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我又被压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身体像是灌了铅，眼皮只能睁开一条缝，四肢却纹丝不动。
我知道这是所谓的“睡眠瘫痪”，学医的嘛，脑子里都有科学解释。
但是知道不等于不怕。
尤其是这次。
我清楚的看见床边上站着个人。
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身上灰白的工作服。
她身形佝偻着，像是常年弯着腰擦地，换垃圾袋的那种姿势。
她就那么站着，低头看我，手指在空气里一下一下地勾。
我不敢闭眼，也不敢呼吸。
三、二、一。
我拼命咬舌尖，血味漫开，然后猛地坐起，快速开灯。
床边空空的。
我已经在医院里工作了三年。
上的是急诊科的夜班，生离死别看多了，我以为自己早就麻木了。
可有些东西，不是见多了就能习惯的。
比如那天傍晚，我去老住院部送资料。
那栋楼是八十年代建的，据说以前是教学楼，后来改成了行政办公区。
楼道刷过无数遍漆，但还是透着一股阴冷。
我走楼梯上四楼，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回响。
拐角处，垃圾暂存点的塑料桶旁边蹲着一个清洁工阿姨。
她背对我，手在桶里翻着什么。我没在意，走过去。
塑料袋窸窣地响，她直起腰，转过身。
手里捧着一颗人头。
头发湿漉漉的，贴在灰白的脸上，眼睛半睁，嘴微张着，像是在睡梦中被割下。
清洁工阿姨双手托着人头，像托着一颗瓜，朝我递近一步，平静地问：
“姑娘，你认识她吗？”
我不记得自己怎么跑出去的。
只记得下楼梯时腿软得像踩棉花，扶着墙才没摔。
之后整整一周，我都绕开那栋楼走。
后来我打听过。
没人知道那个清洁工是谁。老住院部的保洁是外包的，来去频繁。
也有人说，那里以前是解剖教研室，早年确实有个女尸标本丢失过，后来不了了之。
这之后，噩梦开始频繁出现。
每一次被压，床边都站着人。有时近，有时远。有时是白大褂，有时是工服。她们不说话，只是站着，低头看我。
今天凌晨三点。
身体又动不了，我知道她在，就在床边。
我不敢转头，但是余光瞥见那双旧布鞋，鞋底上沾着干涸的污渍。
她没有看我。
她低头看着捧在一起的双手，手上空空的。
我听见她开口，声音很轻：
“我找了好久……”
她慢慢抬头，转向我。
窗外的路灯透进来，照在她脸上，眉眼清秀。
她看着我，很轻地问：
“你认识我吗？”
然后，她低头，把手中看不见的东西往我这边递了递。
像是递一颗瓜，又像是递给我一个丢失了很多年的问题。
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声音颤抖的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
她怔住了。
很久。
然后她笑了。
天快亮了。
窗帘缝里透进来一道白。
她还在那里，轮廓淡了许多，我继续躺着，心跳慢慢平了下来。
床边的旧布鞋还在。
她没走。
她侧着头，好像在听走廊里渐近的脚步声。
上班的人来了，电梯门开合着，推车的轮子轧过地砖，有人在喊“早”。
她安静地听着。
我忽然想，也许她只是迷路了。
在这栋楼里走了很多年，没人问过她从哪里来，要找谁。
而我，也只是问了她的名字。
窗外，天光大亮，她消失了。
她叫宋巧，这是我后来去档案室翻到的。
老住院部的地下室里堆着几十年的纸质档案，纸页脆得像酥饼，一碰就掉渣。
我在泛黄的职工登记表里找到了她。
九九一年入职，岗位是“解剖教研室标本管理员”。
那年她二十二岁。
表上贴着一寸黑白照，扎着低马尾，眉眼温顺，嘴角微微抿着，像是在努力对镜头笑。
登记表背面用圆珠笔草草写了几行字，笔迹潦草：
“宋巧，91.3.12入职，91.9.26夜班后未归。家属来问过。后事由教研室协助料理。”
九一年九月二十六号。
那是三十二年前。
后来，我没有再看见她，或者说，她不再来了。
有时候夜班结束，天还没亮透，我会绕一点路，从老住院部楼下经过。
三楼东边的那扇窗，窗帘永远拉着，偶尔，晨光里会映出一个佝偻的侧影。
侧影只是站着，朝着窗外看。
入冬的时候，院里通知老住院部要拆了。
腾退、搬迁、翻新。
楼道里堆满纸箱，工人们进进出出。
我路过时站了一会儿，一个搬家公司的小伙扛着铁皮柜出来，柜门没关严，滑出几张泛黄的纸。
我弯腰捡起来。
是手写的登记表。
“教学标本——上肢离断，编号032，状态：在库。”
“教学标本——头颅，编号044，状态：在库。”
……翻到最后一页。
“教学标本——编号052，名称：——”
没有名称。
编号后空白了一行，铅笔字迹淡得几乎看不清，被人用力划掉了。
划掉字迹的笔触很乱，像是想要隐藏什么。
纸页的边缘有一小块深褐色的渍迹，干了很久，摸上去粗糙，有着眼泪洇过又干透的触感。
我把那页纸折起来，放进口袋。
老住院部拆除那天，我没去。
夜里我值大夜班。凌晨两点，急诊送来一个车祸外伤，颅脑损伤，整个人像碎掉的瓷器。我们拼到天亮，还是没拼回来。
我站在洗手台前洗手，水龙头的水很凉，冲了很久，血水打着漩涡流下去。
抬头的时候，镜子里多了一个人。
她站在我侧后方。
她安静的等待着，像从前站在档案柜前，等着谁来领走资料一样。
我转过身。
水龙头还在流，哗哗的水声里，我听见自己开口：
“编号052，是你吗？”
她没有回答。
但是她的影子却晃了一下，像老电视里出现的雪花屏。
走廊里有人在喊我。
下一秒，她消失了。
过了一周，我去了殡仪馆。
车祸去世的那个病人，没有家属来认领。
我在登记簿上帮她填了名字，想了想，又在备注栏加了一句：
“编号052——标本已归还，请入土。”
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没多问。
开春的时候，老住院部原址围起了施工围挡，要盖新的内科大楼。
我偶尔值完夜班，会在围挡外头站一会儿。
有一天清晨，我站那儿喝咖啡，风把围挡的绿网吹起一角。
废墟里，水泥碎块和钢筋之间，长出一株不知名的细瘦野草，顶端上开了一小朵白花。
我蹲下来看了很久。
有人在我身后轻轻“嗯”了一声。
我回头，没有人。
我握紧了咖啡杯，喉头滚了滚，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下午交班的时候，我把职工登记表的复印件塞进档案袋。
封皮上写：宋巧，1991-2024。
想了想，在生卒年那一栏，只写了一个年份。
“1991”。
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