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初七，癸亥日。
距离那场玄武门下的血战，刚刚过去了三天。长安城在酷暑中渐渐平息，街巷间的窃窃私语取代了此前的金戈之声。被烟火熏黑的宫墙尚未来得及粉刷，青石板上的血渍虽已冲刷多遍，仍有暗褐色的纹路顽固地嵌在石缝之中，像极了这座宫城身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
而就是在这一天，一道诏书，将玄武门的事件画上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句号。
太极殿内，满朝文武分列两旁，气氛凝重而微妙。他们中的许多人，三天前还是太子李建成的党羽，或者齐王李元吉的故旧。如今他们站在这里，不知等待自己的是赦免还是清算。
殿门开启。
李世民走了进来。他已经脱去了三日前的战甲，换上了一身玄色朝服。衣冠齐整，步履从容，唯有那双眼睛，那双杀过无数人、也见过无数人被杀的眼睛里藏着一丝旁人无法读懂的东西。
那眼神深处，是亲手持弓射杀兄长之后，才会留下的东西。
大唐开国皇帝李渊坐在御榻上。
这个六十岁的开国皇帝，三日之间仿佛老了十岁。他的两个儿子死了，死在了他第三个儿子的手中；他的十个孙子——那死去的两个儿子留下的所有血脉，也被悉数处死。而他坐在这个龙椅上，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能做。
如今，他还要亲手将大唐的江山交给这个杀死自己兄弟的儿子。
“诏。”
侍臣展开黄绫。
大殿之中，鸦雀无声。
“储贰之重，式固宗祧。一有元良，以贞万国。天策上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蒲二州都督、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上柱国、秦王世民……可立为皇太子。”
声音在大殿的穹顶下回荡。每一个头衔都像一块砖石，垒砌着这位新太子的权力根基。天策上将，太尉，尚书令，十二卫大将军，这些身份，代表着军政大权，尽数在握。那道立储诏书念出的，早已不是储君的名分，而是一个事实：这江山，从此便是李世民的。
李世民上前，跪拜。
“臣世民，叩谢天恩。”
动作标准，声音平静。
没有多余的言语，没有多余的表情。臣世民——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两天前他还在称自己为“儿臣”？有没有想起六月初四那个清晨，他曾跪在这座大殿的同一块青石板上，伏在父亲的胸前，嚎啕痛哭，久久不止？
没有人知道。
史书上只写了冷冰冰的五个字：“立世民为皇太子。”
“然后闻奏，”立储诏书刚刚宣读完毕，第二道诏书紧接着颁下。只见侍臣展开另一卷黄绫，念道：
“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十四个字。
从这一刻起，大唐帝国所有的军政事务，不论大小，全部交由太子处理决定。太子先裁定，然后，只是“然后”，上报给皇帝知晓。
这不是立储，这是禅让的预演。
满朝文武听完这道诏书，齐齐沉默。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六月初四那天，当尉迟敬德提着马槊闯入海池画舫的时候，权力就已经转移了。这道诏书不过是把那个事实写在黄绫上，盖上玉玺，让它变得合法。从“我命令”到“我知晓”，当皇帝从发号施令的人变成被告知的人，权力已经悄然完成了交接。
李渊坐在御榻上，面无表情。或许他早已认清了现实，或许他认为这已是最好的结局。又或许，他只是太累了，累到不想再争。三个儿子，一个死在箭下，一个死在刀下。他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不想再失去第三个，哪怕这第三个，正是夺走那两个的人。
但见李世民接过诏书，面色如常。
没有推辞，没有惶恐，没有那些本该有的姿态。
他只是接过诏书，然后开始处理政务。
第一件事，便是大赦天下。
立储大典并非这日唯一的重头戏。大赦天下的诏令随即颁布，长安城各座城门前贴满了盖着朱红大印的告示。
“大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这道赦令，李世民在事变次日便已颁布。如今，它以皇太子令的形式重新确认，白纸黑字，盖上大印，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东宫旧部、齐府故吏，终于敢走出阴影，重新站在阳光之下。
同时颁布的还有一道赦令：僧尼、道士、女冠，恢复原有身份。武德年间那场引发哗然的沙汰僧道诏书，就此废止。
史书记载这一日，用了八个字：“赦天下。复僧尼道士女冠。”
短短八个字，容纳了多少人的命运。
这场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门之变，到此尘埃落定。然而关于它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四百五十八年后，一位名叫司马光的北宋史官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写到这里，停下了笔。
他想了很久，然后写下了一段流芳百世的评论：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
这是开篇第一句，也是最根本的一句。立嫡长子为太子，是礼法制度的正道，是数千年宗法社会的基石。李建成是嫡长子，于礼于法，都该是他。
但司马光没有停在这里。
“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然而高祖皇帝李渊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全都是太宗李世民的功劳。这句话如同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礼法表象，揭示事实本质，即是这江山，不是李渊一个人打下来的，甚至不是李建成参与打下来的。平薛举、剿刘武周、逼降王世充、灭掉窦建德、击溃刘黑闼，这些歼灭战，打下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是这个李家老二用战马和长槊，一寸一寸打下来的。
“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
“隐太子李建成”，注意这个“隐”字，这是李世民登基之后赐给兄长的谥号。司马光在评论中用这个称号，不置褒贬，却已然定调，即指一个庸劣的人，占据了大位，而真正有功的人屈居其下。这样的格局，所处地位必然产生猜忌，所拥有的权力必然相互倾轧，兄弟两人，势必不能共存。
不共存的必然性来自三重死结：庸劣的太子占据了功勋彪炳者之上的名分高地；猜嫌日积月累，早在事变之前便已深入骨髓；两股权力一旦势均力敌，结局便只有你死我活。这不是兄弟之间的私怨，而是整个权力结构造就的必然。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调和的死局。
然后，司马光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假如”。
“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即是说：假如当初高祖皇帝有周文王那样的英明，能看出哪个儿子才是真正能继承大业的人；假如，隐太子李建成有吴太伯那样的贤德，能像让位给弟弟季历一样主动让贤；假如，太宗有子臧那样的节操，能在本该属于自己的大位面前坚决推辞，那么，这场祸乱又从何而来呢？
文王、泰伯、子臧。三个上古圣贤的名字，被司马光拿来丈量了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的品格。而答案不言自明，李家父子都够不上先贤。
既然三人都达不到圣贤的标准，悲剧便是无可避免的了。
但司马光没有就此打住。在下一个段落中，他提出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辨析，便是关于李世民的初衷，以及这个初衷是如何被扭转的。
“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
太宗李世民起初的想法，是等太子他们先动手，然后自己再回应。如果按这个方案走，事变“非出本意”，至少不是自己主动挑起的——那么“犹为愈也”，还算说得过去，总比主动出击要好一些。
李世民确实犹豫过。当王晊深夜来告密，说出昆明池的暗杀计划时，他曾叹息说“骨肉相残，是古今最大的恶事”，说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再以正义讨伐。那时他或许真的想找到一个既能自保又不背负主动弑兄骂名的方案。
但接下来的事，史书写得明明白白。
“然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
然而，他被手下的部属们逼迫着，最终走到了在宫门之内，到了血流成河、对骨肉兄弟刀刃相加的地步。
被“群下”所迫，这里的“群下”，便是那些日夜劝他动手的人：长孙无忌说，不听敬德的话，事情必定失败；尉迟敬德说，大王若不用臣之言，臣便逃入荒野，不能留在这里束手被杀；张公谨把占卜的龟甲摔在地上，说事情已经没有疑虑，还卜什么。那些日夜劝他动手的人，那些秦王府中蓄养的八百勇士，那些已经披甲执兵、拉满了弓弦的部下，他们推着李世民，一步一步走向了玄武门。
太宗李世民确实是迫不得已。但那双手，毕竟是他的。那支箭，毕竟是他亲手射出去的。
然后，司马光给了最后一击：
“贻讥千古，惜哉！”（给后世留下了千载的讥讽，实在可惜啊）。
这一声叹息，跨越了四百多年的时空，沉重得像一块石头，砸在历史的湖面上，溅起无穷的涟漪。
然后，司马光写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
“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
开创基业、把江山传下去的君主，是子孙后代效法的榜样。你这个皇帝的所作所为，就是后来者引经据典的“成例”。
“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他们的皇位传承，中宗李显通过神龙政变复位，玄宗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肃宗李亨在灵武擅自即位架空父亲，代宗李豫被宦官李辅国拥立，哪一次不是通过政变上台？哪一次不是刀兵相见？难道他们不是以玄武门为先例，以此为依据和借口吗？
开了一个口子，后人便学会了照搬。榜样一旦确立，效仿便成了惯例。从贞观到天宝，从安史之乱到宦官专权，唐朝的每一次血腥更迭，都笼罩着六月初四那一天的影子。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之处。李世民或许认为自己是被逼无奈，或许相信贞观之治足以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他不会想到，他创立的这个先例，将会在他的子孙身上一次又一次重演，有唐一代，围绕那座玄武门的军事政变，先后发生了四次。
司马光的笔，停在最后一个字上。这位北宋的史官不知道，他的这段评论，也将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被反复引用、反复争论。认同者击节赞叹，认为他既维护了立嫡以长的礼法正道，又没有全盘否定李世民的功绩；批评者则觉得他过于迂腐，仍然拘泥于礼法名教，未能真正理解李世民被逼到墙角的绝望。
千秋功罪，从来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但司马光说出了最关键的一点：无论李世民的功绩多么辉煌，无论贞观之治多么伟大，玄武门这三个字——杀兄、逼父、屠侄——将永远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这，便是历史的审判。
在说会武德九年六月初七这一日，长安城的暮鼓敲响时，太极殿里的灯火仍未熄灭。
新的皇太子坐在案前，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奏章。六月初四之前，这些奏章是送到皇帝李渊面前的；六月初四之后，这些奏章送到了秦王府；从今天开始，它们送到了东宫，送到新太子李世民的手中。
李世民翻开第一封奏章，拿起朱笔。
这是玄武门之后，大唐翻开的崭新一页。这一页是通往贞观之路的起点，是一个辉煌时代的起点，也是司马光笔下那声“贻讥千古，惜哉”叹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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