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这辈子还会见到孙茂才。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年终绩效表，手机屏幕上跳出一个陌生号码。公司规定工作时间不接私人电话，但那天鬼使神差，我划开了。
“颖子，你孙叔……快不行了。”
我妈的声音像从水底浮上来，湿漉漉，沉甸甸。她说“孙叔”这两个字时，停顿了整整三拍。
窗外开始飘雪。我盯着那片雪花贴在玻璃上，化成水，往下淌，像谁没擦干的泪。
孙茂才，我妈的前夫。他们离婚那年我七岁，今年我三十七。
三十年。
我把绩效表保存，关电脑，跟领导请了三天假。领导问家里出啥事了，我说，一个长辈病了。他没再问。
开车回清水镇的路上，我想起很多年没走过这条路了。以前坑坑洼洼的砂石路，现在铺了柏油，两边种满银杏。冬天叶子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丫戳向灰白的天，像一排瘦骨嶙峋的手指。
到卫生院的时候，雪已经积了薄薄一层。
我妈站在住院部门口，没撑伞。她穿那件藏青色旧棉袄，领口磨得发白，头发比上个月我回家时又白了一圈。雪花落在她鬓边，分不清哪是雪，哪是霜。
“人在里面。”她说，没看我，“你……在门口等着。”
我没问等什么。三十年都等了，不差这一会儿。
走廊很长，日光灯管有一盏坏了，隔几秒闪一下，滋滋响。我妈推开尽头那间病房的门，门轴锈了，吱呀一声，像谁叹了口气。
我没跟进去。透过门缝，我看见病床上躺着个人，瘦得盖被都压不出形状。床头氧气机规律地嗡鸣，一下，一下，像濒死者的脉搏。
我妈走到床边，站定。
我看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不是手帕，不是纸巾，而是一枚旧发夹。黑色铁丝已经锈了，上面那朵塑料梅花却还红着，红得像三十年前那个黄昏她收拾行李时，从桌角捡起它，攥在手心，最终也没带走。
她把发夹放在床头柜上。
然后她抬起手。
那一巴掌脆生生响在安静的病房里，像新年的第一声炮竹。
护士站有人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
孙茂才睁开眼。他瘦得眼眶凹进去，像两口枯井，但那里面突然亮起了什么。他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后槽牙。
“翠芬，”他说，嗓子像砂纸打磨过，“你来了。”
我妈的手还悬在半空。她看着自己的手掌，像不认识它似的。
“你怎么才病？”她说，“你怎么不早点病？”
病房里只剩氧气机的嗡鸣。雪下大了，敲在窗玻璃上，啪嗒，啪嗒。
我转身靠在墙上，仰起头。
走廊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三十年前清水河边那块石头。七岁那年，孙茂才带我去钓鱼，他把我的鱼竿甩出去，鱼线在空中画了一道弧，落进水里，漾开一圈圈涟漪。那天我们一条鱼都没钓到，回家我妈问，鱼呢？他说，鱼啊，鱼去走亲戚了。
我妈瞪着他，嘴角却弯了。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久到我几乎以为是自己编造的记忆。
孙茂才不是我亲生父亲。
这件事我十六岁才知道。
那天放学回家，我妈正翻箱倒柜找我的独生子女证，说是学校要。抽屉拉得太猛，整个掉下来，里头的东西撒了一地。我帮她捡，捡到一张泛黄的纸，叠成巴掌大，边角磨毛了。
是离婚协议书。
我盯着男方签字那栏：孙茂才。三个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
“他……不是我爸？”
我妈没抬头。她把散落的证件拢到一起，拍拍灰，声音很平：“你爸在你三个月大的时候出车祸，没了。”
“那孙茂才——”
“他是我后来认识的。”她把那张纸从我手里抽走，撕成两半，叠起来，再撕，直到碎屑堆成一小撮，“本来想让他当你的爸爸。没当成。”
那天晚上我翻出家里的老相册。我三个月大的照片只有一张，黑白，边角有火烧过的痕迹。我妈抱着我，旁边站个陌生男人，高，瘦，看不清五官。照片被人用指甲掐过，掐在那个男人的脸上。
后来我问过很多人孙茂才是个什么样的人。
外婆说他是个“不务正业的货”。外婆原话是：“唱戏能当饭吃？台上扮皇帝，台下啃窝头。”
邻居周婶说他“命硬”。周婶原话是：“前头那个老婆，生娃时候大出血，一尸两命。后来跟你妈，没几年又离。你说，这不是命硬是啥？”
镇上修鞋的老陈说，孙茂才这个人啊——
老陈眯着眼想了想，用锥子敲了敲鞋底。
“他给我修过鞋。那天下雨，我摊子收得早，他蹲在屋檐底下等。我问他等谁，他说等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我说天都黑了，人家早走了。他说，不会，她答应来，就一定会来。”
老陈把锥子放下，叹了口气。
“后来你妈来了吗？”
“来了。拎着一饭盒饺子，还烫嘴。”
那是孙茂才和我妈离婚第三年。
我不知道他还在等。也不知道她真的来了。
但他们没复婚。为什么没复婚，没人告诉我。好像这件事成了清水镇的禁忌，连风都不肯传。
——
这次孙茂才病重，消息是周婶传给我妈的。
周婶在菜市场卖豆腐，孙茂才的邻居去她那儿买千张，顺嘴提了一句：“老孙这回怕是熬不过年了，屋里三天没亮灯了。”
我妈正在挑藕。听完了，把那根藕放下，篮子也没拿，转身就走。
周婶追出去喊：“翠芬，你藕忘啦！”
我妈没回头。
这些细节是周婶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她说：“你妈那个背影啊，像三十年前从老孙家搬出来那天。也是这么急，急得像屋里起了火。”
我挂掉电话，从清水镇的出租屋里往外看。路灯亮了，照着雪地上深深浅浅的脚印。有些往东，有些往西。
我妈和孙茂才这辈子，就是不断错过的脚印。
——
孙茂才年轻时是县越剧团的小生。
我妈第一次见他，是在清水镇的戏台上。那天下小雨，台下观众稀稀拉拉，几个老婆婆撑着伞坐在头排。我妈那年十九，跟着厂里姐妹来看热闹，挤在后头踮脚。
台上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演到“十八相送”。孙茂才扮梁山伯，一袭青衫，眉眼含情。他唱到“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鸟儿对打对”时，目光穿过雨幕，落在人群最后方。
我妈说，他看的是她。
“你确定？”我问。
“确定。”我妈低头择豆角，指甲掐断豆角尖，声音笃定，“因为旁边没别人。”
她从来没跟我讲过这些。那天可能是冬至，可能是窗外的雨声让她松懈了。她择着择着，忽然说：“他那双眼睛啊，像点过漆。”
“后来呢？”
“后来——”她把择好的豆角放进竹篮，“后来他托人来提亲。媒人说，孙茂才虽然是唱戏的，但人本分，没那些花头。你外婆问他有多少积蓄。媒人说，他攒了三年，够办六桌酒。”
“六桌也不算少。”
“是不算少。”我妈顿了顿，“但他把钱全拿去还债了。前头那个老婆看病借的钱。”
我愣住了。
“那你——”
“我嫁了。”她把竹篮端起来，往厨房走，背对着我，“我图他这个人。”
这是我妈这辈子说过最接近“爱”的话。
孙茂才病后第三天，会说话了。
他开口第一句是：“翠芬，那枚发夹你还没扔。”
我妈正拿棉签蘸水润他嘴唇。棉签停在半空。
“扔了。”她说，“早扔了。”
孙茂才看着床头柜。那枚发夹安静地躺着，梅花仍红。
“嗯。”他笑了一下，嘴角扯出一道细纹，“扔了也好。旧了。”
我站在病房门口，忽然明白什么叫“潜台词”。
他说“扔了也好”，意思是“三十年了你还留着，你是不是也”。
我妈没接话。她把棉签扔进垃圾桶，拧上矿泉水瓶盖。
“疼不疼？”她问。
“什么？”
“那天，你走的时候——”她没看他，“后来说你摔了一跤。”
孙茂才沉默了很久。
“不疼。”他说，“地上有雪，滑。”
他没说的是，他走的那天晚上，在我家门外站了整整四个小时。第二天邻居开门扫雪，看见门口有两串脚印，一串往东，一串往西。往西那串陷得很深，像站了很久。
这些我是后来听周婶说的。周婶又说，你妈那天晚上没开灯，在窗边坐了一夜。
——
离婚的原因，我到二十岁才问出口。
那年我考上省城大学，我妈送我去火车站。车快开了，她站在月台上，隔着车窗，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摇下车窗。
她说：“你孙叔年轻时候，有个儿子。”
风灌进车厢，把她的头发吹乱了。
“前头那个老婆生的。孩子三岁那年，他老婆难产没救过来。儿子跟着奶奶过，七岁掉河里没了。”
火车鸣笛。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他把孩子葬在清水河边。那之后，每天晚上都去那儿坐着，坐到天亮。”
“所以你们离婚……”
“不是因为这个。”她摇摇头，“我受得了他去河边。我受不了的，是他从来不在我面前哭。”
火车开了。月台往后退，她站在那里，越来越小，像一粒被风吹远的沙。
那年寒假我没回清水镇。我跟同学去哈尔滨看冰灯，零下三十度，睫毛结了霜。晚上躺在旅馆床上，手机信号断断续续，翻来覆去看我妈发来的短信：“哈尔滨冷，多穿。”
我没回。
我那时年轻，以为有些话永远来得及说。
——
孙茂才住院第九天，能坐起来了。
那天下午他精神特别好，非要吃周婶豆腐摊上的热豆花。我妈说大冬天吃那个干啥，他说嘴里没味，想吃咸的。我妈站了十秒，拿起保温桶出了门。
病房里只剩我和他。
这是他住院以来我们第一次独处。我坐在陪护椅上，削一个苹果。刀片一圈圈转，果皮垂下来，没断。
“颖子。”他忽然叫我。
我抬头。
“你小时候，最怕打雷。”他靠着枕头，眼睛望向窗外，“有一回半夜下暴雨，你妈上夜班，你一个人在家。雷声一响，你光着脚跑到我家门口。”
我停下削苹果。
“那天我正好没睡着。开门一看，你蹲在墙角，抱着膝盖，浑身淋透了。我问你咋不敲门，你说——”
他笑了一下。
“你说，怕打扰孙叔休息。”
苹果皮断了，落在地上，卷成小小一圈。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烧了姜汤，你喝完在我家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你妈来接你，你还不肯走。”
我不记得这件事。
三十二年了。我三十二年前那个雨夜蹲在他家门口，怕打扰他休息，连门都不敢敲。而他听见雷声就醒了，像知道我会来。
“孙叔。”
“嗯？”
“你后悔吗？”
他转过头看我。那双眼睛已经浑浊了，白内障让瞳孔蒙上一层灰白，但看人的时候还是那样——像点过漆。
“后悔什么？”
“娶我妈。后来……又离婚。”
他没立刻回答。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夕阳从云缝里漏下来，把他的侧脸镀成淡金色。
“颖子，”他说，“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那天在戏台上，一眼看见你妈。”
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后悔的是后来。她嫁给我，一天好日子没过。我挣不着钱，还老往河边跑。她从不埋怨，可我知道她心里苦。”
“那你们为什么不复婚？”
他沉默了。
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你妈那个人，”他说，“太硬。像河边的青石，看着圆了，里头还是棱角。她说离了就是离了，覆水难收。我不忍心让她低头。”
他说这话的时候，门口传来一声轻响。
我妈站在那儿。保温桶抱在怀里，盖子没盖严，热气一丝丝往上飘。
她不知道站了多久。
——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卫生院暖气烧得太足，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钻进来，带着雪后特有的清冽。
走廊里偶尔有护士经过，脚步声很轻。
我想起孙茂才说的“太硬”。我妈确实是这种人。我小时候学骑车摔破膝盖，她看了一眼说“自己爬起来”，转身进屋。我以为她不心疼。后来外婆告诉我，她在屋里从窗户往外看，看了整整一个下午。
离婚后有人给她介绍对象，条件都不错，有厂长，有医生，有丧偶的中学老师。她见了一面就没下文了。我问她为啥，她说，人家说话太大声，吵。
后来我懂了。
她不是嫌人家吵。
她是嫌人家不是孙茂才。
——
孙茂才这辈子只会唱戏。
离婚后他没再登过台。县越剧团解散那年，他把戏服卖了，换了辆三轮车，在镇上拉货。从车站到老街，一趟三毛钱。
我妈从别人那儿听说，当天晚上蒸了一锅馒头，第二天早上用笼布包着，放在他三轮车斗里。没留字条。
周婶说，你妈这人，一辈子不会好好说话。
但孙茂才听懂了。
那锅馒头他吃到最后一个，发了霉也没舍得扔。后来邻居趁他不注意扔了，他回来还到处找。
这些事我都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
我有时想，他们这三十年，就像两棵种得太近的树。地面上各自生长，枝叶谁也不碰谁；地底下，根早已缠得分不开。
——
孙茂才病后第十九天，除夕。
我妈回家煮了年夜饭，用保温箱拎到医院。清炖老母鸡，红烧肉，炒青菜，还有一饭盒饺子——酸菜猪肉馅，孙茂才年轻时最爱吃的。
她把病床小桌板支起来，一样一样摆好。
孙茂才看着那盘饺子，没动筷子。
“怎么了？”我妈问，“馅淡了？”
他摇摇头。
“翠芬，三十年前你问我，愿不愿意改行。”
我妈的筷子停在半空。
“你说唱戏吃不饱饭，让我去绸布庄学做生意。我说等我唱完这出《梁祝》，就去找掌柜说。”
他顿了顿。
“后来没去成。因为那出戏唱完，你娘家来人传话，说你妈病了，你连夜回了乡下。”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砰，砰，砰。彩色的光映在玻璃上，一瞬即逝。
“我等了你七天。你回来那天，绸布庄掌柜说，学徒已经招满了。”
我妈把饺子夹进他碗里。
“所以你怨我？”
“不怨。”他拿起筷子，“怨我自己。”
他咬了一口饺子，慢慢嚼着。
“好吃。”他说，“跟三十年前一个味。”
我妈低头收拾保温箱，没抬头。
烟花还在放。她的影子被窗外的光照在墙上，一明一暗。
——
正月初五，孙茂才能下床走几步了。
那天下午他非要我妈扶他去河边。医生说风大，别折腾。他说就看看，看一眼就回。
清水河离卫生院三里地。他们走了快一小时。
正是开河的时候，冰面裂开一道道细纹，底下水声隐约。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还在，比三十年前粗了一圈，枯枝上挂着去年的干豆角。
孙茂才在树下站了很久。
“就这儿。”他说，“头年他奶奶带他来摸田螺，踩滑了。”
他没说名字。那个七岁落水的儿子。
我妈站在他身后，没说话。
风把河面上的碎冰吹得哗啦啦响。几只野鸭从芦苇丛里飞起来，往南去了。
“翠芬。”
“嗯。”
“我死后，把我跟他埋一块儿。行不行？”
我妈没答。
风更大了，把她花白的头发吹乱。
“你活了七十三，还没活够？”她说。
孙茂才笑了一下。
“活够了。”他望着河面，“就是没跟你活够。”
那天晚上他发起了高烧。
——
孙茂才昏迷了三天。
医生说，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我妈嗯了一声，坐在病床边，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擦干净。
我站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看她。
她忽然开口说话，对着那个昏迷的人。
“你那个儿子，我见过。”
孙茂才的手指动了一下。
“结婚头一年，清明节。你自己半夜去了河边，以为我不知道。我跟在后头，远远看着你在他坟前坐了整宿。”
她把他另一只手也擦干净，涂上护手霜。
“那孩子叫孙建国，对不对？你给他刻的木头枪，就压在坟头砖底下。我都看见了。”
她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掖好被角。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我也不问。我想，你哪天愿意讲了，自然会讲。”
“后来你就再没讲。一年，两年，十年。讲到离婚那晚，你还是没讲。”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
“其实我不在乎你夜里去河边。我在乎的是，你心里头有个地方，从来不让我进。”
氧气机的嗡鸣填满沉默。
“茂才。”
她叫了他的名字。
三十年了。我头一回听见她叫他的名字，不是“哎”，不是“老孙”，不是背着他时说的“那个人”。
是“茂才”。
“你醒过来。”她说，“你醒过来，我带你去河边，你想坐多久坐多久。”
孙茂才没醒。
但他眼角沁出一滴泪，沿着太阳穴的皱纹，慢慢滑进花白的鬓发里。
——
正月初九，孙茂才回光返照。
他早上忽然坐起来，说饿了，想吃周婶摊上的热豆花，还要加两勺辣油。我妈说你这胃哪能吃辣，他嘿嘿一笑，那加半勺。
我妈出门去买。他把我叫到床边。
“抽屉里有个铁盒。”他说，“你帮我拿来。”
我拉开床头柜。铁盒是旧的，饼干桶，印着八十年代的牡丹花。
“打开。”
我撬开盖子。里面有一张存折，一张黑白照片，一封信。
存折是新的，开户日期三个月前。余额八万七千四。
“这是给你妈的。”他说，“我攒了这些年。原先有三万，前年你姥姥住院，我托人捎去两万，剩这些。”
我攥着存折，指甲掐进掌心。
“她不知道。你别说漏了。”
他把那张照片翻出来。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旁边站着个高瘦男人——我见过，在我三个月大的黑白相册里，那男人脸上被人用指甲掐过。
“这是你爸。”他指着照片上的男人，“你亲爸。他是电工，给剧团修线路时认识的。那年你妈怀着你，你爸去邻县架线，电线杆倒了……”
他没说下去。
“这张照片是我从你妈那儿要来的。她原先有，后来撕了。我说别撕，给我留着。”
他把照片递给我。
“颖子，你亲爸是个好人。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他看着我，那层白内障好像变淡了，眼睛又黑又亮。
“我要说的是，你妈这辈子不容易。年轻时候守寡，嫁我又没过上安生日子。她硬气了一辈子，从来不肯求人。”
“以后她老了，你多顺着她。她说什么难听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嘴上不饶人，心里比谁都软。”
他顿了顿。
“还有，你别说她像青石。她不爱听。”
我低头，眼泪砸在手背上。
——
我妈回来的时候，孙茂才刚把那碗豆花吃完。
他靠在床头，精神出奇地好，还问周婶的豆腐摊搬哪儿去了。我妈说，老街改造，她挪到农贸市场西门了。
“哦。”他点点头，“西门好，客流量大。”
那天下午他们说了很多话。
说起那年戏台下的雨，说起绸布庄没招上的学徒，说起我小时候光脚跑到他家门口，说起清水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
太阳渐渐西斜，把病房照成蜂蜜色。
孙茂才说：“翠芬，你把窗子开大些。”
我妈推开窗。早春的风灌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
“外头是什么在叫？”他问。
“麻雀。”我妈说，“还有喜鹊。”
他眯着眼睛听了一会儿。
“像那年咱们去杭州，灵隐寺后头那片竹林，也是这种鸟叫。”
我妈没说话。
“翠芬。”
“嗯。”
“你把头低下来。”
她弯下腰。
他抬起手，很慢很慢，像抬起三十年的重量。手指碰到她鬓边白发，停住了。
“你还是年轻时候好看。”他说。
然后他的手落下去，落在雪白的被子上。
窗外，喜鹊叫了最后一声，扑棱棱飞远了。
——
孙茂才死于正月十一，凌晨三点四十二分。
我妈没哭。她帮他合上眼睛，把被子拉平，去护士站要了一盆热水，给他擦脸，刮胡子，换上那件藏青色中山装。
领口磨白了。那是他最好的一件衣服，每年过年才穿。
她做完这一切，在床边坐了很久。
天亮的时候，她站起来，腿麻了，趔趄一下。我扶住她。
“妈。”
她没应。
她拿起床头柜上那枚旧发夹，慢慢别在自己鬓边。三十年，铁锈已经渗进塑料梅花的花心，那点红却还在。
她走到窗边，推开窗。
早春的风呼地灌进来，把她花白的头发吹乱。那朵锈红色的梅花在风里轻轻颤动，像要飞走，又像终于落下。
“颖子。”她说。
“嗯。”
“你孙叔这辈子，没出过清水镇。”
她望着窗外。农贸市场的方向，隐约传来早点摊的叫卖声。
“我想带他去杭州。去灵隐寺后头那片竹林，听听那个鸟叫。”
她把窗关上。
“算了。”她说，“太远了。他认床。”
——
孙茂才的葬礼很简单。
来了十几个人，都是镇上老邻居。周婶送了花圈，修鞋老陈在门口抽了根烟，没进去。
骨灰盒是柳木的，我妈挑的。她说他生前喜欢柳树，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是他年轻时亲手栽的。
下葬那天是正月十五。
雪早就化了，地还冻着。墓地管理员说，开春再挖穴行不行，现在土硬。我妈说，不行。
她用铁锹一铲一铲挖。我们谁都没拦。
土确实硬。她挖了一个多小时，掌心磨出水泡。水泡破了，血渗进木柄。
骨灰盒放下去的时候，她忽然说：
“茂才，你往边上挪挪，给建国腾点地方。”
我低头看墓碑。那上面已经刻了两行字——
先考孙公讳建国之墓
先考孙公讳茂才之墓
父子并穴，隔土相依。
她把另一包骨灰放下去，是孙建国的遗骸。三十二年前葬在河边，前天晚上起出来，骨殖已经泛黄，一小捧，轻得像一把枯叶。
两盒骨灰并排放着，父亲在左，儿子在右。
我妈把土一捧捧填回去。
“行了，”她说，“往后不用半夜跑河边了。”
她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那天没有夕阳。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蓝布。
——
回县城的班车下午四点发车。
我妈说她不走了，要在镇上住几天，把老屋收拾收拾。老屋是孙茂才留下的，砖房三间，院子有棵石榴树。三十年没人住，墙皮剥落，门环锈了。
周婶给了她一把新锁。
“以后逢年过节回来住几天。”周婶说，“镇上空气好。”
我妈点点头。
班车发动的时候，我隔着车窗往后望。她站在站牌下，穿那件藏青色棉袄，头发比一个月前又白了些。风把她鬓边的碎发吹起来，露出那枚旧发夹。
梅花还是红的。
她没看我。
她望着镇子西边。那是清水河的方向。
车开远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淡，最后化进灰蒙蒙的天色里。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三十年前那个雨夜，七岁的我蹲在孙茂才家门口，浑身淋透，不敢敲门。
三十二年后，我终于知道那天他为什么没睡着。
他在等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
她答应来，就一定会来。
——
回公司上班第三天，我收到了一个快递。
清水镇的邮戳，寄件人那栏写着：翠芬。
我拆开。里面是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
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格子纸，边缘毛糙。我妈的字迹一笔一划，像小学生。
“颖子：
你孙叔留下的存折，我去银行查了。八万七千四，是他这些年拉三轮攒的。我没动，给你留着。将来你结婚，添置家具。
还有一件事。
那年你问，孙茂才是不是你爸。我说不是。你没问完的话，妈知道是什么——既然不是，为什么你姓孙？
你爸姓孙，你亲爸。你三个月大时没了，那年妈二十三。
后来遇到孙茂才，他也姓孙。媒人说，这孩子跟孙家有缘。你孙叔说，那还改什么姓，就叫孙颖，挺好。
所以你这辈子，从头到尾都姓孙。
两个姓孙的男人，一个给了你命，一个给了你家。
妈这辈子不欠谁的。唯独欠你孙叔一句软话。
三十年，总想着等哪天心平气和了，坐下来跟他好好说。等来等去，等成今天。
颖子，人这一生，有些话不说，就再没机会了。
你别学妈。
翠芬
正月十八”
信纸右下角有一小块水渍，干了，皱巴巴的。
我把它按在胸口，很久很久。
窗外的玉兰花开了，一树一树的白。
——
今年清明我回了清水镇。
老屋收拾出来了，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发了新芽。我妈在灶房煮青团，蒸笼里白汽袅袅地往上飘。
我把买来的纸钱分成两摞，一摞写着孙建国，一摞写着孙茂才。
“你孙叔不抽烟，”我妈掀开锅盖，用筷子戳青团，“别烧纸烟，他不爱闻。”
我把香烟从祭品里拿出来。
“烧点啥？”
她想了想。
“烧张戏票。”
我愣了一下。然后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画了一张票。
时间：1991年5月12日。
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
票价：三毛。
我把它叠成小小的方块，放进那摞纸钱最上面。
清水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已经绿了。新抽的枝条垂到水面，风一吹，蘸起细细的涟漪。
我把纸钱点燃。
火苗舔着纸边，先是戏票，然后是存单、元宝、金箔。灰烬飞起来，盘旋上升，有几片落在柳树枝头。
“妈。”我说。
“嗯。”
“那年孙叔在戏台上，真的是第一眼就看见你了吗？”
她把青团放进竹篮，盖上蓝布。
“他说是。”
“你觉得呢？”
她没回答。
风把一缕碎发吹到她脸侧。她抬手别到耳后，指间擦过鬓边那枚旧发夹。
梅花还是红的。
“走吧，”她拎起竹篮，“青团凉了。”
我跟在她身后，沿着河边往镇子走。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瘦。
可她的背挺得直直的，一步，一步，走得稳当。
三十年了。
她终于活成不需要等人来的那个人。
——
晚上我睡在老屋东厢房。
床是孙茂才年轻时打的，柳木，刷了清漆。翻身时咯吱响，像一句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窗外起了风。石榴树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摇摇晃晃。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妈说过的一句话。
那天她择豆角，择着择着，忽然说：“他走那天晚上，我坐在窗边，看着天亮起来。”
我问她，那你在想什么？
她说：“我在想，他怎么还不敲门。”
我闭上眼睛。
三十年前那个雪夜，两串脚印，一串往东，一串往西。
往东那串是我妈。往西那串是孙茂才。
他们都以为对方不会回头。
他们都在等。
等到今天。
——
后记。
孙茂才去世三个月后，我妈把他三轮车斗里那床旧棉被拆洗了。
被里已经磨出洞，棉絮结成一团一团。她坐在石榴树下，一点一点把棉絮扯松，重新絮平。
周婶路过，隔着矮墙问：“翠芬，拆被子呐？”
“嗯。”
“这被面颜色倒好看，水红水红的，不像是老孙的物件。”
我妈低头，针尖穿过被里，拉出长长的线。
“是我的。”她说，“结婚头一年做的，后来让他带去拉货垫着。”
周婶没再问。
石榴花开了，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落在水红的被面上。
她把最后一针缝完，把被子叠好，放进柜子最底层。
柜子里还有一样东西。
那枚发夹。
她把它拿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很久。
铁锈又深了些。塑料梅花的边缘有了裂纹。
她把它重新别在鬓边。
镜子里的女人老了，头发白了，眼睛却还是十九岁那年在戏台下看梁山伯的样子。
窗外忽然传来一声——
“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鸟儿对打对……”
收音机。隔壁周婶家。越剧频道。
她站在镜子前，听完那一句。
然后转身，轻轻带上门。
镇上的人都说，翠芬这老太太，硬了一辈子。
可那天傍晚，有人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清水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下。
从夕阳西斜，一直坐到月亮升起来。
没有人知道她在等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她坐的位置，正是三十年前，孙茂才每晚坐着看河的地方。
河水还是那年那么流。
哗啦，哗啦，哗啦。
像在叫一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