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塞罗那到孟买，直线距离七千二百公里。
林梓明在收到莎克蒂那条短信后的第七分钟就做了决定。
他没有回复，没有打电话，甚至没有犹豫。
他把那块曼彻格奶酪的最后一口咽下去，在海鲜市场门口站了三个呼吸的时间，然后转身走向格拉西亚大道，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El prat机场，t1。”
出租车司机看了一眼这个中国人的表情，没有废话，踩下了油门。
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给德尔加多发了一条语音：“事情办妥了。加维和波拉会在巴萨待五年，主力，每赛季至少三十场。你在诺坎普门口站着的那七十二小时没有白费。现在回家，洗澡，睡觉，明天开始做一个普通的球迷——或者继续站着，随便你。”
德尔加多的回复只有两个词，葡萄牙语的：“obrigado, irm?o.”谢谢，兄弟。
第二件，给皮克发了一条消息：“拉波尔塔的税务调查是我安排的，不是El padre。你欠我一个人情。等我从印度回来，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跟Kosmos没有关系，跟巴萨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再说。”
皮克的回复来得很快，只有一个emoji：。
第三件，给丽莎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四声，丽莎接了。
“印度账户解冻了？”
“解了。钱已经转到了我们在新加坡的次级账户，分批走的，每笔不超过五十万欧，看起来像正常的贸易付款。你需要多少？”
“这笔资金现在暂时不需要，球队的问题用另外一种办法解决了。我要回孟买，你来接机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她只说了一句：“我在孟买机场等你。一辆白色丰田，车牌号mh-02-Ab-8741。钥匙在右前轮的挡泥板里。后备箱里有你需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你在巴塞罗那拆了一把枪。我觉得你可能在孟买需要一把新的。”
林梓明挂掉电话，靠在出租车后座上，看着车窗外的巴塞罗那在暮色中向后流去。
加泰罗尼亚广场的灯光、兰布拉大道的梧桐树、哥伦布塔上那个永远指着大海方向的雕像——这一切在十五分钟前还是他的整个世界，现在已经被压缩成了一面越来越小的后视镜。
飞机在凌晨两点十分起飞。
林梓明选了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把外套叠成枕头，闭上眼睛。
他没有睡。
他在想莎克蒂。
第一，她比所有人都要聪明。
第二，她比所有人以为的都要勇敢。
林梓明见过她在新加坡的一个谈判桌上，面对三个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用四十分钟就把对方的估值砍掉了百分之十七。
她没有拍桌子，没有提高音量，没有使用任何谈判技巧。
她只是不停地问问题，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掉对方的假设、数据和逻辑漏洞，直到那三个穿着定制西装的男人开始出汗，开始交换眼神，开始用一个又一个“我们回去确认一下”来争取时间。
最后她赢了。
赢得很安静，安静到对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输的。
这样的人，不会在半夜发一条“我们的公司遇到麻烦了”的消息，除非那个麻烦已经大到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挡不住了。
飞机在迪拜经停了一个小时。
林梓明在候机厅买了一杯阿拉伯咖啡，很浓，很甜，带着豆蔻的味道。
他端着咖啡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停机坪上那些在凌晨的灯光里反着光的飞机，拿出手机，再次读了莎克蒂那条短信。
“老板，我现在已经在飞往孟买的飞机上，我们的公司遇到麻烦了，有人要零元购我们的房地产。”
“零元购”。
这个词在美国的新闻里见过，在巴西的贫民窟里见过，在南非的郊区见过。
但在印度，在孟买，在他和丽莎、莎克蒂一起投了三千七百万欧元的那片土地上——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不意味着打砸抢。
它意味着有人在背后组织。
它意味着地方政客、黑帮、警察、贫民窟的“领袖”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先派人去占领一块土地，搭起棚子，住进去，制造一个“既成事实”。
然后地产商的工地上就会开始出现“意外”——电缆被剪断，设备被偷走，工人被打伤。
警察来了，看看，说这是民事纠纷，建议你们去法院解决。
法院的案子排期是十二年。
与此同时，占领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棚子从十个变成一百个，从一百个变成五百个。
等开发商终于拿到法院的命令，那些“居民”已经被某些政客登记成了“合法选民”，而驱逐他们会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最后，开发商只能选择“和解”——付一笔钱，买回自己的土地。
而这笔钱的一半以上，会通过各种渠道，流进那些政客、警察和黑帮的口袋里。
这就是印度版本的“零元购”。
不是抢商店，是抢土地。
而孟买的土地，是这个星球上最贵的东西之一。
林梓明把咖啡杯放在窗台上，用手指在凝结了一层薄雾的玻璃上画了一条线。
从巴塞罗那到孟买，七千二百公里。
从新加坡到孟买，四千公里。
从迪拜到孟买，两千二百公里。
他现在在迪拜。
莎克蒂从新加坡飞，大概比他早三个小时到。
他还有一个半球的飞行时间可以用来想清楚一件事：
是谁在对他们的房地产下手，以及——在巴塞罗那的那个老人是放手了，但那些顺着老人的权力网络往下流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已经渗透到了印度？
他擦掉那条线，拿起咖啡杯，走向登机口。
孟买的早晨来得很突然。
飞机从阿拉伯海的方向转向东，穿过一层褐色的雾霾，然后整个城市就像一幅被揉皱的地图一样铺在了舷窗下面。
林梓明看到了阿拉伯海的浪尖在晨光里闪着碎银一样的光，看到了海边那些价值上亿美元的公寓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挤在一起，看到了更远处密密麻麻的、从空中看像一片灰色苔藓的贫民窟。
七千二百公里，从诺坎普的晚风到孟买的晨雾，两个世界之间只隔了一夜。
飞机在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降落。
林梓明没有托运行李，护照上的印度签证是丽莎三个月前帮他办好的，有效期五年，多次往返。
他穿过海关，穿过那些举着牌子接机的人群，穿过那些用印地语和英语喊着“先生，出租车”的司机，走出到达大厅。
外面的空气又热又湿，像一块浸了热水的毛巾贴在脸上。
一辆白色的丰田停在临时停车区的第四个车位上，车牌号mh-02-Ab-8741。
林梓明走过去，蹲下来，右手伸进右前轮的挡泥板。
指尖碰到了一个用黑色电工胶带缠着的钥匙。
他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没有急着发动。
他先打开手套箱。
里面有一部诺基亚直板机——那种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充一次电能用一个星期的、没有任何GpS功能的、不会在任何服务器上留下任何痕迹的电话。
上面有一条未读消息，发送时间显示为今早五点十一分，就在他降落前四十分钟。
“班德拉区，圣约翰教堂旁边的停车场。二层。红色摩托车。我等你。”
是莎克蒂发的。
林梓明把诺基亚装进口袋，发动了丰田。
车子驶出停车场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后视镜。
后备箱里有一个黑色的运动包，拉链没有完全拉上，露出一角看不出材质的深灰色织物。
他没有打开看。
不是不好奇，是不需要。
丽莎说“后备箱里有你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有。
她从来不在这类事情上出错。
孟买的早高峰从六点半开始，到十一点结束，中间没有低谷。
林梓明开着那辆白色丰田，在川流不息的的车流里穿行。
七公里的路，他开了四十分钟。
不是因为堵车——他花了前二十分钟熟悉这座城市的交通逻辑，然后花了后二十分钟利用这个逻辑。
孟买交通的逻辑很简单：
没有规则就是规则。
车道线是装饰品，后视镜是用来看自己的，鸣笛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别撞我”。
在这个系统里，犹豫是最大的敌人。
只要你果断，只要你让你的意图在零点五秒之内被所有人感知到，那些公交车、卡车、三轮摩的、行人、牛和狗就会自动为你让出空间。
林梓明在第二十一分钟的时候开始享受这件事。
班德拉区是孟买南部的老城区，窄巷子、旧洋房、爬满藤蔓的围墙，和一个被榕树的气根包裹了半个世纪的圣约翰教堂。
教堂旁边的停车场是一个老旧的混凝土建筑，外墙被雨水和尾气熏成了一种介于灰色和黑色之间的颜色，像一块巨大的、被烧焦的海绵。
他把车停在一层，走楼梯上到二层。
二层很空旷，只有几辆落满灰的车子，像是很多年没有动过。
在靠海的那一侧，一根混凝土柱子旁边，停着一辆红色的Royal Enfield摩托车，经典的子弹头350，铬合金的排气管在晨光里反着光。
莎克蒂坐在摩托车座上。
她脚边放着一个棕色的帆布背包，肩带上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不是西班牙体育协会联合会那种，是一枚银色的、蚀刻着某个印度教神只的护身符。
她看起来很平静，但那双黑眼睛里那种过于聚焦的光芒意味不是恐惧，是愤怒。是被控制住的、被折叠起来的、还没有找到出口的愤怒。
“你比我想的快了两个小时，”她说，从摩托车上跳下来。
“飞机飞得比我预期的快。什么情况？”
莎克蒂从口袋里拿出一部平板，解锁，翻出一张卫星地图。地图上是一片沿着海岸线的狭长地块，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等高线、蓝色的边界线和密密麻麻的标注。
“这块地，”
她用食指点着地图中央的一个区域。
“一共十七英亩，在沃里海滨沿线。我们去年十二月通过一个本地合资公司拿下的，价格是每英亩十一亿卢比，总额一百八十七亿卢比，约合两亿欧元。我们投了三千七百万，占百分之十八点五。剩下的资金来自三个本地合作伙伴和一个中东基金。”
“这块地我们已经完成了清表、围挡和地质勘探。上个月刚拿到所有建设许可，计划下个月开始打桩。然后——”
她放大了地图，切换到一张现场照片。照片上是一排排用蓝色防水布搭成的棚子，沿着地块的南侧边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列被刻意布置的、用来封锁整个工地的棋子。
“上周二晚上，一夜之间，三百个棚子冒了出来。我们的保安队长说是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搭起来的，完全没有动静。不是零星的几个流浪汉，是精准的、有组织的、像军事行动一样精确的占领。三百个棚子，每个里面住了至少五个人，全部是来自比哈尔邦的农民工。”
“他们怎么进去的？围挡呢？”
“围挡被剪了。三个地方的围挡同时被剪断，专业工具，切口整齐，不是用老虎钳随便剪的。我们的监控摄像头在那三个小时里全部离线——没有拍到任何东西，因为信号干扰器。”
“警察呢？”
莎克蒂把平板放在摩托车座上，双手抱在胸前，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警察来了，看了，说这是‘土地纠纷’，建议我们去民事法庭解决。
我告诉他们，这是刑事入侵——有人剪断围挡，破坏监控，组织几百人非法占领私人财产。
他们说，‘女士，印度法律里的刑事入侵需要有‘暴力’的成分，这些人只是住在那里，没有打人，没有砸东西，没有放火，所以不构成刑事犯罪。’然后他们给我开了一张‘报案回执’，就走了。
那个回执上的案件编号，到现在都查不到任何进展。”
林梓明沉默了几秒，看着那张卫星地图，看着那些像蓝色霉菌一样沿着海岸线蔓延的棚子。
“谁在背后？”
莎克蒂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一个叫拉杰·帕蒂尔的人。本地报纸管他叫‘沃里的国王’。他是这个区的议员，也是‘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民工福利协会’的主席，还是三家建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的操作模式是这样的：
先派人占领正在开发的土地，然后以‘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名义和开发商谈判。
谈判的内容永远是一样的——他给你一个‘和解方案’，你把土地转让给他控制的公司，他付你一笔钱，金额不到市场价的一半。
你拒绝，他就继续派人进来，让占领变成既成事实。
你起诉，他的律师能把案子拖五年。你试图强制驱逐，他的媒体朋友会在头版写‘开发商暴力驱逐农民工’，他的警察朋友会以‘非法暴力’的名义逮捕你的员工。”
“他这么做过多少次？”
“公开报道里能查到的，至少十五次。每一次的结局都一样：开发商卖掉土地，亏本退出，拉杰·帕蒂尔或者他的关联公司在六个月后把土地卖给另一个开发商，价格是原来的两到三倍。差价就是他的利润。”
“没有人告他？”
“有人告了。一个叫阿南特·夏尔马的开发商告了他三年，花了两千万卢比的律师费，最后在法院门口被人打了七枪，现在坐在轮椅上。那个案子到现在还在审。”
林梓明把目光从卫星地图上收回来，看着莎克蒂。
“我们为什么要出头？我们只占18.5 ％的股份，这里的事可以让本地的律师和项目经理去处理。”
莎克蒂看着他的眼睛，没有说话。
她拿起那个帆布背包，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部手机。
但不是普通的手机。
手机的屏幕碎了，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有一条长长的裂痕，像一个被闪电劈开的湖面。
手机的背面有一个弹孔——一个圆形的、边缘微微焦黑的洞，刚好在手机品牌标志的正中央。
“这是项目经理的手机，”
莎克蒂说，声音依然很平静，但她的手指在发抖，只有一点点，只有离她足够近的人才能看到。
“他前天晚上在工地对面的小饭馆吃饭，有两个人骑着摩托车经过，开了两枪。第一枪打中了这部手机——他当时正把手机举在耳边打电话。第二枪打中了他的肩膀。他现在在私立医院，子弹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但右臂的神经受损，医生说可能再也无法握笔。”
她把手机递到林梓明面前。
“他叫维克拉姆。三十二岁。有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妻子。”
林梓明接过那部手机，翻过来，看着背面的弹孔。
子弹的口径不大，应该是点二二或者点三二，穿透力不强但便于隐藏。
近距离射击，骑摩托车，两枪，打完就走。这不是恐吓，这是警告。
第一枪打在手机上，是“我可以在你接电话的时候杀了你”。
第二枪打在肩膀上，是“我没有杀你，但下次就不一定了”。
他把手机还给莎克蒂。
“你跟我说‘我们的公司遇到麻烦了’，是怕在短信里说太多？”
“是。丽莎在新加坡的办公室也被人盯上了。她上周发现有人在查他们家族办公室的股权结构，不是散户级别的调查，是专业的。
有四个不同的Ip地址在三天内访问了我们在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的档案页面，全部经过了多层代理，但其中一个在做跳转的时候没有覆盖dNS查询——我追到了源头，是孟买的一个地址。属于拉杰·帕蒂尔的私人办公室。”
“另外两个股东什么态度？”
“他们决定退出，给了两个方案：
一是打六折把股份转让给我们。
一是打五折把股份转让给拉杰·帕蒂尔。
明天要答复。”
“拉杰·帕蒂尔打算几折收购我们的股份？”
“ 0元！”
“不用等明天，召集两个股东，马上现金五点五折收购他们的股份！”
“拉杰·帕蒂尔新德里高层里有人，首富都不敢和他正面交锋，我们这样做可能整个公司都会被他搞垮的……”
“江湖事，江湖了，我们有的是办法！”
“好的！老姐相信你，大不了我派湿婆神灵灭了他！他妈的，拼了！”
莎克蒂一通电话打下来，半个小时后把一个手机合同递给林梓明看。
“签字！”
林梓明斩钉截铁的说。
莎克蒂在手机上签了名字。
林梓明给丽莎发了两个账号，叫他分别打款过去。
十分钟后，莎克蒂收到公司律师事务所的通知，所有的收购手续已全部办妥。
林梓明靠在摩托车上，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停车场外面那个被榕树遮住了半个天空的方向。
教堂的钟楼在树叶的缝隙里露出一角，白色的墙面上有雨水冲刷了不知多少年的痕迹。
他想了大概一分钟。
“拉杰·帕蒂尔的办公室在哪里？”