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邵伯温《闻见前录》云：张衍年八十，以术游士大夫间。绍圣初，余官长安。因问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仅作参知政事耳。今朝廷贵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
【译文】
邵伯温在《闻见前录》中记载：张衍年纪八十岁，凭借命理之术在士大夫之间游历。
绍圣初年，我在长安做官。
趁机向他询问范忠宣公的命格，张衍说：范丞相的命格，原本只能做到参知政事罢了。
如今朝廷中显贵之人的命格都比不上他，所以他才能担任宰相。
【注释】
1、《闻见前录》：北宋邵伯温所着笔记体史书，记载北宋开国至南宋初的历史事件、人物言行，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性。
2、张衍：北宋民间命理学家，以相命之术闻名，多见于宋代史料记载。
3、以术游士大夫间：“术”指命理、相术等方术，意为凭借方术在士大夫群体中交往游历。
4、绍圣：北宋宋哲宗年号（1094-1098年），期间推行新法，新旧党争激烈。
5、余：指作者邵伯温，北宋史学家，邵雍之子，曾历任多地官职。
6、范忠宣公：范纯仁（1027-1101年），北宋名臣，范仲淹次子，谥号“忠宣”，官至宰相。
7、参知政事：北宋副宰相官职，协助宰相处理政务，为正二品。
【原文】
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余问其说，衍曰：
【译文】
张衍又说：古代的命格理论，现在已经不能沿用了。
古时候显贵的人少，有福气的人多。
如今显贵的人多，有福气的人少。
我询问他这样说的原因，张衍回答道：
【注释】
1、命格：命理学术语，指根据生辰八字划分的命运格局，用于判断贵贱祸福。
2、贵人：指身居高位、有权势的官员。
3、福人：指生活安逸、长寿富足、子孙贤能的人，侧重福气而非权势。
【原文】
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次作两制，又次官卿监，为监司大郡，享安逸寿考之乐，任子孙，厚田宅。虽非两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贵人少。
【译文】
古时候命格超出常规的人，最高能担任宰执，其次能担任两制官，再其次能担任卿监，或出任监司、治理大郡。
他们能享受安逸长寿的乐趣，子孙后代能继承家业，拥有丰厚的田地房产。
即使没有做到两制官，福气也不在两制官之下。
所以说：有福气的人多，显贵的人少。
【注释】
1、命出格者：指命格超出普通范畴、资质优异的人。
2、宰执：北宋宰相与参知政事、枢密使等执政大臣的统称，为最高政务官员。
3、两制：北宋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负责起草诏令的官员统称，分为内制（翰林学士）和外制（知制诰），是清贵显要的官职。
4、卿监：北宋太常寺、光禄寺等九寺及国子监、将作监等六监的长官统称，为正四品至从六品官员。
5、监司：北宋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监察地方的官员统称，负责督查州县政务。
6、大郡：指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重要州郡，其行政长官（知州）地位高于普通州郡。
7、寿考：指长寿，“考”为年老之意。
8、任子孙：指子孙能继承家业、享受先辈积累的福泽。
【原文】
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孙，贫约如初。盖其命发于刑杀，未久即灾至。
【译文】
如今的土大夫，从朝官开始很快就能担任两制官，却突然被罢免。
罢官后也只是普通朝官罢了，无法让子孙继承家业，生活贫困节俭得和当初一样。
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命格依靠刑杀之气发迹，不久之后灾祸就会降临。
【注释】
1、朝官：指在京城任职的官员，区别于地方官，层级涵盖从九品至三品以上。
2、忽罢去：指突然被罢免官职，北宋党争激烈，官员任免频繁。
3、贫约如初：“约”指节俭、简陋，意为生活贫困程度和未做官时一样。
4、命发于刑杀：命理学术语，指命格中刑杀之气旺盛，凭借强硬手段、激烈竞争获得官职，但缺乏长久福气支撑。
【原文】
故曰：贵人多，福人少也。
【译文】
所以说：显贵的人多，有福气的人少。
【注释】
1、此句呼应前文，总结古今命格差异的核心观点，反映北宋时期士大夫群体的命运困境与社会现象。
2、结合语境，“贵人多”侧重官职头衔的显贵，“福人少”侧重生活质量、长寿富足等实质福气的缺失。
总结：本章节主要讲了。
这段内容出自北宋邵伯温的《闻见前录》，核心围绕八十岁术数家张衍的命理见解展开，通过邵伯温与张衍的对话，既记载了对北宋大臣范纯仁的命理判断，更核心阐述了“古今命格差异”及“贵人与福人多少之变”的深层原因，具体细节如下：
一、事件背景与核心人物互动
1. 人物与场景：北宋绍圣初年（1094-1098年），邵伯温在长安担任官职，向当时已八十岁、凭借术数游历士大夫阶层的张衍请教。
2. 核心提问与初步回应：邵伯温专门询问北宋大臣范纯仁（谥号“忠宣公”，曾任宰相）的命理，张衍给出明确判断：“范丞相的命理本只能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如今朝廷中其他富贵之人的命理都比不上他，所以他才能升任宰相。”
这一判断既点出范纯仁命理的“上限”，又解释了其实际官职超越命理预期的原因——对比之下的相对优势。
二、张衍的核心命理观点：古今命格差异与“贵人”“福人”之变
张衍进一步提出核心论断：古代的“命格”标准如今已不再适用，关键差异在于“古代贵人少、福人多，现在贵人多、福人少”。
邵伯温追问原因后，张衍从古今士大夫的命理本质、官职境遇、福气状态三方面展开详细解释：
（一）古代：贵人少，福人多
1. 命理与官职的匹配逻辑：古代命理“超出常规（出格）”的人，会按等级获得对应的官职——最高担任宰执（宰相、副宰相、枢密使等核心高官），其次任两制（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起草诏令的文职高官），再其次任卿监（中央机构中层以上官员），或担任监司（地方监察高官）、治理大郡（重要州郡的知州）。
2. 福气的核心表现：无论最终官职高低，这些人的命理都不带凶煞，能享受“安逸长寿”的生活，既能荫庇子孙后代，又能拥有丰厚的田地房产。
即便没做到两制这样的高官，实际福气也不逊色于两制官员，因此“有福气的人多，而能达到顶级富贵（贵人）的人少”。
（二）现在（北宋时期）：贵人多，福人少
1. 官职晋升的表象与落差：如今的土大夫，往往从普通朝官（京城低级别官员）就能直接升任两制这样的高官，但一旦被突然罢免，就只能回归普通朝官的身份，毫无缓冲。
2. 福气的缺失：这些人无法荫庇子孙，罢官后生活贫困节俭，和当初未升职时一样。
3. 根本原因：张衍认为，这是因为现在这些“贵人”的命理本质“源于刑杀之气”——刑杀是命理学中主灾祸、波折的不吉特征，意味着他们的富贵缺乏稳固的命理根基，官职来得快但去得也快，不久后还会遭遇灾祸，因此“表面富贵的人多，但真正能长久享受福气的人少”。
三、整体内涵
这段内容以“命理咨询”为切入点，核心是张衍通过古今对比，揭示了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富贵与福气脱节”的现象：古代的富贵基于稳固的“吉庆命理”，伴随长寿、荫子孙、厚家业的实质福气；而北宋当时的部分“贵人”，富贵源于带凶煞的“刑杀命理”，看似职位显赫，实则缺乏长久福气，罢官后便回归困顿。
既体现了张衍的命理核心观点，也从侧面反映了北宋官场的官职变动特点与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兼具术数见解与史料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