又让“工分”的价值变得复杂起来。
分的粮食多了，但想吃口肉，还得凭那张薄薄的肉票。
这一年的五月，天像是漏了个窟窿。连绵的阴雨下了半个多月，长江的水位一天一个样地往上涨。浑黄的江水卷着漩涡，拍打着孙大成他们去年冬天加固的江堤，发出沉闷的咆哮。
整个杨柳镇，全面进入了汛期。
孙大成更忙了。他几乎是吃住都在江堤上，带着一帮民兵，日夜巡逻。
哪里有渗漏，哪里出现管涌，他总是第一个扛着沙袋冲上去。他已经好多天没空去镇上的小学接王玉霞了。
学校的宿舍里，王玉霞点着一盏煤油灯，正在给女儿缝补一件小衣裳。孙月已经快三岁了，扎着两个小羊角辫，不像她妈妈那么文静，反而随了她爹，一刻也闲不住。
此刻，她正趴在窗户边，小手拍着玻璃，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夜和哗哗的雨声。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呀？”小丫头奶声奶气地问。
王玉霞放下手里的针线，走过去把女儿抱进怀里，柔声说：“爸爸在江边打怪兽呢。等把水怪兽打跑了，就来接我们回家。”
她抱着女儿，目光也投向了窗外江堤的方向。风雨声中，她仿佛能看到那个在黑暗和洪水中挺立的、坚毅的身影。她的男人，不懂什么风花雪月，也说不出什么动听的情话，但他是个有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