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风卷着碎雪粒子，狠狠砸在人民大学校门的铜狮上，白母柳安宁踩着及膝的驼色长靴。
裙摆扫过积雪时溅起细碎的白，手里紧紧攥着的牛皮纸袋里，装着杨晚栀四年大学的成绩单——红色的缺课记录像爬满纸页的荆棘。
从大一的“军事理论缺课8节”到大三的“刑法总论缺课12节”，几乎要把“法学系2025级杨晚栀”这个名字压得褪色。
她站在行政楼前整理了一下丝巾，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门把时。
脑子里闪过白书妍昨晚趴在沙发上叹气的模样：“妈，晚栀说她前几个学期没去上几节课，系里已经发了第三次预警了，说再这样连毕业论文答辩资格都没有。”
当时客厅的落地灯把白书妍的影子拉得很长，柳安宁看着茶几上杨晚栀泡的冷掉的柠檬茶。
忽然想起三年前见这姑娘的样子——高考放榜那天，白书妍和杨晚栀几人得意洋洋的拿着各自的成绩happy，站在一中门口，眼底亮得像淬了光。
再到现如今，这个不知道具体经历了什么的女孩，曾经那么活泼的女孩，如今变得沉默寡言多了，至少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高考后不久，柳安宁知道，杨家倒了。
这个曾经在帝京商圈能和白家分庭抗礼的家族，在杨晚栀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被一场精心布下的资本局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股票断崖式下跌，合作方集体撤资，工厂连夜被查封，最后只剩下一堆等着清算的债务和被顾明夜接手的股权。
没人知道顾明夜为什么要接这个烂摊子，毕竟当时的杨家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直到后来柳安宁偶然在酒会听人说，顾明夜那小子对杨家那个肆意张扬的大小姐，绝对有意思。
行政楼三楼的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很足。
法学系主任推了推眼镜，把杨晚栀的成绩单推到柳安宁面前：“柳总，不是我们不通融，您看这缺课时长——从大一到现在来累计缺了621课时，按学校规定，缺课超过总课时三分之一就没有毕业资格，更别说她的绩点早就跌破了毕业线。”
旁边的教务处处长跟着点头，手里的笔在纸上敲得哒哒响：“我们已经给过她两次补修机会了，信息都发过去了，可她要么不来考试，要么考了也不及格，这次系里已经把劝退报告递到校长办公室了。”
柳安宁端起面前的玻璃杯，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却没喝一口水。
她做了二十年企业谈判，从最初跟着丈夫跑建材市场，到后来独当一面谈下上亿的合作，还从没像现在这样紧张——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是为了那个总把“我没事”挂在嘴边的姑娘。
杨晚栀住在白家这几个月，从来没提过杨家的事，她总会在柳安宁加班晚归时留一盏玄关的灯，会在看到新闻里提“杨家旧部”时，悄悄把电视调到别的频道。
“李主任，王处长，”柳安宁放下杯子，声音比平时沉了些，“晚栀缺课的原因，你们或许不清楚。
你们也知道杨家的处境，这么大一次的联合做局，给杨家的每一个人都造成了打击性的毁灭”她顿了顿，想起杨晚栀冬天在阳台打电话时冻红的耳朵，“她去法律援助中心做义工，每天要接十几个咨询电话，还要跑法院帮农民工讨薪，那些缺的课，不是她故意逃的。而她，也用自己的方式来弥补 ”
会议室里静了下来，只有暖气管道里的水流声嗡嗡作响。
系主任看着柳安宁递过来的材料——有医院的陪护证明，有法律援助中心的感谢信，还有几张杨晚栀帮农民工递交材料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羽绒服，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却笑得很亮。
“可规定就是规定，”教务处处长叹了口气，“就算理由再充分，缺课和绩点是实打实的问题，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学生破了例。”
“我不是要你们破例，”柳安宁往前倾了倾身子，眼神里带着谈判时特有的坚定，“我知道学校难办，所以我有个提议——晚栀现在是大四，距离毕业还有五个月。她的问题出在缺课和绩点，但法学系的学生，最终要走向实务，与其看成绩单，不如看她能不能用法律解决问题。”
这话让系主任愣了一下，推眼镜的动作停在半空：“柳总，您想说什么？”
“免掉她的绩点和学分考核，”柳安宁一字一句地说，声音清晰而有力，“但要求她在毕业前考出法律职业资格证——也就是律师证，并且独立打赢三场真实的官司，民事、刑事都算，只要有法院的生效判决书。
如果她能做到，就按正常学生给她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如果做不到，那时候再谈劝退，我绝无二话。”
会议室里陷入了更长的沉默。系主任和教务处处长对视一眼，又低头翻了翻杨晚栀的档案——高考帝京省前五十名，补考的摸底考试是法学系第一，就连缺课最多的刑法总论，第一次随堂测验也是96分。这个学生，从来不是笨，只是被生活绊住了脚。
“这个要求……太严格了，”系主任皱着眉，“五个月考出律师证，还要打赢三场官司，就算是我们系最优秀的学生，虽说不至于完全不能，只能说未必能做到。”
“晚栀能，”柳安宁的语气很肯定，像是在说一件板上钉钉的事，“她比你们想的要坚强，也比你们想的要懂法。
而且我可以保证，这五场官司都是真实的案件，绝没有任何暗箱操作，所有流程都经得起学校和法院的核查。”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会议室里的争论就没停过。从“官司类型是否有限制”到“律师证的报考时间”，从“如何证明官司是独立打赢”到“如果中途放弃怎么办”，柳安宁一一回应，语速不快却句句在点上，就像当年谈下那个跨国合作时一样，既不让步也不咄咄逼人，只在关键处守住底线。
直到窗外的雪停了，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桌面上，系主任终于松了口：“好，我们同意这个方案。
但要签一份补充协议，把所有要求都写清楚，并且由系里指派一位老师全程监督，确保案件的真实性。”
柳安宁站起身，伸手和系主任握了握，指尖终于有了些暖意：“谢谢李主任，我替晚栀谢谢您。”
走出行政楼时，阳光正好落在雪地上，反射出晃眼的光。
柳安宁掏出手机给白书妍发消息，说“事情谈妥了，晚上回家说”，刚把手机揣回兜里，就想起杨晚栀早上出门时说的“我去趟司法局，有点事”，心里还想着这姑娘是不是又要去做义工，却没料到，此刻的白家客厅里，正放着一个红色的小本子。
杨晚栀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法律职业资格证，封面的金色国徽在阳光下闪着光。她是今天早上接到司法局电话的，说证书下来了，让她过去取。
从司法局出来的时候，她攥着那个红本子，在路边站了好久，冷风刮在脸上却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年九月，杨晚栀去考了证，每天晚上等白书妍睡了，就在书房学到凌晨，桌子上堆的真题集都快比她高了。
她把证书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又拿出手机想给顾明夜发消息，手指在输入框里敲了又删。她下意识的想与心中最重要之人分享喜悦。
回到白家时，客厅里静悄悄的，白书妍去学校上课还没回来，柳安宁去人民大学谈判也没结束。
杨晚栀换了拖鞋，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刚想进厨房倒杯水，就听到书包里的证书滑出来的声音——红本子掉在地毯上，封面朝上，“法律职业资格证”几个字格外显眼。
她蹲下来捡起证书，指尖轻轻摸着封面，忽然想起高考后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杨家刚倒，她抱着膝盖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墙上爸妈的照片，觉得天塌下来了。
现在，她已经考上了人大，也真的拿到了律师证，要开始帮杨家讨回公道了。她要把联手的资本都告上法庭 。
杨晚栀把证书放回书包最里面，又用围巾裹了裹——她想等柳安宁和白书妍回来，把这个消息当面告诉她们。
她想象着白书妍跳起来抱她的样子，想象着柳安宁笑着给她煮奶茶的样子，嘴角忍不住扬了起来。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暖，雪开始慢慢融化，顺着窗户玻璃往下淌，像眼泪，却带着暖意。
客厅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杨晚栀坐在沙发上，手放在书包上，等着那两个最亲的人回来，等着告诉她们，她做到了，她没有辜负她们的期待，也没有辜负那个曾经在黑暗里咬牙坚持的自己。
她不知道柳安宁在学校为她谈下了怎样的条件，不知道未来五个月要打赢五场官司有多难，此刻的她，只觉得心里满满的，像被阳光填得没有一点空隙。
书包里的红色证书，是她这三年来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她给柳安宁和白书妍，最好的答复。
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杨晚栀猛地站起来，心脏砰砰地跳——是柳安宁回来了，她终于可以把这个藏了一上午的秘密，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