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收时节，流民屯内外一片繁忙景象。金黄的黍米穗沉甸甸地垂下头，红薯田里藤蔓纠缠，预示着前所未有的丰收。与田野里的喜悦相呼应的，是屯子内部一种悄然成形的新秩序。
“锐士营”的组建以王老蔫和陆夜不收回归的英雄为核心，迅速铺开。选拔标准极为严苛，不仅要求个人武勇，更注重山林潜行、长途奔袭、伪装侦察等特殊技能。报名者踊跃，但最终入选者不足五十人。这支规模不大却汇聚了精英的队伍，由林川直接统辖，王老蔫任主官，陆夜不收任副官兼总教习，成为了流民屯武装力量中最锋利的一把尖刀。
与此同时，杨把总对主力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以原有乡勇和黑风寨溃兵为骨干，吸纳训练合格的新投壮丁，建立了三个战兵营，分别侧重于阵地防御、野战突击和机动支援，并配备了相应比例的弓弩手和正在缓慢增加的火铳手。指挥体系更加明晰，层级简化，号令畅通。
刘挺因其丰富的边军经验和在历次战斗中的表现，被正式任命为总教习，负责所有部队的日常操练和战术指导。他的边军背景与杨把总的卫所军体系、王老蔫的草莽悍勇形成了有益的互补与制衡。
权力的格局在一次次血火考验和功绩积累中自然而然地重塑，无人提出异议。能力与贡献，成为了衡量地位的唯一标尺。
然而，随着势力的扩张和声名的远扬，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这一日，屯外来了一行衣着体面、却面带倨傲之色的人。他们手持延安府衙的文书，自称是府衙户房的书办与差役。
“奉府尊大人钧旨，核查北地流民安置、田亩垦殖事宜。”为首的书办姓钱，抖开一份盖着官印的文书，目光扫过流民屯高大的墙垣和井然有序的景象，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与贪婪，“尔等在此聚众垦荒，可有官府批文？所垦田亩，几何？丁口，几何？岁赋，几何？”
来了！
林川心中冷笑，该来的终究躲不过。之前名声不显，官府只当是寻常流民自生自灭。如今三败巴彦，威震北地，又展现出相当的组织能力和财富（丰收在即），便再也无法避开官府的视线。这所谓的“核查”，无非是看中了这块肥肉，想要分一杯羹，甚至将其纳入掌控。
吴秀才和沈文舟出面接待，言语间不卑不亢，既点出流民屯“忠义可风”、抗击东虏的功绩（搬出张溥和那篇《抗虏记》），又强调屯民皆是遭难百姓，自发聚集求活，田亩所出仅够糊口，实在无力承担赋税。
那钱书办却打着官腔，咬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官府文书便是“私垦”，聚众便是“隐患”，若不“输诚纳赋，接受管束”，便是“图谋不轨”。
谈判陷入僵局。
“此事棘手。”吴秀才向林川汇报，“若断然拒绝，恐授人以柄，引来官府征剿，虽不惧战，却坏了我等‘忠义’之名，亦与大局不利。若轻易应允，则如同引狼入室，日后赋税徭役，层层盘剥，我等心血恐为他人做嫁衣。”
林川沉思良久，召来杨把总、王老蔫等人密议。
“官府此来，意在试探，亦在勒索。硬顶不妥，全盘接受亦不行。”林川分析道，“需得让他们知难而退，又不敢轻易动武。”
“不如……示之以威？”王老蔫眼中凶光一闪。
“非也。”杨把总摇头，“示强过度，反易激起对方动用大军围剿之心。需刚柔并济。”
最终，林川定下策略。
次日，他亲自出面，在悬挂着“忠义可风”匾额的议事堂接待了钱书办一行。态度谦和，但立场坚定。
他首先再次强调了流民屯抗虏的“大义”，表示愿接受朝廷（而非地方官府）的“旌表”和“指导”。随后，话锋一转，提及屯中皆是九死一生之民，家无余财，如今虽略有收成，却需储备粮草，修缮武备，以应对东虏随时可能到来的报复。
“非是林某不愿报效朝廷，实乃情势所迫，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林川叹息道，“若府尊大人能体谅我等艰难，拨付些钱粮军械，助我等更好抵御东虏，则屯中上下，必感念府尊大恩，日后若有所成，定当厚报！”
同时，他“无意间”让钱书办一行人“参观”了戒备森严、兵甲鲜明的校场，以及那隐隐传来锻打声、烟气缭绕的工匠区。王老蔫更是“恰好”带着一队刚刚野外拉练归来、杀气腾腾的“锐士营”士兵从堂前经过。
钱书办看着那些精悍的士兵、听着那隐约的冶铁声，再掂量一下林川那番软中带硬、既喊穷又暗示有抵抗实力的话，额角微微见汗。他本是来敲诈勒索，没想到对方如此难缠，既有“大义”名分，又有相当实力，而且摆明了不怕事。
最终，钱书办一行人灰溜溜地走了，只留下几句“尔等好自为之”、“需谨守本分”的场面话，赋税之事，不了了之。
“此番虽暂时逼退了官府，但其觊觎之心不会消弭。”林川对众人道，“我们必须更快地壮大自身！唯有实力，才是真正的‘定鼎’之基！”
外部威胁暂去，内部权责明晰。流民屯这台由流民、溃兵、工匠、书生组成的复杂机器，经过血火的淬炼和权力的磨合，终于真正稳定下来，如同鼎之三足，牢牢扎根于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它的未来，注定将与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命运，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