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们对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是掏心掏肺的好。
德麟也常跟大家说：“知青远离爹娘来咱这支援建设，咱得把他们当自家孩子待，不能让人家觉得咱盘山人不实在。”
可这份热乎劲儿，像泼在石板上的水，没怎么渗进知青心里。
男知青们觉得社员“土气”，干活时总躲懒。歇着就聚在屋里说城里的电影院、自行车，眼神里带着对泥土的轻慢。
女知青高玲更是把这份疏离挂在脸上，她皮肤白净，梳着油亮的长辫子，总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见了社员要么低头走过，要么就礼貌性地点个头。那客气里藏着的距离，比盐碱地的沟壑还深。
这天晚饭，知青点的锅里煮着玉米糊糊，就着一碟腌萝卜。
高玲扒拉了两口，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皱着眉抱怨：“这日子没法过了！天天糊糊配萝卜，一点油水都没有，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
同屋的女知青张红小声劝：“忍忍吧，他们也天天吃这些。”
“他们是没见过好东西！”高玲提高了声音，眼神扫过窗外，“你看生产队养了那么多的鸡？那芦花鸡天天咯咯叫，下的蛋黄澄澄的，他们自己吃着香，给咱端过几次？还说什么‘一家人’，我看就是防着咱！”
这话落在一起吃饭的三个男知青耳朵里，立刻炸了锅。
李卫东一把摔了筷子！
“老子可不是来吃糠咽菜的！”他故意抻了抻裤子，露出锃亮的黑色皮鞋。
杨友来是男知青里最壮实的，黝黑的脸上带着点憨气，他挠了挠头：“高玲说得是，我都快忘了肉味儿了。”
男知青王玉龙和李卫东也跟着随声附和，眼睛里都冒出馋光。
高玲瞥了他们一眼，冷笑了一声，带着点挑衅说：“光说有啥用？有本事自己找肉吃啊，总不能真在这喝西北风。”
杨友来的脸腾地红了，他咬了咬牙：“找就找！”
当天半夜，月色朦胧，村子里静悄悄的，夏家大队沉沉地睡去了。
杨友来带着王玉龙和李卫东，借着月光摸到了生产队的鸡窝旁。
王玉龙负责望风，李卫东拎着麻袋，杨友来则蹑手蹑脚地靠近那只最肥的芦花鸡。
鸡窝里有股腥臊混着稻草的臭气，芦花鸡正卧在窝里打盹。
杨友来屏住呼吸，伸手一抓，那鸡扑腾了两下，没抓住。他往前蹿了一下，手疾眼快，一把掐住鸡脖子，鸡“咯”的一声闷叫，被他拖过来，死死按进怀里。
血在耳膜里轰鸣，他竟有种奇异的快意。
三人不敢耽搁，把鸡塞进麻袋，拎着就往大坝上跑。大坝的荒坡背风，他们捡了些枯枝，用火柴点燃。
杨友来把鸡毛草草拔了，用树枝串起来架在火上烤，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肉香很快就飘了开来。
烤好后，杨友来先撕下两只鸡大腿，用报纸包了，揣进怀里，说要给女知青送去。
剩下的鸡肉被三个大小伙子狼吞虎咽，吃得满嘴流油，骨头啃的干干净净。
回到知青点时，天快亮了。
杨友来猫着腰溜到对面屋门口，敲了敲门，压低声音说：“有鸡腿吃不吃？”
高玲的觉轻，早就听见了动静。一听有鸡腿，噌地跳下地，打开门。
“趁热吃，刚烤的。”杨友来把报纸包塞在她怀里。
高玲一摸还是热的，打开报纸闻了闻，眼睛都亮了，毫不客气地拿起一个啃了起来，边吃边夸：“杨友来你真行！这才叫厉害！”
杨友来得意的笑了，指了指炕上的张红:“一人一个，不偏不倚。”
说完，转身回自己屋，临走还和高玲眨了眨眼。
张红趴在炕上，却没动，小声问：“这鸡……哪来的？”
“你管哪来的，吃就是了。”高玲含糊不清地说，“反正不是偷你家的。”
张红看着她油乎乎的嘴，心里直发慌。
转天一大清早，张婶照例来队里喂鸡。刚打开鸡窝门，发现那只最胖的芦花鸡不见了。
地上散落着几根鸡毛，还有个被踩破的鸡蛋。
“我的鸡！我的芦花鸡啊！”张婶的声音带着哭腔，
这可是队里的鸡，公有财产！张婶的汗“腾”地窜了全身。
她不敢相信，有人敢偷。里里外外的找，没有！她又跑回鸡窝查一遍，怎么查都少了一只！那只最肥的下蛋母鸡。
这就不仅是鸡的事儿了，那鸡一天能产两只蛋。是生产队里的“金元宝”。换盐换灯油全靠它。
她蹲在鸡窝旁抹眼泪，突然看见地上有串新鲜的皮鞋的脚印，朝着坝上的方向，脚印旁边还有几滴血渍。
除了知青点的李卫东，是没有人穿的起皮鞋的。
张婶心里“咯噔”一下，她顺着脚印往坝上走，越走心越沉。
走到半坡时，一股没散尽的焦糊味飘了过来，她拨开半人高的野草丛，只见地上有堆烧黑的炭火，旁边扔着鸡骨头，还有个没烧透的鸡头。
那鸡冠上的白毛，她认得，就是那只芦花鸡！
不远处还有块撕破的麻袋片，上面沾着血污。
那麻袋是她前几天给知青点送土豆时用的，当时放在那里，没往回拿。
“造孽啊！”张婶捡起麻袋片，手指抖得厉害，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
她攥着麻袋片，一跺脚就往知青点走，路上遇到去上工的社员，她哽咽着把事说了，几个社员听了都气不过，跟着她一起去知青点讨说法。
知青点里，高玲正坐在桌子前哼着歌梳头，张红却坐立不安。
“李卫东你给我出来！”张婶的哭声在院子里炸开，她把麻袋片往地上一摔，“你偷了我的鸡，还我鸡来！”
李卫东躲在屋里，脸色发白，手里攥着衣角。
杨友来吓得一哆嗦，差点钻进桌子底。高玲却定了定神，拉着张红站起身，走到院子里，脸上带着不屑：“张婶，您这是干啥？大清早的吵吵嚷嚷，我们还没起呢。”
“没起？你们偷了我的鸡，还敢说没起？”张婶指着地上的麻袋片，“这是我的麻袋，坝根底下还有鸡骨头，不是你们偷的是谁？”
“您可别冤枉人。”高玲梗着脖子，往杨友来门口瞟了一眼，“友来哥他们昨天干活累了，一早就睡了，哪有空偷您的鸡？”
“就是，”张红小声附和，声音却发虚，“我们……我们没见谁出去。”
“没出去？”张婶气的浑身哆嗦，“那麻袋片咋会在坝上？鸡骨头咋回事？你当我们老眼昏花了？”
“谁知道呢。”高玲冷笑一声，眼神扫过围观的社员，带着一股子傲慢，“说不定是野狗叼去的，说不定是哪个手脚不干净的自己偷了，赖到我们头上。我告诉你们，我们沈阳来的知青可不能让你们这些土老帽儿欺负了！”
“土老帽儿”三个字像针一样扎在社员心上。
他们天天把知青当宝贝疼，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称呼。
张婶气得嘴唇哆嗦：“我们把你们当自己家孩子待，你咋能这么糟践人？那是生产队的鸡，你们咋下得去手……”
“待我们好？待我们好就诬陷我们偷鸡？”高玲的声音拔高了八度，带着哭腔却透着蛮横，“咱们要是这次被他们欺负住了，以后在这夏家大队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他们就是看我们是城里来的，想拿捏我们！”
“你这姑娘咋说话呢！”一个老社员气得吹胡子瞪眼，“生产队的鸡丢了，人家找过来问问，你咋能这么说话？”
“反正我是没偷，怕什么！”高玲像是豁出去了，冲着屋里喊，“咱们沈阳人可不吃这一套！他们能奈我们何？”
就在这时，德麟听说知青点闹起来了，赶紧跑了过来。他先拍了拍张婶的背：“张婶，您先别急，慢慢说。”
然后看向高玲，眼神沉了沉：“高玲，到底咋回事？”
张婶抽抽噎噎地把丢鸡、找鸡的过程说了一遍，最后指着麻袋片：“德麟你看看，这证据都在，他们还不承认！”
德麟捡起麻袋片看了看，又走到男知青门口，喊了声：“杨友来，出来。”
杨友来磨磨蹭蹭地走出来，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人。德麟盯着他：“友来，张婶说的鸡，是你们偷的不？”
杨友来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高玲在旁边急了：“德麟书记，您可不能听她一面之词！友来哥不是那样的人！”
“是不是，他心里清楚。”德麟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分量，“友来，做人得有担当。错了就认，该赔就赔，没啥丢人的。要是撒谎狡辩，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杨友来的脸涨得通红，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蚊子似的哼了一声：“是……是我偷的……”
“你！”高玲没想到他会承认，急得直跺脚，“你咋能承认……”
“偷了就是偷了。”德麟打断她，“按照队里规矩，偷了东西，得原价赔偿。这鸡是下蛋鸡，贵得很，赔五块钱，不算多。杨友来，你给张婶道个歉，明天把钱送到大队部给王会计上账。”
五块钱？杨友来的脸瞬间白了。他家里兄妹五个，他是老大。为了让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他才主动报名下乡的。他身上别说五块钱，连五毛钱都没有，平时的津贴省吃俭用都寄回家里了。他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我没钱……”
“没钱就想赖账？”张婶的气还没消，“没钱就敢偷鸡？”
高玲一看杨友来犯难，眼珠子一转，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他们就是欺负我们是离家在外的人？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们要是逼你赔钱，你就喝墨水！我弟弟以前在学校犯了错，老师要叫家长，他就喝墨水，老师立马就不敢逼他了，一点事没有，死不了的。”
杨友来愣了愣，看着高玲笃定的眼神，又看看周围社员愤怒的脸，心里一横，点了点头。
第二天，德麟带着张婶去知青点要钱。杨友来躲在屋里不出来，高玲在门口拦着：“他没钱，你们别逼他！逼急了，你们可别后悔！”
“没钱也得有个说法！”张婶说，“总不能偷了东西白偷。”
屋里突然传来“咕咚”一声，接着是杨友来的咳嗽声。
德麟心里一紧，推开门冲进去，只见杨友来趴在桌上，嘴角挂着黑渍，桌上还放着个空墨水瓶。
“你咋喝墨水了？”德麟赶紧扶住他，只见杨友来脸色发青，捂着肚子直哼哼。
“快！送盘山医院！”德麟急了，说着背起杨友来就走。
德麟赶着马车，拉上杨友来，直奔了盘山医院。
一路颠簸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这是墨水刺激胃黏膜，再耽误就可能胃穿孔，得赶紧洗胃！”
医生给杨友来灌肥皂水，他吐得昏天黑地，最后竟吐出了血。
看着病床上杨友来蜷缩着身子，脸色惨白如纸，额头上沁着冷汗，喉咙里不时发出压抑的呻吟，德麟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紧了。
他站在床边，拳头攥得指节发白，既气这孩子冲动犯傻，更急得在病房里来回踱步，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
窗外的天色从鱼肚白亮到日头西斜，直到医生摘下听诊器说“脱离危险了”，德麟紧绷的肩膀才猛地垮下来。
他抹了把额头的汗，一屁股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长长舒了口气，连指尖都在微微发颤。
翌日，高玲领着三个知青提着网兜水果走进病房，刚到门口就顿住了脚。
只见杨友来半靠在床头，脸色好了些，正咧着嘴跟德麟说笑着，德麟手里端着搪瓷缸，时不时递过去让他喝口水，两人凑得近，那热络劲儿倒像是刚唠完什么贴心话。
高玲心里的火“噌”地就窜了上来，她把网兜往床头柜上一放，发出响亮的磕碰声，眉头拧得像打了个结。
“杨友来你可真行啊。”她没好气地开口，声音里带着刺，“自己刚从鬼门关爬回来，倒跟‘帮凶’聊得热乎？”
杨友来愣了愣，还没来得及应声，高玲的委屈已经涌了上来。
她眼圈一红，转身对着同行的知青念叨：“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事？明明是那些社员起哄逼得他喝墨水，德麟书记倒好，从头到尾护着那帮人，连句公道话都没替咱们知青说。我在这儿待着，真是受够了这窝囊气，里外不是人！”
她越说越觉得委屈，声音都带上了哭腔，仿佛自己才是这场风波里最冤的人。
夜里，高玲趴在煤油灯下给远在沈阳的哥哥写信，把偷鸡的事说成“误会”，把杨友来喝墨水写成“被社员逼得走投无路”，把自己写成一个受尽委屈的可怜人。
“哥，这里的人太坏了，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们，我天天以泪洗面，再待下去就要疯了……”
写着写着，她真哭了起来，眼泪打湿了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