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烛影摇红。书房内的讨论从芙蕖的异常转向了吴家可能隐藏的秘辛。元元敏锐地捕捉到赵彦茹言辞间的闪烁与犹豫，那是一种深陷家族利益、朋友情谊与未知恐惧间的挣扎。她深知，在这个宗法森严、门户之见极重的时代，逼迫一位世家女吐露可能损害家族声誉的隐秘，不仅徒劳，更可能将她置于险境。
于是，她悄然在桌下轻触梁铮的手背，递去一个清晰的眼神：“朋友非案犯，缓之。” 梁铮办案素以铁腕锐利着称，此刻却对元元这略带“妇人之仁”的暗示从善如流。他几不可察地颔首，便将话题引回对骸骨案技术细节的探讨，不着痕迹地绕开了令赵彦茹难堪的痛点。
这份默契的维护，让室内紧绷的气氛悄然缓和。元元心中微暖，又抬眼看向梁铮，四目相对，有些情愫便也无声胜有声了。
临别时，赵彦茹终被这份体贴所动，吐露了需待长兄赵彦屏归来方能决断的苦衷。元元握着她冰凉的手，给予了理解与安慰。
翌日，元元一早便向梁铮提出走访丹菊姐弟。这一想法在当时时代，堪称惊世骇俗。莫说高官正妻，便是寻常妇人，亦少有直接参与案件调查、面见外男问询的。然而梁铮只是略一沉吟，便道：“可。你心细，或能问出衙役疏忽之处。我与你同去。”一句话，便为她打破了第一道无形的枷锁。
见到丹菊与丹阳时，元元能感受到他们的局促与惊疑。一位是威严的大理寺卿，另一位是衣饰精致、容貌娇丽的官夫人，这般组合出现在他们这逼仄的家中，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元元没有坐在仆役匆忙擦净的椅上，而是选择站在院中，语气放缓，却直奔核心：
“丹菊姑娘，丹阳兄弟，莫要惊慌。我们此行，只为尽一切可能找回丹露，告慰亡灵。请二位细细回想，丹露身上，可有任何与众不同的标记？哪怕是极细微处，譬如幼时磕碰留下的旧疤，或是…身体上有无天生异于常人之处？此类特征，于辨认白骨，至关重要。”
她的问法，极其专业且具有引导性，完全超越了当时通常由衙役进行的、往往流于表面如“有无胎记”、“身高几何”的粗糙问询。丹阳先想起脚踝旧伤，丹菊继而鼓起勇气，颤抖着说出了那个家族隐藏多年的秘密——“六指”。
这个特征让元元和梁铮精神大振。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即便知道有此特征，辨认难度依然超乎想象。白骨埋于地下多年，软组织早已腐烂，小小的赘生趾骨极易在挖掘、搬运中损毁或遗失，甚至可能被误认为是碎石土块。
《大明律》与《洗冤集录》虽为法医检验奠定了基础，但实际操作中，仵作水准参差不齐，对细微骨骼畸形的认知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若非元元具有超越时代的证据意识，极其明确地追问“生理特征”，这个关键线索很可能就被彻底埋没。
返回大理寺，元元直接向陶铃铃提出采用《洗冤集录》中记载的“蒸骨”、“伞影”等验骨古法。陶铃铃眼中闪过惊诧，这些技法虽载于典籍，却因工序繁琐、需特定条件且被视为“旁门”而较少被常规采用。一位养尊处优的官夫人，不仅知道，还能在关键时刻准确提出应用，这让她不得不对元元刮目相看。
验证过程繁复而充满挑战。寻找合适的酒醋、控制火候、在昏暗光线下透过红伞辨别骨上极其细微的色差……每一步都是对耐心与专业知识的极致考验。元元始终守在旁边，没有丝毫不耐，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当陶铃铃最终清晰地指认出那脚踝的陈旧骨痂和那枚小小的第六趾骨时，元元激动得几乎屏住呼吸。
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胜利，更是一次观念的突破。在这个极度依赖口供、刑讯逼供司空见惯的时代，元元凭借来自未来的证据意识和问询技巧，与梁铮所代表的司法体系内追求实证的力量相结合，艰难地撬动了一条缝隙。
最终，丹菊的崩溃确认，为案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梁铮当场承诺追查到底，并按照程序将骸骨留作证物。整个过程中，元元的身影活跃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提出走访、精准问询、推动复验、见证锁定。
事后，元元看着梁铮有条不紊地下达命令，安排文书记录，保管证物。她忽然清晰地意识到，梁铮为她搭建的，是一个何其珍贵的“自由屋”。他并非简单地纵容她，而是以他的权威和信任作为基石，小心翼翼地在她周围撑起了一个无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超越时代的智慧、胆识和好奇心得以安全地释放，甚至能够切实地改变现实，追寻正义。
他欣赏的，或许正是这与世间所有贵女都不同的她。而他为她争取的这片小小天地，让她能够肯定，这份喜爱，深沉且厚重，远非仅仅迷恋于皮相或温顺。
迷雾依旧浓重，但通往真相的路上，似乎已有微光透入。而这光芒，也照亮了两人之间那独特而坚实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