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战残骸与战术解密
某年孟夏，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澄澈的海水下四十米深处，“海探十号”科考船的声呐屏幕上，一片密集的金属信号持续闪烁，打破了深海的沉寂。程远团队的目标是探寻1974年西沙海战的水下遗迹——这场由毛泽东最后决策、中国海军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不仅扞卫了西沙主权，更与1946年林遵收复群岛的壮举一脉相承，共同印证着九段线内的领土归属。这场战役的细节在史料中多有记载，但水下实物证据的缺失，让部分战术决策和战斗过程仍存争议。
“声呐显示水下存在多艘舰船残骸，散落范围约一千五百平方米，疑似南越军舰与中国海军舰艇遗存。”郑海峰操控着深水潜水器，屏幕上逐渐清晰的影像让众人屏息：锈蚀的舰炮、断裂的桅杆、扭曲的船体构件，还有一枚嵌在珊瑚礁中的高爆炮弹，弹体上的标识依稀可辨，赫然指向那场惊心动魄的海战。
首批打捞上岸的是一门南越海军的127毫米舰炮，炮身布满海洋生物附着的痕迹，却依旧能看清“美国海军1953年制”的铭文，炮管因剧烈爆炸而严重变形，炮口边缘残留着烧灼的痕迹。“这是南越‘陈庆瑜’号驱逐舰的主炮，”郑海峰用专业仪器测量着炮身，“这种舰炮射程可达十五公里，威力巨大，当时南越海军派出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三艘驱逐舰和‘怒涛’号护航舰，总吨位达6000多吨，而中国海军参战的是4艘猎潜艇和扫雷舰，总吨位仅1760吨，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在舰炮附近，考古队发现了一艘中国海军猎潜艇的残骸片段，残骸上残留着“274”的舷号标识，船体钢板上布满弹孔，部分区域因高温灼烧而熔化。“这是中国海军274号猎潜艇，”林珊翻阅着海战史料，“史料记载274号在战斗中重创南越‘陈平重’号驱逐舰，但自身也遭受重创，舰体多处中弹，没想到残骸会完整地留在这里，为还原战斗过程提供了直接实物证据。”
随着打捞工作的深入，一本被防水油布包裹的残破航海日志浮出水面。日志的封面已经腐朽，但内页因油布保护，部分字迹仍可辨认。日志主人是中国海军389号扫雷舰的一名信号兵，名叫王志明，日志中详细记录了1974年1月19日的战斗过程：“十九日晨，天微亮，我舰与396号扫雷舰奉命前往广金岛西北海域巡逻，遇敌‘李常杰’号、‘怒涛’号舰。敌舰仗着吨位优势，率先开炮挑衅，‘李常杰’号径直撞我舰左舷，指挥台立柱断裂，左舷栏杆损毁，扫雷器被撞坏，多名战友受伤。舰长下令‘近战接敌，贴近后用火箭弹攻击敌舰吃水线’，我舰迅速调整航向，逼近‘怒涛’号，火箭弹连续命中敌舰船身，敌舰起火。激战至午后，我舰弹药耗尽，舰长果断下令‘舰艏冲撞’，全速撞向‘怒涛’号右舷，敌舰舱体破裂，海水涌入，最终沉没。我舰也因伤势过重，在返航途中搁浅，船员弃舰登岛。”
“这段记载揭示了中国海军以弱胜强的关键战术！”程远激动道，“史料笼统地说中国海军采用‘近战战术’，但日志明确提到‘攻击吃水线’‘舰艏冲撞’，这是针对性的战术设计。南越军舰吨位大、火炮射程远，但船体笨重、灵活性差，远距离交战中国海军毫无优势。而近战能让敌方远程火炮无法发挥作用，中国海军的小口径火炮和火箭弹虽然威力有限，但集中攻击吃水线等要害部位，能有效造成敌方舰船进水；弹药耗尽后采用舰艏冲撞，更是将近战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实现反杀。”
更令人意外的是，日志中还提到一个关键细节：“战前三日，舰队接到密令，携带水下爆破装置若干，若敌舰搁浅或受损停滞，可实施水下爆破，确保将其击沉。”考古队随后在残骸附近的珊瑚礁中展开拉网式搜索，果然找到了一枚未引爆的水下爆破弹。弹体呈圆柱形，长约80厘米，直径约20厘米，刻有“中国海军1973年制”字样，弹体尾部的引信完好。“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水下爆破武器，”郑海峰分析道，“这种爆破弹威力巨大，可在水下引爆，专门攻击舰船底部，说明中国海军战前做了充分准备，并非仓促应战。毛泽东决策后，中央军委不仅调动舰艇，还配备了专门的攻坚武器，这场胜利是战略决策与战术准备的双重结果。”
在另一处南越军舰残骸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台航行记录仪，记录仪的外壳已经锈蚀，但内部的磁带经专业技术修复后，成功还原了当时的通讯内容。磁带中清晰地记录着南越军舰之间的通话：“中国舰艇逼近速度极快，火炮无法锁定目标……吃水线受损，船舱进水严重，请求紧急支援……‘怒涛’号起火，动力系统失灵，即将沉没！”程远补充道：“这印证了中国海军近战战术的有效性，南越军舰的先进装备在近距离战斗中无从发挥，只能被动挨打。中国海军官兵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最终实现了‘以小博大’的奇迹，扞卫了西沙群岛的主权。”
二、甘泉岛的主权碑与九段线秘辛
为探寻九段线的历史传承，考古队转战西沙甘泉岛——1974年西沙海战收复的核心岛屿之一，也是1946年姚汝钰立碑宣示主权的重要据点。甘泉岛面积约0.3平方公里，岛上植被茂密，淡水充足，是西沙群岛中条件最好的岛屿之一，历史上多次成为主权宣示的核心地点。
在甘泉岛中部的密林深处，考古队围绕一座疑似民国时期老营房的遗址展开勘探。通过地质雷达扫描，在地下一米处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混凝土暗格，暗格的尺寸约为60厘米x40厘米x30厘米，与周边土壤形成明显分界，显然是人为砌筑的。
“小心清理周边土壤，避免损坏暗格结构！”程远指挥队员使用专业工具，缓慢剥离暗格上方的混凝土保护层。暗格内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铁盒采用厚铁皮制作，表面涂有防锈漆，虽已锈蚀严重，但锁扣仍保持完好。打开铁盒后，里面装有一份纸质文件、一枚铜质印章和一张1947年版的《南海诸岛位置图》。
文件是1946年11月29日的《西沙主权宣示纪要》，由姚汝钰亲笔撰写，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字迹工整有力，详细记录了立碑过程：“于武德岛（今永兴岛）立‘卫我南疆’碑，碑高两米，宽八十厘米，正面刻‘卫我南疆’，背面刻‘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于甘泉岛立‘西沙群岛属中国’碑，碑高一米五，正面刻‘西沙群岛属中国领土’，背面刻‘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立’。两碑均嵌入法、日遗留界碑碎石，以绝后患，昭示主权传承。九段线雏形已定，西起北部湾，东至台湾海峡，南抵曾母暗沙，涵盖西沙、南沙全部岛礁，为后世划定疆域奠定根基。”
“这和史料记载的九段线形成过程完全吻合！”林珊震惊道，“史料说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编绘《南海诸岛位置图》，首次以十一段线划定南海疆域，1953年调整为九段线。但这份纪要证明，1946年姚汝钰收复西沙时，就已经明确了南海疆域范围，九段线的历史依据可以追溯到这次收复行动。”程远补充道：“暗格中藏着的1947年地图，上面的十一段线用红色虚线标注，清晰覆盖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大群岛，曾母暗沙处标注着‘中国领土最南端’，与姚汝钰的纪要相互印证。1953年为促进中越友好，中国政府删除了北部湾的两段线，形成九段线格局，但核心范围始终未变，这是对历史主权的继承和延续。”
铜质印章上刻着“南海诸岛接收专员之印”六个篆字，印文清晰，与广东省政府任命麦蕴瑜为接收专员的史料相互印证。而那张1947年版的《南海诸岛位置图》，经鉴定是内政部方域司编绘的原版，地图的边缘有郑资约的亲笔签名，郑资约是当时的测绘专家，负责岛礁命名和疆域划定工作。
“地图边缘有郑资约的亲笔批注：‘此线以历史航行、渔民作业、历代管辖为据，国际社会无异议，刊印后分送各国驻华使馆及国际组织’，”程远解读道，“这直接证明九段线的划定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并非中国单方面主张，而是得到当时国际社会默认的。1948年该图收入《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公开发行，包括英、法、德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均未提出异议，很多国家的地图都标注南海诸岛归属中国，这是九段线合法性的重要国际佐证。”
在甘泉岛的主权碑遗址，考古队通过遥感探测，发现了1946年立碑的地基遗存。地基由青石砌成，中间混杂着多块带有外文的碎石。“这些碎石是法国、日本占领时期的界碑残骸，”郑海峰清理着地基中的碎石，“这块刻有法语‘法属印度支那’的碎石，是法国侵占西沙时设立的界碑碎片；这块刻有日语‘大日本帝国领土’的碎石，是日本占领时期的界碑残留。姚汝钰将这些碎片混入地基，寓意着中国收复主权、终结外来侵占的历史，这也是九段线主权主张的实物佐证。”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暗格的一份1953年的内部文件中，考古队发现了关于删减两段线的详细说明：“为促进中越友好关系，避免渔业冲突，经中央政府研究决定，删除北部湾内的两段线，保留其余九段，形成九段线格局。删减线段仅为简化边界标识，不改变中国对相关海域的主权归属，相关权益仍受法律保护。”程远分析道：“这说明删减两段线是外交妥协，并非放弃主权。当时越南刚刚结束抗法战争，中国需要支持越南的革命事业，为了维护中越友好，做出了适度让步，但中国对北部湾相关海域的主权从未放弃，这在国际法上有着明确的主权延续性。”
三、南沙曾母暗沙的界碑残件与传承铁证
为完整还原九段线的覆盖范围，考古队前往南沙曾母暗沙——中国领土最南端，也是1947年十一段线的终点。曾母暗沙位于北纬4度附近，是一座水下珊瑚礁盘，水深约20米，虽然没有露出水面的陆地，但作为中国领土最南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主权象征意义。
在曾母暗沙的水下礁盘区域，考古队通过潜水勘探，在礁盘中心位置发现了一批混凝土构件和金属标识。经仔细清理辨认，这些构件是1946年林遵舰队设立的主权界碑残件。界碑残件上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立”“曾母暗沙属中国”字样，部分构件上还残留着模糊的国民党党徽标识。
“界碑残件的材质是钢筋混凝土，与太平岛、永兴岛的纪念碑材质一致，”郑海峰清理着构件上的珊瑚虫和海藻，“这些残件虽然因长期海水侵蚀而破损，但仍能辨认出完整的碑体结构，碑高约1.2米，宽约50厘米，与林遵舰队在南沙其他岛屿设立的界碑规格相同，是林遵收复南沙的直接实物证据。”
在界碑残件附近，考古队发现了一个防水铁皮盒，盒身采用防锈钢材制作，密封完好。打开铁皮盒后，里面装有一份1946年的《南沙收复测绘报告》和一台老式测绘仪。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曾母暗沙的经纬度、地貌特征，以及九段线的划定依据：“曾母暗沙北纬4度04分，东经112度16分，为中国领土最南端，礁盘面积约2.12平方公里，水深17至23米。九段线以此为终点，涵盖全部历史管辖岛礁及海域，渔民历代作业航线、明清航海日志、李准巡海记录均为佐证，主权归属无可争辩。”
报告中还附有一份渔民《更路簿》的复印件，上面用汉字和特殊符号记录着从海南岛琼海到曾母暗沙的航线：“自琼海潭门出发，向西南行，经七洲洋，过南沙太平岛，再向南行三昼夜，见成片珊瑚礁，即为曾母暗沙，此处鱼产丰富，为历代渔民作业重地，礁盘边缘可停靠渔船，补给淡水。”程远感慨道：“《更路簿》是九段线的重要历史依据，中国渔民世代在南海作业，对岛礁的命名和航线的记录，早于任何国家的所谓‘发现’。这些民间的航海记录，是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历史性权利的直接证明，也是九段线最坚实的民间基础。”
那台老式测绘仪，经鉴定是美国制造的军用测绘仪，机身刻有“中业舰测绘组”字样，与1946年林遵舰队使用的装备一致。测绘仪内还残留着一张测绘草图，上面标注着曾母暗沙的礁盘轮廓和经纬度数据，与《南沙收复测绘报告》中的数据完全吻合。“这证明林遵舰队不仅在曾母暗沙设立了界碑，还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工作，”林珊说，“他们的工作不仅是象征性的主权宣示，更是实质性的领土管辖，为九段线的划定提供了精确的地理数据支撑。”
在曾母暗沙的礁盘上，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不同年代的渔具和沉船残骸。最早的渔具包括木质鱼叉、渔网坠石、陶制渔漂等，经碳十四检测，年代可追溯至明清时期；中期的渔具包括铁质鱼钩、帆布渔网等，年代为民国时期；最晚的则是近现代的塑料渔网、金属渔具等。“这些渔具与《更路簿》的记载相互印证，”林珊分析道，“它们证明中国渔民长期在九段线内从事生产活动，对南海诸岛及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这种持续数百年的生产活动，形成了深厚的历史传统，是九段线的核心法理基础之一。”
但冲突线索随之出现。在一处近现代沉船残骸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外国渔船的渔具和标识，包括印有某东南亚国家国旗的船用设备、外文标识的渔网和捕捞工具。经鉴定，这些渔具的年代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些渔具的发现，说明部分国家无视九段线的历史法理依据，非法进入中国南海海域作业，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郑海峰严肃道，“这也是当前南海争端的重要背景，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实际控制来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但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证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对九段线内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任何非法侵占都是无效的。”
程远补充道：“曾母暗沙的考古发现，完整还原了九段线的历史传承：从明清渔民的生产活动，到1946年林遵的收复立碑和测绘，再到1947年十一段线的划定和1953年调整为九段线，中国对南海诸岛及海域的主权主张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和充分的实物证据。曾母暗沙作为中国领土最南端，是九段线的重要节点，这些考古发现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地位。”
四、北部湾的删减线遗迹与外交博弈
为探寻1953年九段线删减两段的历史真相，考古队前往北部湾海域，展开针对性勘探。北部湾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是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半封闭海湾，1953年九段线删减的两段线就位于此处。
在北部湾中部的水下礁盘区域，考古队通过声呐探测，发现了一批1950年代的混凝土标记。这些标记呈圆柱形，高约50厘米，直径约30厘米，分布在一条直线上，间距约1公里。潜水队员打捞上其中一个标记，标记上刻有“中越渔业分界线”的字样，底部刻有“1953年制”的标识。
“这些标记是1953年删减两段线后设立的，”程远分析道，“当时为促进中越友好，中国政府删除了北部湾内的两段线，设立渔业分界线，避免双方渔业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主权，而是一种外交妥协。中国政府在删减线段的同时，明确保留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这些混凝土标记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既划定了渔业作业范围，又没有改变领土主权的归属。”
在标记附近的水下，考古队发现了一艘1950年代的中国渔业调查船残骸。船体保存相对完好，船上遗留着一批调查记录、渔业工具和外交文件。调查记录详细记录了北部湾的渔业资源分布、洋流情况和岛礁位置，外交文件则包括中越渔业协商会议纪要、边界划定备忘录等。其中一份1954年的《中越北部湾渔业边界协商纪要》中明确记载：“北部湾渔业分界线的设立，基于中越友好协商，旨在避免渔业冲突，促进双边合作。中国政府保留对相关海域的主权，删减九段线中北部湾两段线，仅为简化边界标识，不影响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周边海域的整体主权主张。”
“这揭示了删减线的核心真相，”林珊逐字逐句解读道，“长期以来，部分国家误解甚至刻意歪曲1953年的线段删减，声称中国‘放弃了部分主权’，但这份协商纪要明确证明，删减行为仅为外交层面的权宜之计，目的是维护中越关系，中国对北部湾相关海域的主权从未放弃。这种‘主权不变、标识简化’的处理方式，既体现了中国的外交诚意，又坚守了国家主权底线，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
在调查船的驾驶室区域，考古队发现了一本船长的工作日记，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渔业巡逻情况：“1955年夏，率船在北部湾分界线附近巡逻，越南渔船均在约定区域内作业，未发生冲突。部分渔民对删减线段有疑虑，我们向其解释，这片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分界线仅为作业划分，主权并未改变，渔民们均表示理解。”
程远补充道：“这说明当时中国政府不仅在外交层面明确了主权立场，还向民间进行了充分说明，确保主权意识的延续。删减两段线并未影响中国对北部湾海域的实际管辖，渔业巡逻、资源调查等管辖行为从未中断，这在国际法上构成了持续有效的主权行使。”
在北部湾沿岸的一座古渔村遗址，考古队展开了补充发掘。这座渔村始建于明清时期，至今仍有部分渔民居住。在渔村的废弃仓库遗址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渔民日记和渔业记录。渔民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渔业活动：“1956年，政府划定渔业分界线后，越南渔船不再进入我方传统作业区，我们也遵守约定，双方冲突大幅减少。但老辈人都知道，从爷爷的爷爷开始，这片海就是我们中国渔民的作业地，分界线只是为了和越南友好相处，不是改变了归属。”
渔业记录则详细记载了渔船的作业范围、捕捞产量、交易情况，所有记录的作业区域均在九段线范围内，与《更路簿》记载的传统航线高度吻合。“这些民间记录是九段线主权主张的重要补充证据，”郑海峰说，“它们从普通渔民的视角，印证了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使用和管辖，这种代代相传的生产活动，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否认的。”
但外交博弈的痕迹并未消失。在渔村遗址的一处废弃民宅墙角，考古队发现了一份1958年的外交照会副本，是中国政府致某东南亚国家的正式声明。声明中写道：“北部湾两段线的删减，是中越两国基于友好协商的特殊安排，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任何先例。九段线内的其他海域及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中国，任何国家不得借故干涉或侵犯，中国政府将坚决扞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程远分析道：“这份照会极具历史意义，它证明中国政府在删减两段线时，就已经预判到可能出现的外交风险，提前划定了‘特殊安排、不涉他国’的底线。这一立场有效避免了其他国家以此为借口觊觎中国南海权益，为后续维护九段线主权主张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北部湾的另一处水下遗址，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法国殖民时期的界碑残件。这些残件由花岗岩制成，上面刻有“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的法语字样，经鉴定年代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些残件是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签署后，法国侵占越南时设立的，”郑海峰介绍道，“该条约虽然主要划定了中越陆地边界，但间接确认了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条约中未将南海诸岛划归法属印度支那，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默认。这些界碑残件进一步证明，即使在法国殖民时期，国际社会也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九段线的划定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五、李准巡海遗址与九段线溯源
为追溯九段线的更早历史渊源，考古队前往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探寻1909年李准巡海立碑的遗址。1909年，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舰巡视西沙群岛，立碑命名、宣誓主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西沙群岛进行正式的、大规模的主权宣示，被视为九段线主权主张的重要历史溯源。
在永兴岛东北部的礁石区，考古队结合史料记载和遥感探测数据，展开了重点勘探。经过数日挖掘，在一处被珊瑚礁覆盖的礁石平台上，发现了一块深埋在珊瑚砂中的石碑残件。残件长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厚约15厘米，由青灰色花岗岩制成，表面刻有“大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海至此”的楷书字样，字体苍劲有力，虽经百年海水侵蚀，仍清晰可辨。
“这就是李准巡海时设立的主权碑残件！”程远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1909年，李准率领‘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搭载官兵、测绘人员、商人等共170余人，历时一个月，巡视了西沙15座岛屿，每到一处都立碑命名、升旗宣誓。这块残碑的发现，印证了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为九段线的历史溯源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在残碑附近的礁石缝隙中，考古队陆续发现了一批清朝水师的遗物，包括一门小型青铜火炮、数枚铁制炮弹、一个罗盘和一面残破的黄龙旗残片。青铜火炮长约1.2米，口径约8厘米，炮身上刻有“光绪二十五年造”的字样，是广东水师的制式装备；铁制炮弹呈球形，直径约10厘米，表面布满锈蚀；罗盘为木质外壳，铜制指针虽已氧化，但仍能辨认出刻度。
“这些遗物证明李准的巡海并非象征性的访问，而是带着武装力量的正式主权宣示，”郑海峰分析道，“当时法国、日本等国已开始觊觎西沙群岛，李准率舰巡海并立碑，就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宣告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对列强形成震慑。这门青铜火炮的射程可达5公里，在当时具备一定的威慑力，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
为进一步还原李准巡海的全过程，考古队前往广州，查阅了广东省档案馆珍藏的《李准巡海日记》原件。日记详细记录了1909年巡海的背景、行程、所见所闻和立碑情况：“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四月，奉命巡阅西沙群岛。西沙者，中国之领土也，历代渔民在此耕渔，岛礁林立，物产丰饶。然近年有外夷觊觎，欲占为己有，故此次巡海，旨在宣示主权，立碑为证。共巡十五岛，命名曰‘永兴’‘甘泉’‘珊瑚’‘金银’等，各岛立碑一座，碑刻‘大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海至此’，升旗鸣炮，以示主权。”
日记中还记录了测绘人员对西沙群岛的详细测量：“每岛皆测其经纬度、面积、地貌、物产，绘制详图，标注于《南海诸岛图》中。各岛渔民多为琼崖（今海南）、粤东人氏，世代在此居住，以捕鱼、采珠为业，熟知各岛礁名称及航线，为我等巡海提供诸多便利。”
程远感慨道：“李准的巡海和立碑，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南海诸岛主权的一次重要固化。从秦汉时期渔民在南海的生产活动，到唐宋时期将南海诸岛纳入行政管辖，再到明清时期《更路簿》的详细记录和李准的巡海立碑，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有着两千多年的连续历史脉络。九段线的划定，正是对这一悠久历史事实的法律确认和继承。”
但冲突线索再次出现。在李准巡海遗址附近的一处水下礁石区，考古队发现了一艘20世纪初的日本渔船残骸。渔船船体已严重腐朽，但仍能辨认出日式渔船的典型结构，船上遗留着一批非法捕捞的工具、测绘仪器和少量鸦片烟罐。经碳十四检测，渔船的沉没年代为1910年代，与李准巡海仅相隔数年。
“这绝非普通的渔船失事，”郑海峰分析道，“船上的测绘仪器是当时先进的航海测绘设备，用于测量岛礁位置、水深和洋流，显然带有间谍性质；鸦片烟罐则说明船员可能从事非法贸易。这证明日本在李准巡海后不久，就开始非法进入中国西沙海域，进行测绘侦察和资源掠夺，为后来全面侵占南海诸岛做准备。这一发现也从侧面印证了李准巡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若不主动宣示和维护，就可能被列强觊觎和侵占。”
在永兴岛的西沙海洋博物馆，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物——李准当年使用过的望远镜。这架望远镜为德国制造，黄铜质地，保存完好，镜身上刻有李准的姓名缩写。望远镜的镜头盖内，刻有“西沙巡海，卫我疆土”八个小字，是李准亲笔所刻。“这八个字是李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决心的直接体现，”林珊动容道，“从李准巡海，到林遵收复，再到西沙海战，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一脉相承，从未动摇。”
六、九段线的法理固化与当代意义
为全面梳理九段线的法理依据，考古队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1947年《南海诸岛位置图》的原始档案和相关法律文件。这些档案包括内政部方域司的测绘底稿、外交部的外交照会、国际社会的反馈记录等，为九段线的法理地位提供了权威佐证。
在档案馆的特藏部，工作人员取出了郑资约当年绘制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底稿。这份底稿长1.8米，宽1.2米，用宣纸绘制，上面用红笔勾勒出十一段线，清晰覆盖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大群岛，标注了168个岛礁的名称和经纬度。底稿的空白处，郑资约写下了详细的法理依据说明：“本图所绘界线，基于以下三端：一、历史依据：中国渔民世代在南海作业，明清《更路簿》、李准巡海记录为证；二、法理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日本需归还窃取的中国领土，南海诸岛包含在内；三、事实依据：1946年海军收复诸岛，立碑升旗，实施管辖。此界线经外交部、国防部、海军总司令部会商确认，符合国际法准则。”
档案馆还保存着1948年《南海诸岛位置图》公开发行后的国际反馈记录。记录显示，当时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驻华使馆均收到了该地图，除法国提出口头保留外，其余国家均未提出异议。美国政府在1949年的一份外交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公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及界线，符合二战后领土归还原则，美国对此无异议。”英国、日本等国的官方地图也在1950年代陆续标注南海诸岛归属中国，与九段线范围一致。
“这些国际反馈记录是九段线合法性的重要佐证，”程远分析道，“根据国际法‘默认同意’原则，国际社会在合理期限内未对九段线提出异议，即构成对中国主权主张的默认。1948年至1950年代，众多国家的官方地图、外交文件均认可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这充分说明九段线的划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在档案馆的另一份档案中，考古队发现了1958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程远补充道：“这份声明将九段线内的岛礁及周边海域纳入中国领海管辖范围，进一步固化了九段线的法理地位，明确了九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权益边界的法律性质。”
为了解九段线的当代传承，考古队前往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查阅了近年来的海上维权记录。记录显示，中国海警船长期在九段线内开展巡逻执法、渔业保护、搜救救援等工作，有效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海警局的展览厅，考古队看到了近年来查获的非法入侵船只、非法捕捞工具等物证，这些物证与北部湾、曾母暗沙考古发现的外国非法渔具一脉相承，印证了南海维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海警局的一位负责人向考古队介绍：“九段线是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我们的每一次巡逻、每一次执法，都是在践行对九段线内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维护。考古队发现的大量实物证据，为我们的维权工作提供了更坚实的历史支撑，让我们在国际争端中更有底气。”
七、九段线内的主权铁证与历史回响
“九段线的历史与法理——南海主权考古特展”在海口、西沙永兴岛、南沙太平岛、南京同步举行。展厅内，永乐群岛的海战残骸、甘泉岛的主权碑残件、曾母暗沙的界碑构件、北部湾的删减线标记、李准巡海的遗物、郑资约的测绘底稿等文物一一亮相，通过多媒体技术和场景复原，完整呈现了九段线从历史渊源、形成过程到法理固化的全过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海域主权的坚实证据。
程远在永兴岛展区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考古发现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九段线并非中国单方面的主张，而是基于两千多年历史事实、充分法理依据和国际社会默认的主权边界。从秦汉时期渔民在南海的生产活动，到唐宋时期纳入行政管辖；从明清时期《更路簿》的详细记录和李准的巡海立碑，到1946年林遵、姚汝钰率领舰队收复南海诸岛并立碑宣示；从1947年十一段线的划定，到1953年调整为九段线，再到1974年西沙海战的主权扞卫，中国对南海诸岛及海域的主权主张有着清晰、连续、完整的历史脉络，每一步都有充分的实物证据和法理支撑。”
程远进一步阐述：“九段线的核心是历史性权利与法理主权的统一。中国渔民世代在九段线内从事生产活动，形成了深厚的历史性权利，这是九段线最坚实的基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为九段线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1946年的收复行动、1947年的地图公布、1958年的领海声明，将这种历史性权利固化为法律主权；1974年的西沙海战，则用军事手段扞卫了这一主权。考古发现的每一件文物，无论是李准巡海的石碑、林遵立碑的残件，还是西沙海战的舰炮、渔民的《更路簿》，都是这一历史脉络的直接见证。”
“九段线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扞卫，”程远指着展厅内的九段线地图，“1953年删减两段线，是外交智慧的体现，而非主权的让步；近年来的海警巡逻执法，是对九段线主权的持续维护。部分国家试图否认九段线的合法性，无视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非法侵占岛礁、掠夺资源，这是对历史的背叛，也是对国际法的践踏。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证据，让这些非法主张不攻自破。”
程远动情地说：“从李准巡海时的‘卫我疆土’，到林遵收复时的‘卫我南疆’，再到西沙海战的‘以弱胜强’，中国人民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如磐石、从未动摇。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发掘，还原历史真相，不仅是为了缅怀先辈的功绩，更是为了向世界宣告：九段线内的每一寸岛礁、每一片海域，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国家的非法侵占和挑衅，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有力反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在视频致辞中评价：“中国考古人的系列发现，为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提供了系统、完整的实物证据链，还原了九段线的历史形成过程和法理依据，丰富了世界海洋主权历史的研究。九段线作为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重要边界标识，其历史合理性和法理合法性，得到了考古证据的充分支撑。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特展期间，程远团队发布了《九段线历史与法理考古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考古发现与史料、法理的相互印证关系，引起了全球史学界、法学界和外交界的广泛关注。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爱国人士齐聚一堂，围绕九段线的历史渊源、法理地位和当代意义展开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了维护南海主权的国际共识。许多参观展览的海内外华人表示：“这些考古文物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传承的铁事实，我们为祖国的领土完整感到自豪，也会坚决支持国家维护南海权益的一切行动。”
展览闭幕后，程远站在南沙太平岛的收复纪念碑前，望着蔚蓝无垠的南海。从1909年李准巡海立碑，到1946年林遵舰队收复立旗，再到1974年西沙海战的英勇反击，一代代中国人用勇气和智慧扞卫着九段线内的领土主权。海风吹拂着纪念碑上“南沙群岛太平岛”的字样，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段扞卫主权的峥嵘岁月。
“海探十号”的汽笛声在远方响起，下一站，他们将前往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探寻更多九段线内的历史遗迹。程远知道，南海考古的征程没有终点，每一次水下勘探、每一件文物发掘，都是在为中国的南海主权增添坚实的实物证据，都是在传承中华民族维护领土完整的精神血脉。
程远深刻体会到，考古工作不仅是挖掘文物、还原历史，更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武器。那些沉睡在海底、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它们见证了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世代开发与管辖，见证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九段线的历史与法理意义更加凸显。它不仅是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重要依据，更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中国始终坚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主权。任何国家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任何试图挑战九段线合法性、侵犯中国南海主权的行为，都将遭到历史的唾弃和失败的结局。
这场跨越百年的考古探索，不仅还原了九段线的历史真相，更凝聚了民族情感、坚定了主权信念。九段线内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都镌刻着中国的主权印记，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正如程远在考古报告中所写：“九段线是历史的选择、法理的必然、民心的所向，它将永远是中国南海主权的重要标识，永远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宝贵财富。”
海风吹拂着程远的脸颊，他仿佛看到了李准巡海舰队的帆影，看到了林遵收复舰队的舰旗，看到了西沙海战中中国海军的英勇身姿。这些历史的片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九段线的精神内核——扞卫主权、传承文明、维护和平。程远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九段线将始终指引着方向，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南海的波涛滚滚向前，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也昭示着未来的希望。九段线内的领土主权，将在考古证据的支撑下、在民族精神的传承中，永远稳固、不可侵犯。而考古工作者的脚步，也将继续在九段线内的海域与岛屿间前行，挖掘更多历史真相，传承不朽民族精神，让南海这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耀在中国的版图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