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个历史人物不得不提一下，这个人就是陈炯明。
在政治生涯中，陈炯明以严禁烟赌、主张地方自治而着称。从他任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陈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
他的政治主张在《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二书中有完整的表述。“联省自治”一直是陈炯明坚持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广土众民，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
陈炯明与孙中山先生的决裂，虽然长期在国民党正统叙事中被简化为部将背叛领袖的道德故事，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背后其实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建国路线之争，有相当扎实的政见分歧作为根基，不能单纯用两个字打发。
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如何实现中国统一这个问题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中山先生主张武力统一：
他早年也曾寄望于和平改良（上书李鸿章），但屡屡碰壁后逐渐认定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形成了必须先靠军事力量削平各路军阀、再由中央（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党）主导、逐步过渡到宪政的三阶段构想。
陈炯明则始终坚持联省自治：
主张先在各省推行自治，让各省人民自己制定省宪、选举自己的政府，再由各省联合组成一个联邦式的统一国家，通过南北实力派之间的和平妥协来实现统一，而不是靠一方武力吞并另一方。
用陈炯明自己的话说，他信奉民国主权，在民而不在军，尤不在党，这几乎是针对孙中山以党治国、以党建军理念的正面反驳。
由此延伸出第二层分歧，是权力应该集中还是分散的问题。
中山先生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军国庶政统一由中央（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掌控；陈炯明则主张地方分权，认为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应当取地方分权主义，反对由某一个党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
第三层分歧，是先统一后建设先建设后统一的路径之争。
中山先生是着眼全国的民族主义者，急于通过北伐尽快实现全国统一，建设被视为统一之后才谈得上的事；
陈炯明则更愿意脚踏实地，先把广东一省经营成模范省：发展教育、整顿吏治、编练地方自治的示范样板，再以这个成功范例去带动、说服其他省份走向联省自治，认为中国有真共和，乃有真统一，跳过地方自治直接搞武力统一，只会是以暴易暴、换一批军阀而已。
这种甘居一隅、先经营广东的态度，在中山先生看来则是缺乏全国格局、格局太小。
这些理念分歧最终在1921至1922年间的一系列具体事件中彻底激化：
1921年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得票悬殊（218票对陈炯明所得的3票），已经预示了陈系在孙主导的国会体系中相当边缘的处境；
1922年2月中山先生决意北伐，但湖南拒绝借道，计划受阻；3月21日，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九车站遇刺身亡；
与宋教仁有些类似。
这么关键的时期。
4月9日，中山先生正式罢免陈炯明的职务，要求他参加北伐并筹措500万元军费；陈炯明则以粤桂战争已经耗尽广东财力为由，明确表示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双方矛盾彻底摊牌，孙甚至放话要用炮火在三小时内把陈家军六十余营变为泥粉。
最终，6月16日凌晨，粤军部队炮轰总统府，中山先生仓皇出走，避难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这场冲突以武力对抗的方式画上句点。
值得补充的是陈炯明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方军阀形象，他主政广东期间，曾拿出相当于募捐总额四分之一的十万两白银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受益者中就包括后来的周恩来先生、邓小平先生等人），邀请陈独秀来粤筹建教育委员会，并承诺把全省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投入教育，甚至主动裁减军队规模以增加教育预算。
这些做法在当时颇具进步色彩，也是后来学者为他、质疑定性的重要依据之一；据称他的联省自治主张，在当时也得到了胡适等一批知识精英的认同和支持。
陈炯明反对中山先生，并不只是权力斗争或个人恩怨（虽然罢黜职务、扣发军费这些直接冲突显然也有个人层面的因素），更深层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国家建构方案之间的碰撞：
中山先生选择的是革命党集权、武力统一、自上而下的道路，陈炯明选择的是地方自治、和平联邦、自下而上的道路。
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山先生（及其身后由蒋继承）的路径，联省自治的构想随着这场冲突的失败而基本退出了主流政治议程，但这场争论所触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某种意义上至今仍是理解现代中国政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陈炯明对章炳麟说：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
从作为议员提出禁赌议案时起，一直到后来出任广东都督及省长，陈炯明都把禁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赌博的恶习由来已久，但清政府把赌税当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才会屡禁不止。禁赌无疑要砸掉成千上万大小赌商的饭碗，要截断官府一条每年几百万两的滚滚财源，所以，从一开始陈炯明就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不过，陈炯明做得非常决绝，主张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绝，不留任何余地，才能收效。
一年查封赌场2000余家，收缴赌资80万银元全投教育；拒绝日本8万日元贿赂支票；一生不贪、不蓄私产。
在漳州及闽西南27县推行护法区实验，修公路、建公园、水利，设平民银行给农民低息贷款，推广良种农具。
对于孙文与陈炯明的分裂，当时的民国知名人士纷纷感到痛心。名士梁冰弦曾感叹道，能够拯救如今中国的唯有孙与陈二人，二人若团结合作，则两利；如若分裂，则两伤，国运可谓岌岌可危，难以挽回。
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残部退往东江一带，后经广州国民政府两次东征，被彻底消灭。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为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